一、论中西方讽刺诗的文体风格及形态的差异（论文文献综述）
张美秋[1]（2021）在《《大师与玛格丽特》汉译审美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审美是美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欣赏与品评。翻译美学理论是将美学的相关思想、原则和理论方法应用于翻译领域,运用现代美学原理去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所产生的美学问题,是对翻译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研究。文学翻译最终目标则试图达成原文审美在译文中的再现。《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倾其一生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巨着,是作家一生的创作总结,小说发表后在俄罗斯国内外引起强烈关注。作为白银时代魔幻现实主义的不朽之作,小说独创的艺术结构与精雕细琢的隽永言语均使读者惊叹其高超的审美价值。近年来《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中译本也不断涌现,但对《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翻译分析研究的文章却明显不足。因此,本文以翻译美学理论为指导,对《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意识以及对原文的审美价值的再现进行探究。全文共分五章。绪论介绍翻译美学理论与《大师与玛格丽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整理并列出《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中译本,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论文的第一章对翻译美学的诞生背景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概述,梳理分析审美翻译学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第二章运用翻译美学的语言审美思想,从词、词组、句子三个层面分析《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中译本,探究翻译过程中审美主体对原文语言审美信息的传递与再现,强调审美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准、美、精问题。第三章运用翻译美学的风格审美观点,阐述《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风格审美的信息要素,从音乐美、修辞美和朦胧美三个方面分析《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译本,探究译文文本对原文文本显性和隐性风格美的呈现。论文第四章借用翻译美学理论的文化审美思想,阐述《大师与玛格丽特》中的文化信息审美要素,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两个方面对《大师与玛格丽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探究译文文本对原文文本中宗教与世俗文化美的传递与再现。结语得出结论,指出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靳莹晖[2]（2020）在《奇幻旅行中的异域形象 ——《巨人传》与《镜花缘》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巨人传》是诞生于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小说,代表了优秀的人文主义者——拉伯雷对文艺复兴与时代光明前景的热切希望,《镜花缘》则是创作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清朝嘉庆年间,承载了落魄才子李汝珍对万般世相的嬉笑怒骂。两部异时异地的作品注定有着巨大差异,然而细读两部作品可以发现,文本中的主人公都在乘船踏浪而去的海洋旅途中,遍历了样貌品行各异、真实奇幻交织的异域国度。因此以异域形象为圆中心可以展开多个层次的相似性讨论。首先是异域形象生成的时空场域,两书流动的自然时间中潜藏着恒定的狂欢节与上巳节,在地质空间虚实结合的描述中为主人公营造出自由的阈限空间,它们共同将整个文本导向非常规性与奇幻性;其次是异域形象的异行异秉与生存地域的奇物奇景,反映了中法不同的审美观念,但两书在形象整体风格上的荒诞怪异与针砭时弊却又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双方都运用戏拟与讽刺的艺术手法,在诙谐的氛围中深刻探讨着多种社会问题;再次是异域形象作为“他者”形象,对“自我形象”的反映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作者所着意揭露的社会弊病,还包含着地理环境、文化潮流这样的外部大背景,甚至暗示了作者的人生经历与写作心境,于此发现两位作者在滨海的生活环境、压抑的文化语境、失意的生平经历、消遣与游戏的创作风格等方面都具有共同点;最后在异域形象——“东方神瓶与海隅小邦”的社会集体想象层面,可以窥得两书创作时代的真实对外交流情况与民族心态。这两场文学异域旅途的追寻仪式,共同诉说着人类所拥有的相同精神内核却不同美学风格的狂欢主题。
王钦懿[3]（2020）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文中指出自互文性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互文性研究逐渐在中国掀起了研究热潮,为我们探究文本的结构,语言与社会语境的相互建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互文性研究逐渐呈现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引起了修辞领域和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共同关注。但是,与国外相比,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仍然较短且不够深入,往往驻足于对互文性的界定和互文手段的描述,尚未获得系统的理论层面的理解与阐释,围绕政治文本互文性作用机制的讨论尚不多见。可见,政治文本互文性研究是扩展政治语言学和互文性问题领域的有利视角。由于互文性这个定义自身蕴含的巨大思想性,以及发展历史上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互文性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互文性成为使用最广且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互文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互文形式的描述和词源的分析,只有摆脱纯粹的客观主义描写,才能深入剖析互文性的实质。本研究引介语言文化学中的先例现象理论和语言个性理论,结合以批评话语分析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视角、跨学科的互文性分析框架,既包括微观层面上互文手段的描写,也涵盖宏观层面上社会语境与互文性的相互影响和建构研究,旨在探究互文性与社会事实和政治现实的关系。本研究选取21世纪对俄罗斯和世界至关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演讲文本作为语料,共收集普京政治演讲文本316篇,共522780词,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206篇,共372097词。经过识别与提取后,获得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349个,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166个。本研究旨在解决下列三个问题:（1）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呈现何种特征和异同?（2）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构建了怎样的政治现实?（3）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功能有哪些?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整合了政治文本互文性与俄罗斯领导人语言个性的分析框架,并对引文进行了联想实验,阐释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异同,剖析了俄罗斯的普梅权力“双子星”的权力中心与外交战略。研究表明:（1）互文性的描写与阐释: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的源文本既有相同又有异同之处。普京主要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和历史类型的互文本;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民族文化;多出现于记者会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国际关系与政策、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上。通过对比普京三个任期互文性的疏密度以及与文本主题的关系,研究发现,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与该任期下普京的政治优先方向有关,不同政治主题的文本中互文本的数量和类型不同。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互文性呈现以下特征:源文本除了文学、政治和历史之外,源自哲学和法律的互文本所占的比值也较高;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文化;多出现于论坛演讲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话语主题上。研究进一步发现,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互文性集中于经济主题的文本中,梅德韦杰夫侧重于经济机构、制度的整合与重建。而担任总理期间,互文性在内政规划主题的文本中密度较高,侧重国家治理,制度的改革等。对互文性的选择需符合身份才能获得认同,因此,互文性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是政治家建构形象的言语策略。可见,互文性的作用形式与表现手段多样,与普梅二人政治重心的不断迁移密切相关。（2）互文格:本研究建立了互文格的综合分析框架,结合显性和隐性互文性进行分析。隐性互文性包含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隐性互文性的研究同时能发现该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价值观与文化知识。通过对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批评分析,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格的共性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互文格均为历史类型的先例情境。先例情境作为民族文化信息的最小浓缩形式,蕴含着对善与恶的评价标准。因此,使用先例情境可以不见行迹地影响受话人的意识形态,对相应政治观点在文本的“表面之下”进行“对与错”、“好与坏”的评价,传递着政治主体隐含的意识形态,建构社会体系的评价标准。不同点是梅德韦杰夫更侧重于使用的互文格为引文。互文性的选择与使用体现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话语特色。（3）社会语境:本研究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对语言个性认知层与语用层进行了分析,勾勒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互文本库,解读普梅“双核时代”的政治轨迹,以及二人在政治价值观和历史观上的不同。普京侧重于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历史领域的互文本。普、梅二人执政初期的历史环境不同,导致政治路线与需求不同,均体现在政治文本的语言个性上。语言个性即是人的个性。从互文性的视角来看,普京侧重稳定自己的权力和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较多选择先例情境等互文格。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政治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个人特色。他偏重于使用源自法律、经济和科学领域的互文本,体现其重视法律和民主的政治观,揭示了梅德韦杰夫重视科技发展和创新型经济的核心观念。通过对互文能力的研究发现,政治主体根据受话人的语言文化共同体类型对互文性进行语用预设,以便更有效地达成政治目的。作为再现事实的方式,话语在政治文本中,互文能力体现了政治主体根据不同政治语境和目的选择互文本的能力,借助互文性所蕴含的伴随意义与评价功能,阐释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性构建的外交关系。从互文性的角度洞悉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观与外交关系,有利于剖析俄罗斯未来发展走向,对我国政治话语体系进行建构。本研究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上,本研究在政治语言学框架内,将互文性与语言文化学、重新语境化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对比分析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差异与原因。在以往研究中,国内学者多针对引文进行互文性研究。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西方与俄罗斯的互文性表现手段,基于对互文性和先例现象两个概念的对比与剖析,提出了互文性的分类,弥补了隐性互文性研究的不足。分析表明,在政治文本中隐性互文性是主要的互文方式,也是政治主体用于掌控意识形态和达成政治动机的主要互文手段。基于此,提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互文性的结构和作用机制方面展开了讨论。对互文性理论和政治语言学理论进行了补充。第二,在方法上,批评话语分析历来以过于主观受到质疑,因此本研究基于语料库和联想实验的研究方法,用客观的数字和试验结果弥补了这一不足。此种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避免了主观分析可能带来的偏差,还印证了研究框架的有效性,证实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扩展了互文性的研究思路。同时,首次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并结合语言个性理论,深化了对政治文本互文性运作机制的研究。为广大学者提供了思路。第三,在实践上,以往对于互文性的研究多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物,针对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较少,对俄语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仅有的针对俄语政治文本的研究中,多以普京文本为参照。本研究选取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演讲文本作为研究语料,这两位领导人是21世纪以来对俄罗斯,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导人,普梅的双驾马车共同驾驶了将近20年。因此,剖析二人的政治思想与治国实践,对于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能获得一定的启示。
牧阿珍[4]（2018）在《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在中国是鲜为人知的作家,但阿克萨科夫家族在俄罗斯却享有很高声望,俄国学界甚至已形成较为完备的“阿克萨科夫学”。其中,谢尔盖·阿克萨科夫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本文选取代表其最高文学水平的作品《家庭纪事》和《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体裁归属、家庭主题、人与自然关系、叙事特点四大方面解析阿克萨科夫的创作特色。体裁方面,尽管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对“家庭纪事”体裁的内容和形式并无明确规定,但“家庭纪事”清晰的纪事原则、限定的问题范畴和特殊的历史主义使其有别于其他同类体裁,成为一种独特的家庭小说子形式。由于“家庭纪事”体裁本身的模糊界定,使得学者们在对待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和《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的体裁归属问题上难免各执一词,目前有“回忆录”、“自传”、“历史小说”、“古代文献”、“小说体回忆录”、“家庭小说”、“家庭纪事”等一系列说法。本文认为,将上述两部作品归为“家庭纪事”小说更为合理,确切地说,它们是俄国家庭纪事小说的源头。这两部作品按照时间线性顺序,讲述巴格罗夫家族三代的自然更替。文本口语化的叙述方式,纪事型的松散结构和淡化的小说情节,使得整体叙述显得漫不经心,但其内部紧紧围绕“家庭”主题形成统一的情节结构模式。此外,文本虽不直接描写历史大事和社会氛围,但对巴格罗夫家族生活的描绘展现出时代风貌,具有强烈的历史特性。主题上,阿克萨科夫始终将视野聚焦在家庭内部,讲述巴格罗夫大家庭的家庭幸福与内部矛盾。作者以其细腻、温情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和谐的父系制“贵族之家”。斯捷潘·巴格罗夫既是关爱家族的大家长,也是主宰家庭的君王,是“人性”和“兽性”的结合体。不过,巴格罗夫大家庭的和谐是建立在家庭成员根深蒂固的父系制意识基础之上。因此,作者对“贵族之家”的赞美和眷恋折射出他对封建旧制度的维护,有其思想上的保守性,但贯彻在文本深处的“家是古朴天堂”、“家是温暖源泉”、“家庭传承是首要”的家庭观念在19世纪中后期猛烈批判腐朽没落“贵族之家”的文学大潮中乃是一股清流。本质上,阿克萨科夫的家庭观念与斯拉夫派“家庭-民族-人类”的概念排序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质都是对俄国传统文化的守护。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自然在阿克萨科夫美好家园的物理和精神版图之中占据重要位置。他笔下的自然是乡村自然、渔猎自然和劳动自然的结合,他对自然的描写呈现出诗意与科学的特点,这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在家庭纪事文本中,阿克萨科夫从生存和精神生态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深入思考,文本中所体现的“自然是人生命的养育者和精神的治愈者”的生态思想与21世纪“保护自然”、“回归自然”的时代号召可谓不谋而合。作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背后是其对乡土世界和传统文明的回望。叙事特征方面,首先,多种叙事手法并用:作者借用神话叙事,塑造了老巴格罗夫“文化英雄”的人物形象,为其“创世”情节添加神话色彩;采用民间童话叙事手法讲述索菲娅遭受继母虐待和阿列克谢娶亲的故事,为女主人公索菲娅的人物形象披上“可怜继女”和“美丽新娘”的神秘童话面纱;旅行叙事的运用则将谢廖沙凌乱的童年经历梳理成清晰的成长脉络。其次,叙述者兼具文化老者和天真儿童的双重叙述身份。《家庭纪事》主要以文化老者的成人视角讲述祖辈、父辈故事,并严格遵循第一人称外视角,避免直接的心理描写和哲学思考,叙事冷静、客观,情感表达较为克制。《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则将第一人称内、外视角并用,其中,儿童视角为主,成人视角为辅。通过儿童叙述者天真无邪的目光展现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客观世界,而成人叙述者的必要补充使得整体叙事不失浅显。二者的结合形成文本客观且诗意的独特叙事风格。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文本开创了俄国“家庭纪事小说”体裁的先河。他对“家庭”、“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探讨具有时代前瞻性和永恒的人类学价值,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在19世纪俄国文学中自成一派。这些足以使得阿克萨科夫有资格跻身于俄国文学经典作家之列。
章书瑜[5]（2018）在《西里尔·白之的汉学研究历程及影响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外文学及文化交流中,汉学家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领域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二战后于欧美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所表现出的专业化与学术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的研究历程及影响极具研究价值。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1925-）是美国着名汉学家,在英国出生并学习汉语,1960年移居美国后,活跃于北美汉学界。他是研究和译介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思路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白之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成就及其学术精神都值得学者借鉴。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重点概述白之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求学时的汉学活动,从其求学时期的英国汉学研究背景、求学摇篮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及其对明代小说的译介及评价,尤其是作为“西方文学史上研究冯梦龙作品的第一人”入手,探析白之在英国时的中国文学研究活动。第二章开始分析白之移居美国后的中国文学经典及流派研究。其赴美后改变研究方向,重心放置于中国经典文学的译介及中国文学流派研究,笔者以此为研究对象试分析白之对北美汉学界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白之在美国汉学界真正声名鹊起的时期,及其以《桃花扇》、《牡丹亭》为代表,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译介,试探析其译着的演出成为“二十世纪伟大的文化盛事之一”的原因。第四章以白之对明代“精英戏剧”经典的集合《明代传奇选读》及中国古典悲剧《娇红记》的译介,研究其创作后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选择白之的汉学研究历程及影响作为论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对白之的中国文学研究生涯及其主要研究成果的系统分析,探析其主要学术研究贡献等,并思考其对中国文学研究和阐释的启迪。
高查清[6]（2017）在《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文中提出自上个世纪末起始,翻译理论界掀起了一股否定忠实之风。不少人以谈忠实为耻,说“叛逆”为荣,似乎不说“叛逆”就不“学术”,不行“叛逆”就非“翻译”。从本质上说,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或文字忠实地表达出另一种语言或文字所说或写的内容,其终极目的是要完成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言语之间的沟通,促成双方相互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于源语信息的扭曲或损伤,都会影响交流的质量和效率,甚至导致交际失败。职是之故,翻译过程中对于原文本的忠实至关重要。不管是研究翻译理论还是从事翻译实践,都离不开对忠实翻译原则的理解、把握和坚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忠实翻译原则乃马之缰、船之舵。有了它,翻译才有一定的参照标准,译者也才有一定的追求方向;反之,如果没有或者否定忠实翻译原则,那么,翻译实践势必变成了译者自行其是、随心所欲的实验场甚至游乐场,读者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所阅读的所谓“译作”中哪句话为作者所说、哪句话乃译者杜撰,到最后,可能连作者的“真话”读者都难信其真了。这不仅仅是读者的不幸,更是译者乃至翻译本身的不幸。所以,对一定忠实翻译原则的遵循与坚守是一件必然也是必须之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译文质量的高低,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说到底还是要取决于译者,所以,对于译者正确的忠实观教育,是保证翻译质量、发展翻译事业的源头和起点。在翻译教学中,必须让译者明白,不管是从翻译的本质和功用来说,还是从伦理和目的的角度来看,忠实是翻译的生命线,是翻译须臾不可离的灵魂。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不管是“归化”翻译法还是“异化”翻译法,不管译者如何发挥其主体性,都始终不能丢开“忠实”这一根本原则。抛开忠实,就等同于否定翻译本身。正因如此,在跨文化教育交流日益频仍且成为教育领域一种常态的今天,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和所有外语教育工作者,为了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要关注翻译活动对于“忠实”原则的遵循与坚守,必须要在翻译人才教育培养的源头和起点加强译者忠实观教育。这也是撰写本文的主因。文章导论部分主要陈述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对有关概念进行界定,梳理了与该研究关系密切的文献并分析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阐明了作者的研究思路、运用理论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从翻译的本质、功用谈起,以翻译史上出现的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争等重大争论皆因译文是否忠实而起为例,教育译者忠实乃翻译的本质要求。第二章“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从译者伦理的角度,教育译者作为“中间人”,有忠实传达委托人信息的义务。虽然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有时要面临忠实于作者、读者、委托人,或者是自己翻译理想的选择,但从根本上说,这几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归化”与“异化”翻译方式同样也是辩证统一,只要秉持忠实原则,二者之间就可以相互促进。第三章“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论述了不同性质的文本对于忠实翻译的不同要求（比如文学性文本要求译出文本中的“美”,而非文学性文本则对译文的准确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从文本特征的角度教育翻译人才要以“文（本）”为“本”,树立正确的“文本意识”,培养熟练分析文本类型并将不同文本的不同特点体现于译文之中的能力。第四章“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阐释了影响忠实翻译的文本外因素,说明政治、民族、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会对忠实翻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教育译者要排除外界干扰,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追求自己的翻译理想,拒绝做“线牵木偶”。第五章“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从分析译者主体性的本质入手,批驳国内外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译者主体性的一些错误认识,重点驳斥翻译理论界宣扬“叛逆”思想的相关论调,论证它们对于翻译的危害,教育译者要正确理解并合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为忠实翻译服务。第六章“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从翻译批评的角度,论证了翻译批评对于忠实翻译的保障作用。忠实翻译不能完全依靠译者的自觉性,而是要有健康、严肃的翻译批评,要在翻译界形成一种批评氛围。教育译者不仅要虚心、诚恳地接受翻译批评,并且也要积极地参与翻译批评,惟其如此,忠实翻译才能步入良性循环。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译者忠实观教育进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肯定正确的翻译忠实观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于翻译事业、对于译者教育与成长的重要价值,并对如何更好地进行译者忠实观教育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
钟达锋[7]（2016）在《康达维译《文选·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赋是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文选》中的赋代表了唐代以前赋体文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文选》作为中国文学典籍的地位毋庸置疑,康达维先生将《文选》中的赋译成三卷内蕴丰富、流畅可读的英文,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本论文以康达维译《文选·赋》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翻译的前提、基础、背景、过程等问题,分析译本的指导思想、特色价值、策略模式等等。本文属于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既是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的翻译研究,也是通过译作分析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绪论部分对《文选·赋》的研究和西方辞赋翻译的研究进行综述,阐述本研究的价值意义。辞赋的翻译是赋作在域外的化身,随着赋学的发展,也应纳入赋学研究的视野。国内学界对康达维的赋学成果进行了较多地引进、翻译和介绍,而对他最主要的成果——《文选?赋》的英译,目前只有简单的介绍和评价,尚无系统性的专题研究。《诗经》《楚辞》和唐诗的翻译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着,而针对赋的翻译的研究相对而言还是一个空白,对赋的翻译进行系统研究和学术探讨很有必要。将《文选》文体和辞赋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与西方文学相比较、参照,可见其世界性与民族性。从文体产生的根源来看,《文选》的文体分类和编排有其层次和规律。从《文选》的文体选择可见中西文学体裁不同的发展道路,亦可见文学观念的差异性。与视文学为语言的自由艺术的观念不同,中国传统文学观视文学为具有艺术性的文字材料。赋的多种西文译名反映了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发展,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存在“有韵之文”、“散文诗”、“状物诗”、“铺排的文学”、“朗诵的文学”等几个层面,其中“朗诵的文学”深入本源,因此“rhapsody”（狂诗）的译法被普遍接受。通过与狂诗的比较可见辞赋的世界性和民族性。如果以原始传达方式为标准重新定义各大文类,那么赋属于“诵”,可以作为中国的“朗诵型文体”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比狂诗,赋的民族性根源在于我国以诗文为主的文学传统、士人言说方式的转型以及“感物造端”的文学观念。以训诂注疏为核心的“选学”是《文选》的阐释传统,这一学术传统实质是《文选》的历时性语内翻译。“选学”赋予文本意义,使翻译成为可能,因此构成《文选·赋》英译的阐释学基础。康达维译《文选·赋》是辞赋翻译的新成果,本文简要回顾了西方汉学界辞赋翻译历史。通过比较分析韦理、华森两人的辞赋翻译和康达维的译本,可见辞赋英译大致经历了由新奇通俗译文到严谨普及译本,最后走向专业的学术性深度翻译的发展过程,《文选·赋》英译本是辞赋翻译专业化、学术化发展的结果。康达维个人学术兴趣和教育研究背景对他选择从事《文选》的翻译起决定性作用,对《文选·赋》英译本的最终面貌也有关键性影响。《文选·赋》英译本定位于面向学习者、研究者的典籍翻译,以“绝对准确加丰富注解”为总体翻译策略,但是其准确性受到文本历史性、阐释开放性和译文可读性的限制。本文详细描述了康译《文选·赋》的译本模式,重点分析了译本副文本的功能和意义,通过与其他典籍译本模式的对比分析,可见《文选·赋》英译本在内容排布、阐释深度方面符合学术性典籍翻译的定位,切合“绝对准确”的指导思想,堪称典籍翻译的典范之作。第四章从名物、社会文化、历史典故等方面论述译本对原文中文化要素和文化现象的处理。大赋中罗列的动植物和矿石的名称从翻译的角度看是一个个文化概念。名物的译名与其注解有多种译释方式,两者有六种形式的组合。名物的翻译体现了“绝对准确”的指导思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所具有的阐释能力。对于社会文化和历史典故,译本主要通过直译加注的方法对文化内涵进行深度处理。深度翻译的本质是深度语境化,即将原文本或原文本片段的文化语境,通过副文本的方式搬到译本所营造的文本语境中来,使译文或译文片段具有原文化语境的支持。第五章从修辞手段、联绵词、模糊语言等方面论述译者对原文语言和文体特征的处理。辞赋的语音修辞手段可译性小,基于多种原因,译本未作安排;而句法手段可直接转换,能大体保留其修辞效果。《文选?赋》中联绵词的主要功能是描摹声貌,即以声音直接传达形象,其实质是语音象似性。基于联绵词的语音象似性,译者以押头韵或尾韵的词组翻译《文选》赋中的联绵词,较好地保留了其音韵效果和感染力。辞赋语言的模糊性主要源于汉语文言的特殊性和辞赋文本的历史性。翻译活动本身就是突出重点作出更为明确的释解的活动。对于辞赋中的模糊语言,译者主要采取了明晰化的翻译策略。第六章从西方汉学研究的语境下论述康达维译《文选?赋》的学术性。译文注释将译本置于西方汉学文本网络之中,汉学构成了译本的学术背景;同时译本进入汉学传统,属于西方汉学成果的一部分。《文选?赋》译本是康先生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翻译和学术研究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和前提。就思维本质而言,翻译和研究都是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本身也可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典籍的翻译因其文本的历史性,其翻译过程具有文献研究的本质。《文选?赋》的翻译凸显了典籍翻译作为学术研究的一面。康达维译《文选》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文献考据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最后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译本对日文、德文、法文文献的征引是本论文未涉及的领域,是可进一步拓展的学术空间。
雷奕[8]（2014）在《文化视野下中国新诗跨文体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同文体形式互相借鉴交叉感染的现象,这种文体越界实践是一种长期而普遍的行为,本文就从中国新诗的跨文体形式出发,对新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越界形式进行了系统分析。本文认为,新诗形式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诗人出于艺术创新而采取的形式方式,而是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现代形式主义论者普遍认为,艺术形式是与人的精神、思维乃至文化紧密相关的,它并不外在于精神,它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与情感信息。从发生来看,西方诗坛出现的大范围文体跨越现象是在启蒙运动后现代文化建立过程中才有的,这是艺术家利用形式方式对现代性文化弊端进行反抗的手段。它孕生于现代性文化内部,表征着现代性文化的特点,同时也具有独立性,能对现代性文化起反作用。中国新诗出现在后发性现代文化圈内,相似的形式却承载着不同的文化理想。总体而言,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对诗歌的跨越,始终渗透着诗人们渴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自由、民主、进步的现代文化的梦想。从对新诗越界形式跨时段的分析中深入剖析诗人在运用此种形式时的文化观点,是以往新诗文体跨越研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由于其它文体的进入,改变了诗歌的文本形态,这种改变包括诗歌话语、文本结构、美学融合等诸多层面。新的表达方式与新的美感经验是现代新诗诗艺成熟的重要经验,通过细致的梳理与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文体交叉给新诗带来的艺术美感。在此前提下,本文抓住每个文体特有的文体要素,围绕这些特有的文体特征在借鉴融通后的文本形态进行分析,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淘沥出属于诗歌文体的基本形式要求：即诗歌在形式上要求有基本的节律感；诗歌的语言结构是多层次的,除了散文性的字面意义以外,诗歌语言的特性在于通过字词本身的音乐性、图画性引起某种暗示、启示,以及通过意象、事件、场景的串联、切割、组合,突破字词表面的说明性意义的限制,使读者的认知、感受达到另外一重新的境界。新形式的创建离不开传统形式的制约与影响,形式具有继承性与连贯性的特点。文体越界虽然是在接受西方现代性文化和文学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文体变革,但传统的形式也仍潜在地发生作用,本文以废名和翟永明、张枣等人的诗歌为例,阐释传统形式、技巧、诗学观念在现代新诗越界形式中的化用情况。文体越界是新诗获得生命并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最好的途径,任何形式的创造都要基于艺术家对生存感受的深切体会,只有在这种深切生存体会基础上萌生的符合内心真实情感表达需要的新形式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形式。而任何炫技或不假思索地横向移植都不是使新诗发展壮大的正途。从这点来说,有两点启示：一方面要求诗人对所处文化语境要有深刻的洞察与理解,要有文化建设的担当意识,另一方面则要努力汲取各种艺术资源进行艺术锻造。
郑茗元[9]（2013）在《《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研究：理论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小说诗学”，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概念，是对小说的创作风格和叙事结构进行研究的一项审美策略，或者说是一个以接受理论作为雏形的研究方法。关于“小说”这一重要文类书写形式的诗学研究，中西方学术界的论文、专着可谓汗牛充栋，多年来主要集中在对文本结构的散文化、人物形象的虚构化、以及审美情境的意念化等诸种叙事形式的诗化钻研上。而《尤利西斯》的小说诗学研究则彻底打破了人们基于传统、保守的文学观对小说未来的命运所做出的种种误解，鼓励着人们真正致力于对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的纵深开发和对小说未来潜在前景的不懈探索上。本文鉴于前人对《尤利西斯》的考察分析提出了“小说诗学研究”的新视域，但值得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角度与前人的相关研究又有所区别，笔者是从“理论与实践”这个结合视角来论述《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总体特征和价值内涵的，所以在整体思路上比起以往的研究多了一个环节，那就是小说艺术与诗学思想二元重合下的融合性研究。正因为《尤利西斯》的小说诗学品性使得整部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有了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但这些诗学品性是怎么被融合进一部文学作品内的？又是怎么在小说的构成中得以和谐地共存？诗学理论的思想光芒为何在《尤利西斯》的小说创作中闪烁得如此之炫目？这是文学作品创作的组合机制问题，但迄今为止尚无人把以上这些疑点综合在一起当作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小说文论专题来加以研究甚至是独撰过，得益于填充这一盲点的探索动机，本文力图在解答这些疑点问题的梳理之上针对《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文论体系构建进行理论与创作的整体性考察，况且这也是本研究的一点独到创新之处。论文的论证框架共分五大主体部分：第一部分的导言重在把握研究现状、提出问题；第二部分探讨《尤利西斯》的小说艺术观，以《尤利西斯》构筑的情感思想世界为经典例证来充分映现小说文类的构思模式、表现形式和艺术境界；第三部分论证《尤利西斯》的诗学策略，全面研究和深入整理《尤利西斯》文学作品的终极诗学追求，包括存在之思、美学之辨、生命之悟在《尤利西斯》作品中的思想印迹，致力于努力发掘世界背后或事件之底的现代人类生存概貌和生命真谛；第四部分具体阐释小说艺术和诗学思想在《尤利西斯》中的二元重合观，全面论证《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理论在文类创作中的多重隐喻色彩和实践价值；第五部分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位契合视角概括性地梳理了《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艺术特色、思想体系及文学精神，并揭示了其文论系统的叛逆性、继承性和开放性，重在总结全文，归纳结论。笔者借助于透视性的诠释思路和整体论的阐述架构，对《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理论观念和实践成果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理性的概括，试图藉此将小说的审美意义和诗性智慧提升到当下人文语境中的本体论层面进行反思，并围绕其所指向的核心议题：“小说何所是？”、“小说意何为？”、“小说去何处？”，对未来小说创作所面临的诗学困境与文学使命做出暗含启示意味的前瞻。本文的结论是：《尤利西斯》这部小说超越文体、结构等具体手法，不仅预示着小说创作在技术层面的革新，还意味着小说在功能使命和精神品质上的变迁。其诗学价值是：小说以记录生命真实为创作定位的最高准则，超越人类一切理性认知的偏颇和局限，走向“以情感意识构建生命本真”的艺术境界，益于促进艺术感悟与诗学理论“天人合一”的共通和融合。小说的未来在《尤利西斯》诗学精神的启示下正不断地走向对话与多元：一元化专制主义思想的退位、开放性复调精神的张扬。小说，这一开放、宽容的文类形态在现实的对话世界之中探索着无尽的存在之谜，在从一个未完成态走向另一个未完成态的演变轨迹中彰显、发展着自己的智慧。本论文着力于从理论与实践这个研究视角出发，以《尤利西斯》中的小说诗学体系为具体论证对象，进而所做出的文类诗学理论的梳理贡献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可喜的初步尝试，希望能以抛砖引玉般的引论姿态引起中西方文论界对其他文类诗学研究（如：散文诗学、诗歌诗学、戏剧诗学）的足够重视和精心关注，期待一个百家争鸣、蔚为奇观的“文类诗学大观园”局面的来临。
陈安慧[10]（2013）在《反讽的轨迹 ——西方与中国》文中研究说明反讽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术语之一,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传入我国后又成为我国文论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词汇。本文通过梳理反讽在西方的发展史和在中国的引进史,力求在历时的考察中理解其基本定义、文化内涵和发展动态,在横向的比较中找出中西文学批评系统中反讽的相通与相异之处,并借比较中的自省来理解和丰富中国自身的表述系统,丰富中国文学批评实践的思想资源。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梳理了反讽在西方修辞学中的演变。在传统修辞观中,反讽被定义为言与意的不一致或悖反,在滑稽谐谑中达到隐秘地批评的目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英美新批评,尽管新批评派在理论上将反讽定义为组织诗歌的结构原则,但在批评实践中,仍沿用了传统修辞观对反讽辞格的解读法,并把反讽的言意不一致特征进一步扩大,致使凡具多重解读意的字词诗行都被称为反讽。20世纪中期修辞学走出了研究演讲或作文如何遣词造句的传统桎梏,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涉及交流的所有实践领域。新修辞学泰斗肯尼斯·伯克将反讽等同于辩证,指在交流中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对对立面的互相依存转化的洞察和对同一事物内部兼容对立特质的了解。解构主义修辞学家德曼把反讽比喻为转义寓言的永恒的合唱颂歌,反讽不断跳将出来破坏寓言化叙事,因此,对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不该有一个所谓权威的“真正的理解”,阅读应该向各种阐释的可能性开放。米勒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试图说明反讽是文本中一种永久性的间离效果,且充斥于整个文本,反讽使文本中的语言和事件受制于双重甚至多重的逻各斯,从而打破赋予文本终极意义的阐释模式。反讽辞格随着西方修辞学的演变而变化了自身的内涵,修辞学的演变又根源于语言观的改变,在西方修辞学史中,语言从最初的工具地位逐步上升到本体地位,反讽见证了也促进了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了一段在否定常识的基础上前行的轨迹。第二章梳理了反讽在西方思潮文论中的发展史。反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目的是要用反讽来对传统知识提出质疑和挑战,进而激发人们用灵魂去思考,使一种绝对知识在思想中自行显现。18世纪末以弗·施莱格尔为首的浪漫派发现无限的纯粹自我难以企及,只有靠有限自我的不断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无穷交替性反讽运动才能无限接近纯粹自我。浪漫派还发现绝对真理不可能直接由某一固定的概念得到完整的揭示,只能通过反讽展现的矛盾、否定和创造被间接地暗示出来。然而哲学只能解释反讽,艺术却能做到反讽,由此,浪漫派把反讽由哲学引入到美学。在20世纪中期开始的后现代主义众声喧哗的语境中,一些学者对反讽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伊哈布·哈桑把后现代反讽视为“意义熵”,但他把反讽列为后现代主义重建趋势中的特征之一,在他看来,反讽的意义熵既是玩世不恭中表达的对这个世界的隐喻意义上的沉默,也是在实质性的混乱嘈杂中引入多元价值,为再创造作准备。琳达·哈琴认为反讽体现了后现代共谋与挑战同在的矛盾性,它在意义上表现出相关性、包容性和区别性的特征,且具有评判锋芒,可用作武器最终在社会层面上发挥功用。但反讽的评判锋芒具有双重性,运用不得当会产生严重后果。哈琴强调现存的话语共同体是反讽能够发生的首要条件。在反讽的使用和诠释方面,哈琴更关注诠释方。哈琴还指出,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都以反讽为有力的破坏性工具,但后现代主义无法将质疑行为转变为变革实践,后殖民和女权主义则具有明确的政治规划和行动理论,从而超越了后现代在政治上批判与共谋的矛盾性。理查德·罗蒂质疑真理是对现实的准确再现的看法,提倡由“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接替传统哲学文化。这种反讽主义者不相信“正确的”终极语汇的存在,总是希望从公共修辞中摆脱出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终极语汇,从而创造出最佳的自我,但在公共领域作为自由主义者他会避免侮辱他人,所以在反讽的自由主义文化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汇。从古希腊到后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范式发生了极大的逆转,这一逆转来源于真理观的改变,苏格拉底坚信绝对真理的存在,后现代学者消解了真理的形而上意义。反讽在这一逆转的过程中被作出不同的阐释,以适应不同时期真理观的需求,同时反讽也以与生俱来的否定精神引领哲人们在不断地探索中怀疑和否定前人的既有结论,成就了真理观的逆转过程。第三章介绍了中国对西方反讽的引进与理论探讨。我国古代的曲笔修辞和道家的言意之辩为后来的反讽引进奠定了一定的本土基础。正式的引进分为“五四”至1978年、1978年至今两个阶段。“五四”至文革期间我国建立起自己的修辞学体系。陈望道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中总结出三十八格,其中“倒反”格正对应西方修辞中的反讽。20世纪30至40年代,中西学者的直接交流促进了我国对英美新批评反讽的引进。同时鲁迅不仅着文和讲座宣传旨微而语婉的反讽,还身体力行地在创作中使用这种手法。文革结束至今反讽不断被译介到我国,丰富的译介材料使国人对反讽的构成机制、作用原理、哲学内涵等各方面的理解都更加全面和深化。我国当代对反讽的理论探讨也存在于修辞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在成体系的汉语修辞学专着中,与西方“反讽”辞格对应的汉语辞格是“反语”,随着我国修辞学对交际的强调,修辞研究由静态转向动态,反语辞格不再只关注发话方,而是强调发话方和受话方双方的互动。在文学批评方面,我国的反讽理论探讨形式多样,有中西对比的,有以西方反讽文论为基础提出中国当代文化构想的,还有用西方反讽理论赏析作家作品的。总的说来,国内研究者对反讽技巧的分析越来越细致,但从哲学思辨的高度来研究反讽的文章还不够丰富。第四章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反讽的表现和特色,并指出了反讽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的误区。中国现代小说中偏爱反讽的代表性作家有鲁迅、郁达夫、张爱玲和钱钟书等。中国当代小说中反讽手法得到普及,无论是在独特经历后形成个人风格还是各流派小说的共同风格中都有反讽的参与。与西方文学中的反讽比较起来,中国文学中的反讽表现出杂糅性和世俗性,属于理论旅行后的积极调整。我国文学批评中反讽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将反讽与讽刺混淆,和过分的游戏化等。结语指出,反讽是一个跨文化语境移植而来的概念,在中西方文学中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言意的悖逆、温和的对抗、作者读者与语境的合作、超然的心态以及幽默的效果。这些在纵向和横向的变化发展中仍保持不变的因素正是使反讽能被识别出的核心因素。同时当代反讽面临着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质疑传统主流范式的同时引入新的文化理念,造就多元价值共存的新文化；另一种是质疑甚而消解传统范式,但又无意引进新范式,使文化面临虚无主义的危险。因而设问在进入反讽时代之后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反讽的积极的建构作用,避开价值虚无的深渊。
二、论中西方讽刺诗的文体风格及形态的差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西方讽刺诗的文体风格及形态的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1）《大师与玛格丽特》汉译审美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РЕФЕРАТ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翻译美学国外研究现状 |
| (二)翻译美学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大师与玛格丽特》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大师与玛格丽特》原作及其中译本介绍 |
| 三、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意义及价值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三)选题价值 |
| 注释 |
| 第二章 翻译美学与文学翻译 |
| 一、翻译美学理论概述 |
| (一)翻译美学诞生背景 |
| (二)翻译美学理论主要观点 |
| 二、翻译美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
| (一)文学翻译的概述 |
| (二)翻译美学中的审美对文学翻译作用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大师与玛格丽特》汉译语言审美的比较 |
| 一、词汇的选译 |
| 二、短语的选译 |
| (一)自由词组的选译 |
| (二)固定词组的选译 |
| 三、句子的选译 |
| (一)句子结构调整 |
| (二)频度的转换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大师与玛格丽特》汉译风格审美的比较 |
| 一、音乐性的呈现 |
| (一)拟声 |
| (二)节律的传递 |
| 二、修辞性的体现 |
| (一)比喻修辞格的审美比较 |
| (二)拟人修辞格的审美比较 |
| 三、朦胧特色的呈现 |
| (一)情与志 |
| (二)意境之美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大师与玛格丽特》汉译文化审美的比较 |
| 一、宗教文化传译的审美比较 |
| (一)圣经隐喻的翻译 |
| (二)宗教称谓词汇的翻译 |
| 二、世俗文化传译的审美比较 |
| (一)饮食文化的审美传递 |
| (二)社会文化的审美传递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完成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奇幻旅行中的异域形象 ——《巨人传》与《镜花缘》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1.1 异域形象的界定 |
| 1.1.2 自我形象的界定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巨人传》研究概况 |
| 1.2.2 《镜花缘》研究概况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异域形象生成的时空场域 |
| 2.1 异域时间的动与静——盛大的节日表演 |
| 2.1.1 流动的自然时间 |
| 2.1.2 恒定的节日时间 |
| 2.2 异域空间的真与幻——奇妙的海外航行 |
| 2.2.1 拟实的地质空间 |
| 2.2.2 自由的阈限空间 |
| 第三章 异域形象的分类与特点 |
| 3.1 异域形象的分类 |
| 3.1.1 岛国民众的异形异秉 |
| 3.1.2 生活地域的奇物奇景 |
| 3.2 异域形象的特点 |
| 3.2.1 怪异荒诞——戏拟与诙谐 |
| 3.2.2 针砭时弊——讽刺与想象 |
| 第四章 从他者形象到自我镜像 |
| 4.1 外部生成语境 |
| 4.1.1 地理环境:海洋与远方 |
| 4.1.2 文化潮流:压制与反抗 |
| 4.2 个人化叙述 |
| 4.2.1 人生经历:颠簸与失意 |
| 4.2.2 写作态度:消遣与游戏 |
| 第五章 中西异域形象的文化反思 |
| 5.1 不同的异域认知——东方神瓶与海隅小邦 |
| 5.1.1 神秘的彼岸国度 |
| 5.1.2 复杂的情感态度 |
| 5.2 共同的文学主题——追寻之路与狂欢之笑 |
| 5.2.1 “在路上”的生存答案 |
| 5.2.2 “面具后”的生活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出版或发表的论着、论文 |
| 致谢 |
（3）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2.1 政治语言学与概念体系 |
| 2.2 互文性研究综述 |
| 2.2.1 互文性理论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2 西方的互文性研究 |
| 2.2.3 俄罗斯的互文性研究 |
| 2.2.4 中国的互文性研究 |
| 2.3 作为政治文本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综述 |
| 2.3.1 政治演讲文本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3.2 西方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 |
| 2.3.3 中国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 |
| 2.4 以往研究的不足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政治语言学——政治文本互文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 批评话语分析与互文性 |
| 3.3 互文性理论 |
| 3.3.1 互文性理论的来源 |
| 3.3.2 互文性的研究向度 |
| 3.3.3 互文性的分类 |
| 3.3.4 互文格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研究方法 |
| 4.3 语料库的建设与标注 |
| 4.4 分析框架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1 源文本分类观 |
| 5.2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3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格特征 |
| 6.1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引文 |
| 6.1.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的引文 |
| 6.1.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的引文 |
| 6.2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名 |
| 6.2.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名 |
| 6.2.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名 |
| 6.3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语句 |
| 6.3.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语句 |
| 6.3.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语句 |
| 6.4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文本 |
| 6.4.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文本 |
| 6.4.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文本 |
| 6.5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情境 |
| 6.5.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情境 |
| 6.5.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情境 |
| 6.5.3 伟大卫国战争先例情境的语言形式 |
| 6.6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格的差异与原因 |
| 6.7 小结 |
| 第七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与语言个性 |
| 7.1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本库与语言个性 |
| 7.1.1 互文本库的定义 |
| 7.1.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本库与语言个性认知层 |
| 7.1.3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组合共治与意见分歧 |
| 7.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能力与语言个性 |
| 7.2.1 互文能力的定义 |
| 7.2.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能力与语言个性语用层 |
| 7.3 互文性的功能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结论 |
| 8.2 本研究的价值 |
| 8.3 本研究的局限与对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成果 |
（4）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第一章 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小说的体裁界定 |
| 1.1 “家庭纪事”体裁探究 |
| 1.1.1 何为“纪事” |
| 1.1.2 何为“家庭纪事” |
| 1.2 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小说：体裁辨析 |
| 1.2.1 《家庭纪事》和《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的体裁之争 |
| 1.2.2 《家庭纪事》和《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家庭纪事小说 |
| 第二章 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小说的家庭主题 |
| 2.1 “家庭”的起源和俄国传统文化中“家庭”的内涵 |
| 2.2 巴格罗夫家族——典型的父系制大家庭 |
| 2.2.1 斯捷潘·巴格罗夫的大家长形象 |
| 2.2.2 夫妻关系 |
| 2.2.3 另类“父与子” |
| 2.2.4 兄弟姐妹关系 |
| 2.3 阿克萨科夫的家庭观念 |
| 第三章 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小说中的人与自然关系 |
| 3.1 阿克萨科夫笔下的自然 |
| 3.2 朴素生态思想——自然是人的养育者 |
| 3.3 深层生态思想——自然是人精神生态的药剂 |
| 3.3.1 自然是人精神快乐的源泉 |
| 3.3.2 自然是人身体和精神的治愈者 |
| 3.3.3 “乡村人”和“城市人”的精神生态对比 |
| 第四章 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小说的叙事特征 |
| 4.1 多种叙事手法并用 |
| 4.1.1 神话叙事 |
| 4.1.2 童话叙事 |
| 4.1.3 旅行叙事 |
| 4.2 人称机制与叙述视角 |
| 4.2.1 《家庭纪事》：第一人称外视角 |
| 4.2.2 《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并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西里尔·白之的汉学研究历程及影响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理由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内白之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白之研究资料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及方法思路 |
| 第一章 白之在英求学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活动 |
| 第一节 白之求学时的英国汉学研究背景 |
| 一、白之求学时期的英国汉学研究背景 |
| 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
| 第二节 白之对明代小说的译介及评价 |
| 一、白之对明代经典小说的选择 |
| 二、发现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性 |
| 三、“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人”:白之对明代小说译介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白之的中国文学经典及流派研究 |
| 第一节 白之对中国经典文学的译介活动 |
| 一、白之对中国经典文学的选择 |
| 二、白之对中国经典文学译介的影响 |
| 第二节 白之的中国文学流派的研究 |
| 一、白之的中国文学流派研究框架 |
| 二、白之对中国文学流派研究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白之的中国古典戏剧译介活动及影响 |
| 第一节 白之的《桃花扇》:“中国古典戏剧中最出色之英译本” |
| 一、发现“悲伤”的必然:白之对《桃花扇》创作背景的研究 |
| 二、“南曲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白之对《桃花扇》的创造性解读 |
| 三、“诗意”的全译本:译者的翻译策略 |
| 四、“中国古典戏剧中最出色的英译本”:《桃花扇》全译本的影响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伟大的文化盛事之一”:《牡丹亭》全译本 |
| 一、“情”与“理”的突破:白之《牡丹亭》的研究观点 |
| 二、“经典化”翻译教材:白之的翻译策略 |
| 三、“二十世纪伟大的文化盛事之一”:《牡丹亭》译本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白之创作后期的明传奇译介活动 |
| 第一节 明代“精英戏剧”的集合:《明代传奇选读》 |
| 一、发现明代“精英戏剧”的典型 |
| 二、“明代'精英戏剧'极具价值的译介”:《明代传奇选读》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悲剧研究的重要一笔:《娇红记》全译本 |
| 一、发现“为爱而死”的典型 |
| 二、中国古典悲剧研究的重要一笔:《娇红记》全译本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白之中英文学交流年表简编 |
| 附录2 白之汉学着译书影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 理论工具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正确认识翻译本质是译者忠实观教育的基础 |
| 第一节 翻译的本质 |
| 一、翻译的概念 |
| 二、“翻译就是翻译” |
| 三、忠实是翻译的本然要求 |
| 第二节 文质之争乃“形”“义”之争 |
| 一、文质之争的缘起 |
| 二、文质之争的本质 |
| 第三节 直译、意译与忠实原作之辨 |
| 一、直译、意译之界定及争论 |
| 二、逐字译、字面译与直译都必须以忠实为准绳 |
| 三、翻译层次论与“直译”“意译”之调和 |
| 四、“信、达、雅”须以“信”为先 |
| 第二章 译者伦理与译者忠实观教育 |
| 第一节 伦理与翻译伦理 |
| 一、伦理 |
| 二、翻译伦理与译者伦理 |
| 三、对译者的忠实伦理教育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思想保证 |
| 第二节 “忠实”与“叛逆”的博弈 |
| 一、忠实历来是译者的追求 |
| 二、应该抵制翻译中叛逆思想及行为 |
| 第三节 忠实取向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
| 一、作者取向 |
| 二、读者取向 |
| 三、委托人取向 |
| 四、译者取向(理想取向) |
| 第四节 归化与异化—忠实取向的不同选择 |
| 第三章 加强译者的文“本”意识教育 |
| 第一节 文本乃翻译之“本” |
| 一、何谓文本 |
| 二、文本内涵的“异化”与回归 |
| 三、已译文本与待译文本 |
| 第二节 体裁(文体)与忠实翻译的关系 |
| 一、体裁的内涵 |
| 二、体裁的分类 |
| 三、体裁与文体、风格 |
| 四、文本体裁分析对于翻译的价值 |
| 第三节 服务于翻译的文本分类 |
| 一、以主题/话题为标准划分的文本类型 |
| 二、以文本的功能为标准划分的文本类型 |
| 第四节 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特点及翻译 |
| 一、文学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
| 二、非文学文本的特点与翻译 |
| 三、区别对待两类文本的翻译 |
| 四、忠实翻译没有“特区” |
| 第四章 培养翻译人才妥善应对翻译环境的能力 |
| 第一节 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符转换 |
| 第二节 翻译相关方对翻译进程的影响 |
| 一、委托人的“指挥”与赞助人的“召唤” |
| 二、读者的审美和阅读偏好 |
| 第三节 影响译者的目的语交际环境因素 |
|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
| 二、政治因素的“遥控” |
| 三、民族主义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
| 四、民族文化是翻译的“滤网”与“染色剂 |
| 五、宗教信仰的另类“投射” |
| 第四节 译者不是线牵木偶 |
| 一、语言文学“规范”不能丢 |
| 二、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 |
| 第五章 译者须正确认识并合理发挥其主体性 |
| 第一节 译者的角色 |
| 一、译者角色在中国 |
| 二、译者角色在西方 |
| 三、译者身份与社会地位 |
| 第二节 译者主体性及其与译者忠实观的碰撞 |
| 一、主体性释义 |
| 二、译者主体性 |
| 三、译者丧失主体性了吗 |
| 四、“译者主体性”有别于“译者主体性研究” |
| 五、如何看待译者主体性 |
| 六、“叛逆”不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
| 七、“译者主体性”取决于个体自身的努力 |
| 八、发挥“译者主体性”不等于鼓励译者“显形” |
| 九、解构主义否定不了忠实之于翻译的价值 |
| 第三节 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保障因素 |
| 一、提高翻译能力是充分行使译者主体性的技术保障 |
| 二、树立忠实翻译观是正确行使译者主体性的思想保障 |
| 第六章 培养翻译人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
| 第一节 忠实翻译需要翻译批评 |
| 一、翻译批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
| 二、翻译批评概念的内涵 |
| 三、翻译批评的任务、目的、价值和功能 |
| 四、翻译批评所处的困境及其出路 |
| 第二节 翻译批评主体之争 |
| 一、普通读者批评 |
| 二、专家批评 |
| 三、译者批评 |
| 第三节 译者应主动接受和积极参与翻译批评 |
| 结语必须坚持和加强对翻译人才的译者忠实观教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康达维译《文选·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文选》与辞赋 |
| 1.1 西方文体学视野中的《文选》文体 |
| 1.1.1 影响文体风格的三要素 |
| 1.1.2 《文选》文体分类之章法 |
| 1.2 从《文选》文体看中西文学差异 |
| 1.2.1 中西文体发展之殊途 |
| 1.2.2 中西文学观念之差异 |
| 1.3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赋体文学 |
| 1.3.1 从“赋”的西文译名看西方学者对赋的认识 |
| 1.3.2 赋与狂诗 |
| 1.3.3 辞赋的世界文学共性 |
| 1.3.4 辞赋的民族文学特性 |
| 第2章 康译《文选·赋》的学术基础与历史背景 |
| 2.1 《文选·赋》英译的阐释学基础 |
| 2.1.1 《文选·赋》文本探析 |
| 2.1.2 《文选》阐释传统：“文选学” |
| 2.1.3“选学”的本质：《文选》的语内翻译 |
| 2.1.4 《文选·赋》英译对“选学”成果的继承 |
| 2.2 康译《文选·赋》的社会历史背景 |
| 2.2.1 《文选》辞赋翻译史概述 |
| 2.2.2 辞赋英译：由通俗走向学术 |
| 2.2.3 译者的教育学术背景 |
| 第3章 康译《文选?赋》的翻译思想与译本模式 |
| 3.1 康译《文选?赋》的指导思想 |
| 3.1.1 译本的性质和定位 |
| 3.1.2“绝对准确”的指导思想 |
| 3.1.3“绝对准确”的限度 |
| 3.2 康译《文选·赋》的译本模式 |
| 3.2.1 译本的总体模式架构 |
| 3.2.2 译文注释与其功能 |
| 第4章 康译《文选·赋》的文化移植与阐释 |
| 4.1 名物概念的对译与阐释 |
| 4.1.1 《文选·赋》名物及其文化概念属性 |
| 4.1.2 译名与注解的组合方式 |
| 4.1.3 实物概念的可译性与译语的张力 |
| 4.2 文化概念与文化现象的深度翻译 |
| 4.2.1 地理建筑文化的深度阐释 |
| 4.2.2 礼仪制度习俗的深度阐释 |
| 4.2.3 思想哲学文艺的深度阐释 |
| 4.3 历史典故的翻译 |
| 4.3.1 《文选·赋》用典的界定 |
| 4.3.2 事典的表述和注解 |
| 4.3.3 语典的翻译和阐释 |
| 第5章 康译《文选·赋》的修辞与语言 |
| 5.1 《文选·赋》英译中的修辞 |
| 5.1.1 赋与修辞 |
| 5.1.2 押韵及骚体 |
| 5.1.3 对偶及铺排 |
| 5.2 联绵词的翻译 |
| 5.2.1 联绵词的语音象似性 |
| 5.2.2 联绵词的翻译策略 |
| 5.2.3 象似性与可译性 |
| 5.3 《文选·赋》的模糊语言 |
| 5.3.1“模糊”的界定及辞赋模糊语言个案分析 |
| 5.3.2 辞赋语言模糊的性质和根源 |
| 5.3.3 模糊语言的处理方式 |
| 第6章 康译《文选·赋》与西方汉学研究 |
| 6.1 康译《文选·赋》背后的西方汉学 |
| 6.1.1 西方汉学中的“选学”“赋学”研究 |
| 6.1.2 西方汉学中的文化研究 |
| 6.1.3 早期历史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与汉语语言文学研究 |
| 6.2 康达维的汉学研究与《文选·赋》的翻译 |
| 6.2.1 康达维的汉学研究活动 |
| 6.2.2 康达维汉学研究与其辞赋翻译的关系 |
| 6.3 作为学术研究的深度翻译 |
| 6.3.1 哲学视角：典籍翻译与学术研究同为理解与阐释 |
| 6.3.2 《文选?赋》的翻译：“高水准的学术活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文选》文体分组层次结构 |
| 附录B 《文选》赋篇目西文翻译 |
| 附录C 与康达维教授的通信 |
| 附录D 康达维先生学术着作编年表 |
| 附录E 康达维《文选·赋》英译本疑误 |
| 附录F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清单 |
| 致谢 |
（8）文化视野下中国新诗跨文体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现代性文化视野下的文体越界现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局限及论文写作思路和框架 |
| 第二章 西方现代性文化与诗歌跨文体现象 |
| 第一节 现代性文化与文体越界现象的发生 |
| 第二节 诗歌文体越界的文化意义 |
| 第三章 中国新诗越界形式及形式观念的阶段性演进 |
| 第一节 五四时期文化新生展望下的文体大解放 |
| 第二节 “增多诗体”：文体借鉴时期新月诗派的尝试性探索 |
| 第三节 现代诗歌文体形式的生长：新诗戏剧化 |
| 第四节 九十年代的综合性写作 |
| 第四章 新诗文体越界形式的形态层次和艺术美感 |
| 第一节 自由体诗和散文诗 |
| 第二节 非个人化抒情原则和小说技巧 |
| 第三节 充满戏剧张力的诗歌 |
| 第五章 新诗文体越界形式的文化内涵 |
| 第一节 散文化诗歌体式的文化主题：个性精神与社会启蒙 |
| 第二节 小说形式的叙事：历史的个人化 |
| 第三节 现代诗歌精神与戏剧文体的内和：辩证、包容、多元 |
| 第六章 新诗文体越界形式与传统的关联 |
| 第一节 传统诗歌句法、结构的运用——以废名诗为例 |
| 第二节 古典诗歌意境的现代性转化 |
| 第三节 诗歌写实精神的延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研究对象 |
| 1.1 《尤利西斯》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解读与误读 |
| 1.2 《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研究的本体意义及创新点 |
| 1.3 论述内容：目标·方法·框架 |
| 注释 |
| 第二章 《尤利西斯》的小说艺术：概念·形态·品格 |
| 2.1 《尤利西斯》的小说定位：创作立场 |
| 2.1.1 创作动机的考察：乔伊斯其人 |
| 2.1.2 创作革命的实验：《尤利西斯》其作 |
| 2.1.3 创作定位的重构：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追求 |
| 2.2 《尤利西斯》的小说要义：文本元素 |
| 2.2.1 容纳百家学科 |
| 2.2.2 拒绝作者独裁 |
| 2.2.3 摒弃过度阐释 |
| 2.3 《尤利西斯》的小说宗旨：形神合一 |
| 2.3.1 小说的任务是什么？ |
| 2.3.2 小说的本质是什么？ |
| 2.3.3 小说的至高境界是何界？ |
| 注释 |
| 第三章 《尤利西斯》的诗学策略：广度和深度 |
| 3.1 《尤利西斯》的哲学内涵 |
| 3.1.1 轻与重的对立与统一 |
| 3.1.2 灵与肉的冲突与调和 |
| 3.1.3 崇高与庸俗的悖谬与错位 |
| 3.2 《尤利西斯》的美学思想 |
| 3.2.1 “自我”美学 |
| 3.2.2 “混沌”美学 |
| 3.2.3 “和谐”美学 |
| 3.3 《尤利西斯》的文学价值 |
| 3.3.1 参悟心灵感知 |
| 3.3.2 凝炼直觉印象 |
| 3.3.3 探求生命本真 |
| 注释 |
| 第四章 《尤利西斯》中小说/诗学的联姻：二元重合的文类空间 |
| 4.1 《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文类题旨：叙事与史述 |
| 4.1.1 历史内核的外壳 |
| 4.1.2 历史事实的歪曲 |
| 4.1.3 历史梦魇的超脱 |
| 4.2 《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文类结构：叙事与复调 |
| 4.2.1 复调动因：对话与狂欢 |
| 4.2.2 显形复调：文体杂糅与视角变换 |
| 4.2.3 隐形复调：时空轮回与旋律变奏 |
| 4.3 《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的文类意蕴：叙事与隐喻 |
| 4.3.1 遗忘与记忆的交错 |
| 4.3.2 语言与思维的交互 |
| 4.3.3 情感与意识的交响 |
| 注释 |
| 第五章 《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研究相对开放性的结语 |
| 5.1 《尤利西斯》的小说诗学特征 |
| 5.2 《尤利西斯》的小说诗学体系 |
| 5.3 《尤利西斯》的小说诗学精神 |
| 备注 |
| Summary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乔伊斯大事年表 |
（10）反讽的轨迹 ——西方与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西方修辞学中的反讽 |
| 第一节 传统修辞学中的反讽 |
| 一、反讽辞格的定义 |
| 二、反讽辞格的分类 |
| 三、反讽辞格的功能 |
| 第二节 新批评的反讽 |
| 一、作为语言技巧的反讽辞格 |
| 二、作为诗歌结构原则的反讽 |
| 三、新批评反讽的功与过 |
| 第三节 当代修辞学中的反讽 |
| 一、伯克：反讽，交流中的辩证眼光 |
| 二、德曼：反讽，转义寓言的永恒的合唱颂歌 |
| 三、米勒：反讽，多重的逻各斯 |
| 四、当代反讽辞格折射出的修辞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思潮文论中的反讽 |
| 第一节 苏格拉底的反讽 |
| 一、苏格拉底反讽的方式 |
| 二、苏格拉底反讽的目的 |
| 三、苏格拉底反讽的后果 |
| 四、苏格拉底反讽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二节 浪漫主义反讽 |
| 一、弗·施莱格尔对反讽的哲学之思 |
| 二、浪漫派对反讽的美学之用 |
| 三、浪漫主义反讽对后世的影响 |
| 第三节 后现代思潮中的反讽 |
| 一、哈桑：反讽，意义熵 |
| 二、琳达·哈琴：反讽，共谋与挑战中的锋芒 |
| 三、理查德·罗蒂：反讽，私人的自律 |
| 四、后现代语境下的反讽对当代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对西方反讽的引进与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引进的基础：中国古代类似反讽的创作手法和文论 |
| 一、中国古代的曲笔修辞 |
| 二、道家哲学对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 |
| 第二节 “五四”至1978年间对反讽的引进 |
| 一、我国修辞学中对西方反讽的引进 |
| 二、我国文学批评中对西方反讽的引进 |
| 三、反讽的式微 |
| 第三节 1978年至今对反讽的引进 |
| 一、对西方修辞学中反讽的译介 |
| 二、对西方思潮文论中反讽的译介 |
| 第四节 中国当代反讽理论探讨 |
| 一、中国修辞学中的反讽理论 |
| 二、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反讽理论 |
| 第四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反讽 |
| 第一节 反讽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
| 一、现代小说中的反讽：启蒙的立场 |
| 二、当代小说中的反讽：反叛的姿态 |
| 第二节 反讽在我国文学中的特色 |
| 一、反讽的杂糅性 |
| 二、反讽的世俗性 |
| 第三节 反讽理解和使用上的误区 |
| 一、反讽与讽刺的混淆 |
| 二、反讽的游戏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论中西方讽刺诗的文体风格及形态的差异（论文参考文献）
- [1]《大师与玛格丽特》汉译审美比较研究[D]. 张美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奇幻旅行中的异域形象 ——《巨人传》与《镜花缘》比较研究[D]. 靳莹晖. 淮北师范大学, 2020(12)
- [3]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D]. 王钦懿.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9)
- [4]谢尔盖·阿克萨科夫家庭纪事小说研究[D]. 牧阿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0)
- [5]西里尔·白之的汉学研究历程及影响初探[D]. 章书瑜.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6]论译者忠实观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D]. 高查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7]康达维译《文选·赋》研究[D]. 钟达锋. 湖南大学, 2016(12)
- [8]文化视野下中国新诗跨文体书写研究[D]. 雷奕.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9]《尤利西斯》小说诗学研究：理论与实践[D]. 郑茗元.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08)
- [10]反讽的轨迹 ——西方与中国[D]. 陈安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