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通信八大措施推进行风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刘珊[1]（2020）在《责任政府视角下中国电视问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责任政府是一种理想的政府形态,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诉求。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又是一种对政府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责任政府的建构包含理念建构、能力建构和制度建构,在制度建构方面,责任监督和问责机制是确保政府积极履行责任的重要保障。作为“政府—媒体—民众”三方直接互动沟通、交流平台,电视问政已然成为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传播现象。电视问政起源于上世纪末开创的广播问政,并在发展过程中演变出基于地方治理、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交流宣导型、沟通协商型、监督问责型三类电视问政节目,其中监督问责型电视问政节目作为行政问责和社会监督的创新形式,在我国各省（市）形成了广泛、持续的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氛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对国内电视问政的发展基础、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进行回顾,通过对全国各省（市）电视问政进行逐一检索和梳理,对我国电视问政整体概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对监督问责型、沟通协商型、交流宣导型电视问政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基于责任政府视角对电视问政成效、现存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并基于当前时代背景对电视问政的完善提出建议。
姚科敏[2]（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张舜禹[3]（2019）在《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实务者在其组织生活中进行着创新,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确“何谓创新”“如何创新”。尽管颇具政府创新经验的“创新者”时常将创新的成功归因于上级号召、问题倒逼、民众需要等偶然性因素,但事实上,创新同样也是作为一般公共组织的地方政府适应复杂嬗变情境、谋求组织生存发展的自觉选择。故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偶然性因素影响下正常开展组织行为活动的必然趋势。基于此论断,我们应当把地方政府置于其作为创新场域局内人的主体位置,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内在属性出发,观察创新活动的过程全景、把握创新行为的内在规律,探索出一套能够在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下,为创新实践实时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创新工具。上述努力在破除我国政府创新动力不足、持续性差、难于推广等现实困境的同时,补充了政府创新理论研究欠缺的整体性系统视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工具”,即地方政府基于创新目标要求和创新情境特点,在生成具有创新特征的决策与行为过程中,能够通过工具化利用实现功能性支持创新实践的要素或条件。那么,如何从地方政府的组织属性出发,探究生成与完善创新实践的内在机理?如何获取真正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创新工具?组织理论揭示了组织将其可及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以组织理论知识为源流提取符合地方政府组织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是值得展开深度学理探索的努力方向。根据组织内在性质的不同,组织理论为观察组织现象提供了多元视点。将组织解释为封闭系统的观点强调,组织在面对变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棘手问题时,倾向遵从理性-工具的行动逻辑,从耳熟能详或有口皆碑的流行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并准确抉择解决思路。由此形成了组织面对复杂情境时习惯使用的“迷思”工具。将组织解读为自然系统的观点指明,组织通过保持结构敏感性,为实现既定目标和组织发展设计相匹配的组织形态,为实际需要提供动态的结构-功能支持。由此形成了组织在攻克自身发展障碍时倾向应用的“结构工具”。将组织理解为开放系统的观点认为,组织需要对“由自己的反应改变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并循环往复地进行着情境-权变,由此形成的惯性思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使组织具备某种特定身份,成员基于对组织身份的文化认同会自觉输出符合身份要求的行为,由此形成了组织接受环境要求进行自我权变时偏好运用的“文化工具”。上述工具是基于组织依据其内在属性将其可资利用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为组织发展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内在机理而提出的。正是内在性质的相互叠加、彼此依托,使组织成为面向各种情境都能灵活应对的有机协作系统。依据组织行为基本规律获取的组织工具在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会否具有适用性?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场域的基本特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适应或超越经济社会转型“危机”、破除或防备创新障碍等客观要求亟待地方政府开发适用于自身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其实,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业已存在地方政府借助组织要素的可及性、灵活性与普适性的优点,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迹象。只是相关经验一直未得系统归纳,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获取创新工具具有强烈的迫切性。诚然,以源自西方的组织理论预判创新工具存在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创新场域中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含混不清的嬗变情境也成为创新工具的使用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但是,我国地方政府被赋予的主体性地位和自主性空间,顶层设计与上级部门对地方探索的高度支持等均为创新工具的操作使用提供了可行因素。为探究地方政府是否也依据其内在属性,通过组织要素的工具化使用,为创新实践提供动态的功能性支持,我们找到理论推断与现实镜像的对接窗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奖项的获奖案例构成的数据库记录了我国进入全面改革时代背景下近20年地方创新的最佳实践。以创新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作为评选依据,该奖项高度耦合了政府创新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组织目标、创新能力、结果实效、情境适当、新颖创造、扬弃速率等基本特征要素。地方政府向评选委员会提交了详细记录成功个案从筹备发起到实施持续,再到扩散推广等完整创新进程的文字材料,获奖案例为我们观察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中是否亦使用了上述工具提供契机。通过文本分析178项创新案例的评选材料,纵向过程追踪三项创新个案,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下也存在将上述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现象。源自西方组织理论的“迷思”一词表达了从领导者的视角出发,他们通常基于组织生活经验,从其熟悉的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问题解决对策的思维惯性。“迷思”具体指代组织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能够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创新场域中的地方政府时常处于“无序”的治理情境中,因方案之于问题解决极强的实效性,“迷思”便具备了工具属性。地方政府创新事业突飞猛进的20年间,地方政府既存在向国际公共部门的汲取先进方案的现象,也存在采纳国内优秀创新方案的情况,日渐盛行的“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就是其中一个实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其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进行情境化、合理化的吸纳,按照“迷思”的思维进行工具化使用并有效推进本地创新。宁夏银川市委市政府吸纳天津市滨海新区“建立政务服务局”模式的样板方案,在经历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首家省会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本文追踪了银川市实现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目标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精准扬弃的合理化过程使“迷思”能够成功嵌入本地情境,是发挥“迷思”工具效用的关键。地方政府通过对方案的知识积累、确认方案对本地创新的嵌合度、重点考察方案背后的机制和技巧,以及自主开发、发展完善方案等途径,能够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同时,地方政府实时检视“迷思”的吸纳情况与本地合理化过程,能够及时避免嵌合“排异”导致“迷思”工具属性的失效和创新结果的失败。地方政府通过组织结构的分工与协作在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上的变化形成了面向创新目标与嬗变情境的四种组织结构形态——设立任务型机构、增建新职能部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跨部门（组织）协作。通过对辽宁省纪委监察厅纠风室发起的“民心网”创新实践进行纵向过程追踪,分析发现,结构工具通过分工或协作在不同向度上内容与程度的调适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可以动态匹配创新目标、任务内容和情境变化,为地方政府提供最为恰切的结构形态,能够顺利发挥创新参与者的专业技术理性,从而助益创新。保持结构工具的形态敏捷性,从而动态匹配创新情境变化是正确应用结构工具的基本原则。在启用结构工具之前,地方政府应当准确预判组织形态变化对创新过程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健全的机制设计、及时的制度跟进能够有效缓解组织结构形态的骤变或调适对地方政府功能正常运转造成的冲击。在结构工具启用后,健全与完善新组织形态下的“软件”保障,可以使创新实施者明确应当如何“作为”能够保证创新实践对情境变化的动态适应,且确保创新任务的稳步完成。文化因素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感知、认同和投入。地方领导者通过与创新参与者、实施者达成关于创新实践的社会契约,颁布植入文化建设指向的创新决策与制度安排,以及设计弘扬美好价值或文化理念的符号标识、口号标语等方法,激发了地方实务者的创新认同,亦获得了民众对创新的社会认同。通过追踪共青团贵州省委发动的“春晖行动”,还原创新领导者如何融合运用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激发广泛认同,进而实现扶贫工作的社会化动员、组织化动员目标的完整过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因接受创新文化而树立的创新观念,起到了解放思想、激发创新动力的作用。此外,将创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等文化内涵相结合,在丰富文化工具内容的基础上,能够增强文化工具的运用效果。同时,文化工具实现方法的挑选与运用是一项具有技巧性、艺术性的领导活动。但是,文化工具的方法应用不当或文化内涵冲突,可能会影响创新参与者的决策认同,削弱创新动力与士气。如果地方政府有关创新方案的文化解释、文化宣传挑战了社会共识,会使创新实践因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而举步维艰。上述两点均可能导致创新“中止”的后果。地方政府的确符合组织一般规律,存在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实时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组织现象。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工具之间的融合使用、创新工具的不同实现手段之间的彼此联动,切实确保了创新实践的可行性、稳健性与持续性。因此,以地方政府实务者对使用创新工具的思维化、知识化、操作化为落脚点,从而串联: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的立足点,地方政府内在组织属性的出发点,依据组织属性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关键点,为仍处于发展完善初期的政府创新理论研究补充了一个整体性的系统视角。同时,优化创新工具操作使用的实践探索,也拓宽了增进创新实践成效的助推路径。
肖新平[4]（2019）在《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与考核实效之间的偏差问题或曰考核制度为何难以全面落实和取得预期或理想的效果。针对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进行实地研究与组织文化的分析,结合政府组织发展趋势及基层公务员自身的时代特征及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提出提升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采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有关资料,以X市政务中心及该市N部门的考核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叙事分析、文本分析、个案分析、跨学科研究以及比较、归纳等。缘起于美国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实践主要借用与学习了西方企业管理的经验做法,主张用企业家精神改革公共部门与重塑政府。诚然,这种做法有其现实的效用与价值,然而这一理论源于企业管理、产生自美国而本身无法摆脱固有的企业文化与美国文化特质。由于公私部门性质与中美国家文化的差异,以重塑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为主导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应用于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双重的“组织文化不适应”,即与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及国家宏观组织文化的不匹配、不契合,并产生经验借鉴、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与误读等认知偏差,从而导致考核制度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的实效。本研究从公私部门的组织文化差异与中西国家宏观组织文化即国家文化差异两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于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进行比较客观、全面、系统、深入的组织文化解读与阐释。研究价值: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通过整合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并将其变通作为论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我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问题存在从组织文化的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同时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工具与理论来源即新公共管理及绩效管理进行分析;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以个案分析为视角考察2007-2017年十年间X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发展、演变及其问题的根源,提出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的对策建议,如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总体设计、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的认知、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价值导向、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的知情参与及自我管理、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组织文化建设等,这些建议有助于深化各方对于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认知,并为今后各地基层公务员的考核管理提供启示、经验借鉴以及具体的改进举措,更好促进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效的提升。研究主要创新点:1.理论创新。鉴于沙因与霍夫斯泰德组织文化理论彼此的相似相容与互补性,将他们加以整合、变通应用,沙因组织文化三个层次基础上,将潜在基本假设层面与国家文化维度对应,并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差序格局与熟人社会基础上人际关系对于考核的重要影响,将性别维度替换为特殊主义维度,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2.阐释创新。公共部门组织文化的特质在于其任务与职责的公共性,这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信念与价值观;同时,论证了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核心是中和思想。3.考核理念的创新。提出人性向善的管理假设与四类人性假设及“去考核”、“考核替代”、“公务员自我管理”等。4.考核举措创新。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三级分类管理;德能勤绩廉考核指标具体内容的细化;考核中公务员合法权益的维护与救济;讨论领导与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的规范管理;X市考核经验与启示。研究结论:本文研究了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实践及问题,得出考核制度之所以难以取得预期与应有实效的原因在于:借鉴企业管理做法的外来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应用于中国公务员考核时遭遇了双重的文化不适应,即公私部门组织文化与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本质差异导致的对于该理论的理念与考核工具接受与阐释过程的变异、误读与认知偏差。公共部门工作职责与任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其所信奉的信念与价值观与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竞争、效率、成本、收益、顾客导向等价值理念及理性经济人假设等共享文化假设的不匹配;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文化特质在于中国国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集体主义的生活与生产方式,集体生活与劳作需要家族成员协作与家长的统领,产生了尊卑与亲疏的差序格局,进而形成高权力距离、特殊主义以及长期导向等国家文化特点。
董大伟[5]（2019）在《云南省服务型海事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各级地方海事机构不仅是维护内陆地区水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执法保障,同时也承担着保护水域不受污染的重要职责,在全国海事管理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云南省地方海事局属于提供行政服务的事业单位,它一方面根据法律规定维护水上交通安全,另一方面也负责辖区内海事监管、水上应急搜救、港航管理以及船舶检验等工作。为了创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构建和谐公平的社会秩序以及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们党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战略部署,要求转变管制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海事机构是政府系统的一部分,因此海事机构也应该朝着服务型方向发展,服务型海事机构不仅是海事系统改革的目标,更是海事系统面临的重要任务,如此才能赋予海事机构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本次研究主要使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首先阐述公共服务概念,然后论述与服务型海事相关的概念,分析管制型政府职能与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差别,并提出海事机构要转变角色,由之前的“划桨者”转变为“掌舵人”。将云南省服务型海事建设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海事管理模式和实践经验为指导,分析了云南省在服务型海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现存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为适应新时期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服务型海事建设的必要性。重点分析了云南海事在安全监管与搜救、海事基础设施建设、防污染应急、海事信息化等硬件方面和服务理念、保障能力、体制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软件方面的问题和根源,提出建设云南服务型海事的对策建议。在服务理念方面,应强化公共服务意识,树立以民为本、服务人民群众的思想,确保所提供的海事服务能够满足群众公共需求,将“顾客”满意度作为评估海事公共服务绩效的标准,把依法行政作为提供海事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在服务能力方面,须加强海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海事管理队伍素质建设,创新海事管理体制机制,提升海事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海事工作的高效率与高质量。通过以上思考和探索,对云南海事如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供优质服务,为构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服务,作出了有益的初步研究。
杜晶晶[6]（2019）在《机制设计视角下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保障机制研究 ——以Y县为例》文中提出县域监察关系反腐败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强化末梢监督,群众的参与必不可少。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不仅需要政治理念的认同,还需要保障机制的构建。本研究以县域监察中群众参与的保障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走访调研的方式,综合文献分析的方法,借助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的现状进行分析,理清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从机制设计的视角对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保障机制进行探讨和优化,在理论上,宜于丰富研究群众参与保障机制的思路,在实践上,助于推动县域监察中群众参与保障机制的完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进行本研究的背景以及理论和实践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群众政治参与、群众参与监察以及群众参与监察保障机制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说明了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法律依据概述。首先对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含义、形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引出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的内涵和特点;其次,论述了保障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再次,是关于对机制设计视角与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研究契合性的论证。第三部分,Y县群众参与监察保障机制的现状分析。首先,交代了调查的设计与实施,描述了Y县群众参与监察保障机制的简况;其次,基于调查数据和访谈记录,分析了Y县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建设取得的成效;再次,基于机制设计理论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视角,对其中的不足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对完善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对策建议的探讨。在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于提升信息效率,加强群众参与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加强制度保障,主要是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和群众参与制度;加强组织保障,包括完善组织领导、设置监察机关内嵌群众机构和培育群众监督维权组织。第二层面是基于实现群众参与激励相容,主要包括织密群众参与保护网,降低群众参与多元成本和构建复合激励机制,促进群众参与多方激励相容和均衡。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的视角有新意。在既有的有关群众参与监督的研究中,有从权力制约的视角对群众参与监督进行分析,在对策上提出群众参与的保障措施,或是从民主政治的视角提出群众参与的规约与调控,也有从新媒体的视角研究群众参与,最终提出群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本研究则以机制设计的视角,从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两个维度,对群众参与保障机制进行分析和考量。第二,提出的观点有所创新。本研究以特定的案例县为例,聚焦于群众参与保障机制的研究,以机制设计理论为分析视角,发现其中的不足和问题,提出系统针对性的观点:加强群众参与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促进信息效率的提升,加强保护和奖励机制建设,实现群众参与激励相容。从而构建包括制度保障、组织保障、保护机制、奖励机制在内的系统完整的县域监察中群众参与保障机制。
周燃[7]（2019）在《“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新公共管理改革”理论渐渐受到大众和学界的关注,公众对参与社会事务抱有了更积极的态度。政府党风政风服务热线是政府为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行政效能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政府党风政风服务热线作为近年来显现出的政府公共服务品牌,其运作机理和社会意义都是公共管理领域较新的课题,当前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较浅显,系统性和专业性不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都市“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却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并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好评。热线为政府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供了便捷通道,及时解答和处置群众反映的问题,搭建了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鉴于此,本文选择“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服务热线改革作为研究内容,通过研究政府在服务群众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如何,利于改善今后政府的服务,这对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化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紧密结合当前国内政府服务热线发展趋势,对国内政府政风行风热线典型代表—成都市“成都面对面”热线的服务流程、服务载体和工作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力求获得有益启示。本文首先分析“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的概念界定;然后全文通过对案例的详细描述,包括背景、历程和主要措施。紧接着分析“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建设发展现状;总结提炼“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成都面对面”热线建设案例的典型性;文章进一步分别从服务流程、服务载体和工作体系等方面对“成都面对面”热线运营管理经验进行阐述,论述了其相应的建设内容、实施方法和所取得成效;文章最后总结“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建设的启示,探索出了促进政府和公民沟通的有效渠道。
朱红艳[8]（2017）在《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研究》文中认为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与未来,青年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培育状况如何,将关系着他们所从事职业的发展趋势,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从个人层面上提出了敬业的要求,为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理论支持。加强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指导大学生的职业行为,解决当前大学生职业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大学生的职业素质。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下人才发展的需要,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本文借鉴己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原则,运用文献研究、系统分析、实证研究等多种方法,首先,对敬业价值观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厘清敬业价值观与敬业精神、职业精神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性,从当前大学生的敬业现状、大学生特点、社会角色出发,阐释了培育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当前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现状的研究,就目前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通过量化分析发现大学生对敬业价值观重视程度不够、大学生敬业价值观教育内容有失偏颇、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途径较为单一以及大学生敬业价值观教育评价体系欠科学的主要问题。分析其具体原因包括社会结构、文化和舆论环境导致价值观的多元化,高校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家庭教育及其价值观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甚至冲突,新时代大学生及大学生团体所具有的独特的心理及性格因素等,并针对性地从各相关利益者出发总结了实证分析对进行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启发;接着详细阐述了进行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相应原则、方法和保障体系;最后着重探讨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培育机制,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ISR三要素模型,从内化机制和外化机制的角度分别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强调应当通过提高意识认知、加深情感认同、重塑思维认识和形成思维定势等敬业价值观的内化机制来促进大学生对敬业价值观的意识共鸣和情感培养。培养大学生的敬业价值观应该从高校的角度出发,结合大学生自身、家庭和社会,构建全面的培养体系。高校应该注意引导大学生的自身行为,从大一开始在学习中认识敬业价值观,树立远大的科学的理想;通过实践活动磨练大学生敬业价值观;与家庭构建沟通机制,提高家庭与高校沟通的实效性;高校自身通过完善指导机制,运用教学载体培养大学生敬业价值观;高校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利用社会媒介,加大宣传大学生敬业价值观,联合企业,为大学生争取更多实践的机会。为培养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具体研究分析过程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通过对敬业、敬业精神、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及其培育等有关核心概念的界定,以此对全文的研究奠定基础。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探讨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最后介绍了研究内容、思路及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演进。首先,从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敬业精神及敬业教育的论述,奠定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理论基础;其次,在思想渊源分析的基础上详细梳理和阐述了从解放初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来,我国关于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历史演进、以及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经验与教训,为本文研究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第三部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的实证分析。本章进行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调查,通过调查结果和分析,得出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第四部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培育机制。本章首先论述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内化机制和外化机制的内容。其中,内化机制（亦即本文中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思想转化机制）以大学生为主体分析其自身在敬业价值观培育中认知、认同和行为上实践敬业价值观的过程;外化机制（亦即本文中的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则从培育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组织活动、家庭引导、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然后,从接受主体、接受客体、接受介体、接受环境以及接受体系等层面总结归纳了完善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机制的要点。第五部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方法及载体。首先,论述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次,归纳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培育的方法、载体及其创新。第六部分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对策建议。首先,提出了以实现大学生对敬业价值观的价值自觉为依归,其次,通过过程教育、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的合力,推动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通过对大学生敬业价值观的培育进行研究,加深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树立并践行符合时代要求的敬业价值观,激励青年大学生勤劳勇敢、甘于奉献,发挥专长和聪明才智,积极创新,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董恒伟[9]（2018）在《政府热线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以泰州12345·政风行风热线为个案》文中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应更好地调动各类社会主体,协同社会多方力量,依托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工具,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升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水平,保障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转。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治理工具的创新。政府热线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工具,可以为公众及时解决诉求、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是联系政府与公众、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桥梁,是推进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本论文透过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以泰州市12345 ·政风行风热线为个案,结合社会治理、善治等理论,对泰州市12345 ·政风行风热线的建设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希望为泰州12345热线提供更高质量的参与社会治理模式。论文主要依靠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查分析法,对泰州市12345 ·政风行风热线的治理现状、存在困境以及原因等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最后从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加强信息化、标准化、专业化建设等方面,对泰州市12345 ·政风行风热线的完善提出对策与建议,为其他政府服务热线的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的理论依据,更好地推进社会治理的方式创新,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杨琴[10]（2016）在《公共服务行业行风评价指标体系与测评研究 ——以镇江市某辖区为例》文中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同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加强行风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民主评价行风对于行业不正之风,促进依法行政,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优化政务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完善民主评价行风制度,应当建立统一规范的评价制度,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民主评价指标体系,完善客观公正的评价方法。连续几年来,镇江市市政府纠风办对全市公共服务行业进行了行风评价。在评价过程中,针对不同的行业特点,详细构建了实用、便于操作的二级评价指标。在评价过程和评分标准上,做到公开、透明原则,确保评价数据和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本文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国内外已有的满意度模型进行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的理论概念;第三部分是构建行风评价指标体系和构建模型,选择以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为蓝本,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符合实际情况的行风满意度模型,阐述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具体步骤。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针对镇江市的8个公共服务行业。首先要设计调查问卷,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测算公众满意度。结果表明,殡葬行业的总体满意度最高,城市公交行业的总体满意度最低。8个公共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满意度都很低,所以各个行业在进行行风建设时,要着重提高服务水平。最后文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二、北京通信八大措施推进行风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通信八大措施推进行风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责任政府视角下中国电视问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重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1.4 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电视问政的国内外研究回顾 |
| 2.1.1 国内电视问政研究概况 |
| 2.1.2 电视问政的概念及类型 |
| 2.1.3 关于电视问政的作用及意义 |
| 2.1.4 关于电视问政的问题与展望 |
| 2.1.5 国外关于政治类电视节目的研究 |
| 2.2 关于责任政府的国内外研究回顾 |
| 2.2.1 国内责任政府研究概况 |
| 2.2.2 关于责任政府的概念界定 |
| 2.2.3 关于责任政府的基本内涵 |
| 2.2.4 关于责任政府的建构路径 |
| 2.3 文献评述 |
| 3 中国电视问政发展概况 |
| 3.1 电视问政发展基础 |
| 3.1.1 中国责任政府建设 |
| 3.1.2 责任政府制度体系 |
| 3.1.3 广播问政实践探索基础 |
| 3.2 电视问政发展阶段 |
| 3.2.1 初创期(2000—2009年) |
| 3.2.2 发展期(2010年—2015年) |
| 3.2.3 繁荣期(2016年至今) |
| 3.3 电视问政发展现状 |
| 3.3.1 各省市电视问政开办概况 |
| 3.3.2 电视问政周期及持续性 |
| 3.3.3 主办单位及问政对象 |
| 3.4 电视问政类型概况 |
| 3.4.1 监督问责型电视问政——以山东省《问政山东》为例 |
| 3.4.2 沟通协商型电视问政——以杭州市《我们圆桌会》为例 |
| 3.4.3 交流宣导型电视问政——以景洪市《电视问政》、香港《议事论事》为例 |
| 3.5 电视问政对责任政府建设的积极意义 |
| 3.5.1 明确政府权责职能 |
| 3.5.2 拓展政民直接沟通 |
| 3.5.3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
| 3.5.4 强化公众参与监督 |
| 4 责任政府视角下电视问政现存问题及改进建议 |
| 4.1 电视问政现存问题 |
| 4.1.1 电视问政类型单一 |
| 4.1.2 问政对象存在局限性 |
| 4.1.3 问政主体参与性较低 |
| 4.1.4 问政议题缺乏及时回应性 |
| 4.1.5 问政缺乏制度化建构 |
| 4.2 时代背景下电视问政功能定位 |
| 4.2.1 政民间理性沟通对话平台 |
| 4.2.2 地方治理多元主体互动平台 |
| 4.2.3 内外部监督问责联动平台 |
| 4.3 电视问政完善方向与实现路径 |
| 4.3.1 明确电视问政定位,丰富问政形式 |
| 4.3.2 拓展问政客体范围,分层设置议题 |
| 4.3.3 联动全媒体问政,完善公众参与 |
| 4.3.4 推进制度建构,实现问政长效化 |
| 5 结语 |
| 5.1 研究总结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表1 国内部分省(市)代表性广播问政节目摘录 |
| 表2 全国各省(市)电视问政一览表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相关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 |
| 二、文献述评 |
| （一）经典范式与代表观点 |
| （二）文献评析与研究展望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数据 |
| （一）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构建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组织理论基础 |
| 一、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基本概念 |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概念内涵与特征要素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概念界定与关键节点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的理论源流 |
| （一）理性-工具：封闭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二）结构-功能：自然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三）情境-权变：开放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 三、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分析框架 |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生成机理分析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理论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适用性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获取创新工具的迫切性 |
| （一）地方政府动态适应性的自觉选择 |
| （二）地方政府组织要素的工具化走向 |
| 二、地方场域适用创新工具的约束性 |
| （一）创新工具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 |
| （二）创新工具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 |
| 三、地方政府使用创新工具的可行性 |
| （一）探索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条件与动力 |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逻辑框架的操作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迷思”工具 |
| 一、“迷思”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迷思”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迷思”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迷思”工具的实现手段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迷思”工具的使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迷思”工具内容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迷思”工具使用过程追踪 |
| 三、以“迷思”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 |
| （二）避免“迷思”排异的创新失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工具 |
| 一、结构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结构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结构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结构工具的基本形态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结构工具的应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结构工具形态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结构工具应用过程追踪 |
| 三、以结构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保持形态设计的动态匹配 |
| （二）规避形态错位的创新风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文化工具 |
| 一、文化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 （一）文化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 （二）文化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 （三）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 |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文化工具的运用说明 |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文化工具方法梳理 |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文化工具运用过程追踪 |
| 三、以文化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 （一）保证方法运用的认同激发 |
| （二）预防方法失灵的创新中止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国外各类公共部门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 附录二：国内各类公共组织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 附录三：历届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奖项名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与目的、价值及方法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价值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已有文献研究统计分析 |
| 二、我国公务员考核的作用与成效 |
| 三、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存在问题的研究 |
| 四、我国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原因的研究 |
| 五、改进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建议及其问题 |
| 六、古今中外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与借鉴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组织文化相关理论 |
| 一、文化与组织文化的概念 |
| 二、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 |
| 三、霍夫斯泰德的组织文化理论 |
| 四、应用理论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
| 五、本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个案 |
| 第一节 X市政务服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政务中心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政务中心的考核管理 |
| 三、X市政务中心考核过程诸要素 |
| 四、X市政务中心考核制度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二节 X市N局的考核管理 |
| 一、X市N局相关情况介绍 |
| 二、X市N局的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 |
| 三、X市N局的晋升考核 |
| 四、X市的其他考核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中的问责 |
| 一、四类问责的案例 |
| 二、对不负责任现象的态度的调查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中的矛盾性 |
| 第三章 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效果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
| 三、基层公务员考核规定与考核实践的差距 |
| 第二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启示 |
| 一、考核制度的持续改进至关重要 |
| 二、考核奖惩与问责的得当公正至关重要 |
| 三、行政审批局的模式需辩证全面看待 |
| 四、人事绩效考核管理需审慎引入第三方评估 |
| 五、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其他启示 |
| 本章小结: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整体设计的思考 |
| 第四章 公私比较:信念与价值观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新公共管理考核管理理念的认知与接受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观念与理论的来源 |
| 二、如何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绩效考核工具 |
| 三、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差异与联系 |
| 四、中国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考核工具的接受与认知偏差 |
| 第二节 公私部门考核管理价值理念追求的差异 |
| 一、强调竞争与协作协同的差异 |
| 二、顾客导向与公共治理导向的差异 |
| 三、效率、成本、收益与多重价值目标的差异 |
| 四、绩效结果导向与公共事务的被动性、延续性的差异 |
| 五、领导者及奖惩激励的权限、结果差异 |
| 小结:绩效考核问题存在有其必然性 |
| 第三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原则要求与具体操作间的偏差 |
| 一、考核要素的客观公正与有效合理问题 |
| 二、考核实施中的公平与合理问题 |
| 三、业绩评比的可测量性与可比性问题 |
| 四、考核中的形式主义问题 |
| 五、小结:应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的“表现主义” |
| 第四节 公私部门组织文化的本质差异:公共性及其体现 |
| 一、公务员任务职责的多样性与公共责任问责之难 |
| 二、公务员社会角色与自我形象的公共性 |
| 三、公共部门内部人际关系的公共性 |
| 四、公务员管理经验与领导艺术的必要性 |
| 五、公私部门组织文化差异的根源 |
| 本章小结: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公共部门价值追寻的貌合神离 |
| 第五章 中西比较:共享文化假设对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影响 |
| 第一节 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存在的国家文化阐释 |
| 一、集体主义倾向与考核的竞争评比 |
| 二、特殊主义的中和与考核的客观公正 |
| 三、长期导向与人际关系的克制隐忍 |
| 四、高权力距离倾向与领导的重要作用 |
| 五、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与考核结果的测评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新公共管理理论传播与接受的变异 |
|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适用的“美国情境” |
| 二、管理者与理论家自带的文化特性 |
| 三、理论在中国接受的文化土壤 |
| 四、变异: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的实际效果 |
| 第三节 问题根源:考核指导理念与国家文化的不匹配 |
| 一、中西方国家文化的比较 |
| 二、中西方国家文化差异的根源 |
| 三、中国国家文化的特质:集体主义文化 |
| 本章小结:共享潜在基本假设对于民族认知模式的塑造 |
| 第六章 建设适应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的组织文化 |
| 第一节 优化公务员考核管理制度的总体设计 |
| 一、客观辩证认识考核的作用与功能 |
| 二、整体全面认识考核的宗旨与价值 |
| 三、科学规范考核分类 |
| 四、系统设计考核指标各要素 |
| 第二节 深化对人性向善管理假设与理念的认知 |
| 一、人性的复杂与变化 |
| 二、人性层次与比例的差异和人性假设 |
| 三、应有的管理潜在假设:人性可变与人性向善 |
| 四、人性假设与灰度管理 |
| 第三节 树立以人为本的公务员管理的价值与观念 |
| 一、现代管理要求以人为本的赋能型组织 |
| 二、组织成员期待以人为本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
| 三、基层公务员权益维护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的强力支持 |
| 四、以人为本的管理需要制度的精细化与人性化 |
| 第四节 提高公务员对考核管理的知情、参与和自我管理 |
| 一、职工主动建言及其实效 |
| 二、适度适时授权职工参与 |
| 三、自我管理与自我效能感 |
| 四、基层公务员的需求特性与考核激励效果的有限性 |
| 第五节 借助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政府组织文化建设 |
| 一、客观认识传统文化与基层公务员考核的关系 |
| 二、行政组织文化的特征与重要作用 |
| 三、传统优秀文化的契合传承与转化应用 |
| 本章小结:提升考核管理有效性需要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公务员考核实效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合力 |
| 第二节 组织文化对公务员考核实效的双重影响 |
| 一、基层公务员考核问题存在的原因 |
| 二、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问题的组织文化阐释 |
| 三、理论的传播——接受与阐释——变异 |
| 四、结论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未来中国公务员考核管理 |
| 一、未来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 |
| 二、未来公务员个体职业发展的需求 |
| 三、中国公共行政组织文化发展的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5）云南省服务型海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海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服务型海事 |
| 2.1.2 服务型海事建设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3 云南省服务型海事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1 云南省水路交通发展概况 |
| 3.1.1 云南省航运基础发展概况 |
| 3.1.2 云南省海事发展概况 |
| 3.2 云南省服务型海事建设现状 |
| 3.2.1 航运布局分散,安全监管系统缺乏 |
| 3.2.2 海事基础设施薄弱,难以有效支撑业务开展 |
| 3.2.3 危防应急处置能力不足,防污染应急系统有待建设 |
| 3.2.4 航运信息综合系统待建立,海事资源有待整合 |
| 3.2.5 体制机制建设不合理,执法交叉与执法缺位并存 |
| 3.3 云南省服务型海事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3.1 海事公共服务的理念尚未牢固树立 |
| 3.3.2 提供海事公共服务的能力较为薄弱 |
| 3.3.3 海事行政执法相关法制建设滞后 |
| 3.3.4 海事执法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
| 3.3.5 海事服务考评机制不健全 |
| 4 国内外服务型海事建设经验借鉴 |
| 4.1 美国英国服务型海事建设经验 |
| 4.1.1 美国: 时刻准备着,为公民和国家提供良好的服务 |
| 4.1.2 英国: 以服务为首位,全力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服务 |
| 4.2 国内海事机构服务型海事建设经验 |
| 4.2.1 国内直属海事局服务型海事建设经验借鉴 |
| 4.2.2 国内地方海事局服务型海事建设经验借鉴 |
| 4.3 先进国家和国内海事发达地区服务型海事建设的启示 |
| 4.3.1 积极的服务理念 |
| 4.3.2 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
| 4.3.3 严谨规范的法治意识 |
| 4.3.4 运行高效的部门合作机制 |
| 5 推进云南省服务型海事建设的对策建议 |
| 5.1 将提供高效优质服务作为服务型海事的使命 |
| 5.1.1 将公共需求作为提供海事服务的重要依据 |
| 5.1.2 将“顾客”满意度作为评估海事服务绩效的标准 |
| 5.2 将体制机制建设作为建设服务型海事的保障 |
| 5.2.1 加强海事依法行政建设 |
| 5.2.2 加强海事队伍素质建设 |
| 5.2.3 创新海事管理体制机制 |
| 5.3 将提高海事服务能力作为建设服务型海事的基础 |
| 5.3.1 持续拓宽建设资金筹措渠道 |
| 5.3.2 加强海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
| 5.3.3 提升海事管理信息化水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机制设计视角下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保障机制研究 ——以Y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 国外研究综述 |
| 2. 国内研究综述 |
| 3. 小结 |
| (三) 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及创新之处 |
| 1. 研究方法 |
| 2. 写作框架及其内容 |
| 3. 创新之处 |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法律依据概述 |
| (一) 群众参与县域监察及其保障机制的界定 |
| 1. 群众参与 |
| 2. 县域监察 |
| 3. 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方式和特点 |
| 4. 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的内涵和特点 |
| (二) 相关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
| 1. 保障群众参与监察的理论基础 |
| 2. 保障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法律依据 |
| (三) 机制设计理论与本项研究的契合性分析 |
| 1. 机制设计理论概述 |
| 2. 机制设计理论与本研究的契合性 |
| 三、Y县群众参与监察保障机制的现状分析 |
| (一) 调查设计与实施 |
| 1. 调查问卷和访谈设计 |
| 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3.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二) Y县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的简况及运作成效 |
| 1. 保障机制简况 |
| 2. 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取得的成效 |
| (三) 机制设计视角下保障机制的不足 |
| 1. 制度和组织保障不完备,群众参与信息传递效率偏低 |
| 2. 保护和奖励机制零散,群众参与激励相容不足 |
| 四、完善群众参与县域监察保障机制的探讨 |
| (一) 加强群众参与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促进信息效率的提升 |
| 1. 加强制度保障,提高群众参与信息传递效率 |
| 2. 加强组织保障,减少群众参与信息传递成本 |
| (二) 加强保护和奖励机制建设,实现群众参与激励相容 |
| 1. 织密群众参与保护网,降低群众参与多元成本 |
| 2. 构建复合激励机制,促进群众参与多方激励相容和均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保障机制相关情况调查问卷(群众问卷) |
| 附录2 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保障机制相关情况调查问卷(监察干部问卷) |
| 致谢 |
（7）“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内容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内容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国外研究 |
| 1.3.2 国内研究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政府 |
| 1.4.2 热线 |
| 1.4.3 政府服务热线 |
| 1.5 理论基础 |
| 1.5.1 公共服务理论 |
| 1.5.2 政府职能转变理论 |
| 1.5.3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1.6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6.1 主要思路 |
| 1.6.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我国政府“党风政风”热线的基本情况 |
| 2.1 “党风政风”热线的形成背景 |
| 2.1.1 党务政务公开改革的必然要求 |
| 2.1.2 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渠道 |
| 2.1.3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时代选择 |
| 2.2 “党风政风”热线的重要意义 |
| 2.2.1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
| 2.2.2 健全群众信息反馈渠道,维护社会稳定 |
| 2.2.3 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 |
| 2.3 目前我国“党风政风”热线普遍存在的问题 |
| 2.3.1 群众诉求不能及时答复 |
| 2.3.2 对诉求答复不明确 |
| 2.3.3 问题解决方案难以有效落实 |
| 2.4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的典型性 |
| 2.4.1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在行政改革领域具有创新性 |
| 2.4.2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在西部地区具有代表性 |
| 2.4.3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建设对其他地区具有示范性 |
| 第三章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案例描述 |
| 3.1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建设背景 |
| 3.1.1 我国各地政府党风政风服务存在一系列问题 |
| 3.1.2 随时代发展社会治理工作的复杂性不断增加 |
| 3.1.3 党风政风服务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路径 |
| 3.2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建设历程 |
| 3.2.1 初步发展阶段 |
| 3.2.2 标准化整合阶段 |
| 3.2.3 大数据建设应用阶段 |
| 3.3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建设的主要内容 |
| 3.3.1 组织架构 |
| 3.3.2 运营机制 |
| 3.3.3 服务内容 |
| 3.3.4 服务理念 |
| 3.3.5 保障措施 |
| 3.4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取得的成效 |
| 3.4.1 优化了政府服务 |
| 3.4.2 满足了群众诉求 |
| 3.4.3 提升了行政效率 |
| 3.5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关键要素 |
| 3.5.1 服务平台 |
| 3.5.2 运行体系 |
| 3.5.3 考核制度 |
| 第四章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服务平台分析 |
| 4.1 服务平台的内容 |
| 4.1.1 服务平台的概念界定 |
| 4.1.2 党风政风服务平台建设的基本内容 |
| 4.2 服务平台的主要载体 |
| 4.2.1 平台网站 |
| 4.2.2 热线简报 |
| 4.2.3 媒体连线 |
| 4.2.4 来信选登 |
| 4.3 服务平台的建设成效 |
| 4.3.1 促进了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 |
| 4.3.2 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
| 4.3.3 推动了政府服务模式的创新 |
| 第五章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运行体系分析 |
| 5.1 运行体系的内容 |
| 5.1.1 运行体系的概念界定 |
| 5.1.2 党风政风服务运行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
| 5.2 运行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
| 5.2.1 工作组 |
| 5.2.2 分中心 |
| 5.3 运行体系的建设成效 |
| 5.3.1 构建了专业的热线服务渠道 |
| 5.3.2 提升了热线平台的服务效率 |
| 5.3.3 打造了标准化的运营流程 |
| 第六章 “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的考核制度分析 |
| 6.1 考核制度的内容 |
| 6.1.1 考核制度的概念界定 |
| 6.1.2 党风政风服务考核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 |
| 6.2 考核制度的主要方面 |
| 6.2.1 工作态度的考核 |
| 6.2.2 工作能力的考核 |
| 6.2.3 工作绩效的考核 |
| 6.3 考核制度的主要成效 |
| 6.3.1 完善了平台服务管理标准 |
| 6.3.2 提高了平台服务的满意度 |
| 6.3.3 提升了工作人员服务积极性 |
| 第七章 对其他地区党风政风热线建设的启示 |
| 7.1 服务平台是政府服务热线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 |
| 7.2 运行体系是政府服热线取得实效的重要抓手 |
| 7.3 制度考核是政府服热线评价监督的重要手段 |
| 第八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8）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敬业 |
| (二) 敬业价值观 |
| (三)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 |
| (四)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演进 |
| 一、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关于敬业精神的论述 |
| (二)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敬业教育的论述 |
| 二、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历史演进 |
| (一) 以“学先进、树新风”为核心的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二) 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为核心的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三) 以“五爱”社会公德为核心的敬业价值观培育 |
| (四) 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为核心的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五)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三、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经验 |
| (一) 党和国家重视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二) 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不动摇 |
| (三) 遵循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基本原则 |
| (四) 不断丰富和创新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方式方法 |
| 四、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教训 |
| (一) 职业、技能的培训没有上升到大学生的终生培育高度 |
| (二)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未深入渗透在高校各门课程教育中 |
| (三) 对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情感教育不足 |
| (四)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在日常实践培育中存在诸多不足 |
| (五) 当前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方式、方法实效性不足 |
| 第二章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的实证分析 |
| 一、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 |
| (一) 大学生对敬业价值观培育有很高的认可度并积极参与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二) 大学生群体中敬业精神缺失的比重较高 |
| (三) 高校对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不够重视 |
| (四) 高校对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途径的创新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
| 二、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存在的问题 |
| (一) 大学生对敬业价值观认知缺乏有效支撑 |
| (二)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内容有失偏颇 |
| (三)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途径较为单一 |
| (四)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评价体系欠科学 |
| 三、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影响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社会原因 |
| (二) 影响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学校教育原因 |
| (三) 影响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家庭原因 |
| (四) 影响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自身原因 |
| 第三章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机制 |
| 一、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思想转化机制 |
| (一) 大学生获得对敬业价值观的意识认知 |
| (二) 大学生加深对敬业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
| (三) 大学生重塑对敬业价值观的思维认识 |
| (四) 大学生形成对敬业价值观的行为定势 |
| 二、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 |
| (一) 学校、社团组织作为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支撑 |
| (二) 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重要途径 |
| (三) 强化志愿服务对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载体作用 |
| 三、对构建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机制的思考 |
| (一)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应发挥大学生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
| (二) 保持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接受客体的系统性和时代性 |
| (三) 实现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接受介体的多样性 |
| (四) 完善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外部接受环境 |
| (五) 推动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接受体系的最优化 |
| 第四章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方法及载体 |
| 一、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应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 |
| (二)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应遵循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原则 |
| (三)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应本着实效性与实践性的原则 |
| (四)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应体现生活化原则 |
| 二、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方法及其创新 |
| (一)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方法 |
| (二) 创新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方法 |
| (三) 优化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方法 |
| 三、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载体 |
| (一)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管理载体 |
| (二)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文化载体 |
| (三)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活动载体 |
| (四)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传媒载体 |
| (五) 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的网络载体 |
| 第五章 敬业价值观培育的对策建议 |
| 一、以实现大学生对敬业价值观的价值自觉为依归 |
| (一) 树立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科学敬业价值观 |
| (二) 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相统一的科学理想 |
| (三) 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的合理需求 |
| (四) 坚守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思想觉悟 |
| 二、通过过程教育推动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一) 注重理论教育,提高自我认知 |
| (二) 强化自我激励机制 |
| (三) 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增强归属感 |
| 三、通过职业道德建设推动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一)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
| (二) 将道德他律上升成为道德自律 |
| (三) 富有开拓进取的创新创业精神 |
| (四) 大学生应自觉地把职业作为生命信仰 |
| 四、发挥社会、学校、家庭合力推动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 |
| (一) 发挥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 |
| (二) 发挥学校教育因素的积极作用 |
| (三) 发挥家庭引导因素的积极作用 |
| 参考文献 |
| (一) 经典文献类 |
| (二) 着作类 |
| (三) 学术论文类 |
| (四)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目录 |
| 一、主持及参与的课题项目 |
| 二、学术论文 |
| 后记 |
（9）政府热线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以泰州12345·政风行风热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和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理论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社会治理理论相关研究 |
| 1.2.2 政府热线相关研究视角 |
| 1.2.3 政府热线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概况述评 |
| 1.3 内容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与存在的问题 |
| 1.4.1 论文的难点 |
| 1.4.2 论文的创新 |
| 2 泰州市12345·政风行风热线参与社会治理现状 |
| 2.1 12345·政风行风热线的治理主体 |
| 2.1.1 热线治理的政府主体 |
| 2.1.2 热线治理的市场主体 |
| 2.1.3 热线治理的社会主体 |
| 2.2 12345·政风行风热线的治理框架 |
| 2.2.1 一个平台运作 |
| 2.2.2 两种手段督办 |
| 2.2.3 三种方式监督 |
| 2.2.4 四种渠道受理 |
| 2.3 12345·政风行风热线的治理流程与成效 |
| 2.3.1 12345·政风行风热线治理的主要流程 |
| 2.3.2 12345·政风行风热线治理的详细流程 |
| 2.3.3 12345·政风行风热线治理的具体成效 |
| 2.4 12345·政风行风热线治理的保障机制 |
| 2.4.1 优化平台运行联动机制 |
| 2.4.2 完善重点问题定期梳理机制 |
| 2.4.3 建立疑难问题市领导领办机制 |
| 3 泰州市12345·政风行风热线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困境 |
| 3.1 热线治理体系方面问题分析 |
| 3.1.1 管理主体作为不够 |
| 3.1.2 承办主体认识不深 |
| 3.1.3 资源整合力度不足 |
| 3.2 热线治理质量方面问题分析 |
| 3.2.1 办理效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
| 3.2.2 疑难问题治理力度有待加大 |
| 3.2.3 突发事件处置经验相对不足 |
| 3.3 公众参与治理方面问题分析 |
| 3.3.1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不高 |
| 3.3.2 热线互动方式不够多元化 |
| 3.3.3 热线分析研判功能还需提高 |
| 4 泰州市12345·政风行风热线存在的困境原因探析 |
| 4.1 热线参与治理存在“政府包揽一切”的职能错位 |
| 4.1.1 “强势政府”与“弱势公众”的对立 |
| 4.1.2 有些承办部门调查只为应付工作 |
| 4.1.3 对问题进行冷处理挫伤市民信任 |
| 4.2 热线参与治理方式存在制度性缺陷 |
| 4.2.1 热线权力责任不相匹配 |
| 4.2.2 督办力度仍然不够 |
| 4.2.3 事后补救多于事前预防 |
| 4.3 社会参与治理渠道不畅通 |
| 4.3.1 公众自身参与热线治理水平参差不齐 |
| 4.3.2 公民自身参与热线治理需求不高 |
| 4.3.3 公众对热线治理难以形成统一的预期 |
| 5 提升泰州市12345·政风行风热线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
| 5.1 构建12345·政风行风热线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 |
| 5.1.1 建立热线协同治理体系 |
| 5.1.2 建立热线治理考核体系 |
| 5.1.3 建立热线治理监督体系 |
| 5.2 提升12345·政风行风热线治理综合效能 |
| 5.2.1 加强12345·政风行风热线信息化治理 |
| 5.2.2 加强12345·政风行风热线标准化治理 |
| 5.2.3 加强12345·政风行风热线专业化治理 |
| 5.3 提高12345·政风行风热线治理公众参与度 |
| 5.3.1 加强公共政策信息供给 |
| 5.3.2 丰富社会组织表达渠道 |
| 5.3.3 提高广大公众参与热情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公共服务行业行风评价指标体系与测评研究 ——以镇江市某辖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第2章 行风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
| 2.1 新公共管理理论概述 |
| 2.2 行风的相关概念 |
| 2.2.1 行风 |
| 2.2.2 顾客满意度 |
| 2.2.3 行风满意度 |
| 2.3 行风评价的功能 |
| 2.3.1 导向功能 |
| 2.3.2 评估功能 |
| 2.3.3 监测功能 |
| 2.3.4 预警功能 |
| 2.4 行风评价的基本要素 |
| 2.4.1 评价主体 |
| 2.4.2 评价对象 |
| 2.4.3 评价指标 |
| 2.4.4 评价方法 |
| 2.4.5 评价结果 |
| 2.5 行风评价的方法 |
| 2.5.1 我国行风评价方法 |
| 2.5.2 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 |
| 第3章 公共服务行业行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 行风评价的流程 |
| 3.1.1 准备阶段 |
| 3.1.2 调查阶段 |
| 3.1.3 评价阶段 |
| 3.1.4 整改阶段 |
| 3.2 行风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2.1 指标体系的选取原则 |
| 3.2.2 行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3.3 行风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 |
| 3.3.1 层次分析法 |
| 3.3.2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第4章 实证分析—以镇江市某辖区公共服务行业为例 |
| 4.1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4.1.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4.1.2 问卷形式的选择 |
| 4.1.3 调查问卷统计 |
| 4.2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
| 4.3 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满意度测算 |
| 4.4 综合结果分析 |
| 第5章 结论和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第6章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A |
| 附录B |
四、北京通信八大措施推进行风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责任政府视角下中国电视问政研究[D]. 刘珊. 浙江大学, 2020(01)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3]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D]. 张舜禹. 吉林大学, 2019(10)
- [4]中国基层公务员考核管理研究 ——基于组织文化视角[D]. 肖新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云南省服务型海事建设研究[D]. 董大伟.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2)
- [6]机制设计视角下群众参与县域监察的保障机制研究 ——以Y县为例[D]. 杜晶晶.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改革案例研究[D]. 周燃.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8]大学生敬业价值观培育研究[D]. 朱红艳. 武汉大学, 2017(06)
- [9]政府热线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以泰州12345·政风行风热线为个案[D]. 董恒伟. 南京理工大学, 2018(04)
- [10]公共服务行业行风评价指标体系与测评研究 ——以镇江市某辖区为例[D]. 杨琴. 江苏大学, 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