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品结构弹性理论分析及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李凤麟[1]（2020）在《我国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我国现行的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对扶持军工行业发展、提升国防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不过在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化的今天,原有政策制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政策在公平性、合理性和操作性等方面的弊端和不足逐步显现,需要从增值税原理、税收公平、公共管理效能等方面具体研究和分析,为改进和完善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引。本文以中航航空服务保障（天津）有限公司和拓普瑞思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案例分析为基础,从增值税原理出发,结合军工企业和非军工企业的行业特性,采用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理论和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论述,对影响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公平性、效率性的诸多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建议。本文指出军工行业许可制度和相关税收政策不完善、免税实施过程易造成增值税进项抵扣环节中断、现行军品定价机制制约免税激励作用的发挥、免税审批流程繁琐造成税收服务效能低下等主要问题,提出了增强免税政策和军工行业许可二者的协调性、细化优化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和进项抵扣机制、对军品定价机制实行市场化改革以及提升税收服务效能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建议。改进政策弊端,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值税政策的公平、高效实施,对完善增值税理论、促进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军民融合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林之豪[2]（2020）在《武器装备全寿命中的军民融合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开展军民融合式发展是统筹国防经济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的现实要求。随着科技在武器中的含量越来越高,军工技术的先进程度已经直接影响国家安全,武器装备作为重要的军品消费,通过开展军民融合,发挥军工技术的溢出效益,同时积极汲取社会优质资源进入国防领域,减少重复技术研制。因此,本文以武器装备全寿命作为研究切入点,研究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如何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理解军民融合的物质载体与融合方式,提升融合效率。据统计,85%以上的军工技术能够转化为民用技术,具备重要的军民转化融合基础。目前,我国军民融合发展与预期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譬如,哪些因素制约了军民融合的深度发展,又有哪些原因驱动“军转民”与“民参军”融合主体的积极性等等,这些都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来做出分析。本文共有八个章节,从现有文献来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剖析军民融合的内容较少,本文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章,绪论。主要就军民融合背景与研究思路进行介绍。第二章,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理论梳理。本章将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确定本文的分析对象与问题,并对目前发表的军民融合文献进行梳理,介绍文献所运用的经济学理论,再对相关军民融合文献与理论进行评述,以明确本文所主要运用的方法。第三章,分析发达国家的军民融合模式。本章是对美国与日本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进行概述。总结美国的军民融合模式,国会与行政机构相互配合,国会出台法律法规赋予联邦政府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权力,联邦政府通过执行多项计划政策帮助企业;日本的军工研制能力基本“沉淀”至民营企业中,军方大规模采购民营企业研制品,将军事支出传导到社会经济中。本章利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两国数据,实证检验了美国与日本的国防军事部门支出对人均GDP的影响,结果证明美日两国所构建的军事体制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通过不同方式的军民融合将军事支出的经济效应传导至社会领域,发挥国防经济效益。第四章,中国军民融合的发展道路。本章主要概述中国军民融合的实践情况与武器装备全寿命的各个不同阶段,从而为接下来重点分析全寿命中开展军民融合做好铺垫。第五章,武器装备全寿命前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武器装备可继续参与到生产过程的主要原因在于物质载体丰富性与可交易性,使得实现剩余价值成为了可能。军民融合难点在于军标与民标的标准异化导致融合不畅,本章利用Lotka-Volterra模型建立了三种不同情况下的军标与民标差异模型,为前期阶段军工项目的立项与设计提供借鉴。第六章,武器装备全寿命中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企业主体的能动性得到释放,本章构建了VECM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社会领域中技术成交额对于经济具有正向持续性的影响作用,这是军民跨域融合的前提基础。开展武器装备全寿命下“民参军”就要调整生产关系,国防军工将作为社会分工中的重要部分;同样,社会分工中通过竞争产生的优质企业,以技术创新作为比较优势争取国防部门的采购合同,作为国防分工的一部分。本章也利用委托—代理合同模型,分析了军方与社会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所需要注重的地方。国防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双轨融合互动,能在动态的竞争中,填补军费投向不足下的结构性稀缺技术。第七章,武器装备全寿命后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开展“军转民”的军民融合,核心在于将军工技术从国防领域向社会生产部门转移,延续军工技术的使用价值。中国目前“军转民”主要由以军工集团为主的国有企业推动,本章运用演化博弈论分析了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达到军工研制单位与社会企业的博弈平衡,并与第五章中三种不同条件下的军标与民标划分相结合,为“军转民”提供路径选择。最后,中国军民融合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主要在于中国军民融合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由军工集团负责,而军工集团作为重要的国有企业,实行全民共享,增加社会共同利益,这也是中国开展军民融合战略的重要目的。第八章,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各章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研究结论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武器装备的特殊性决定生产过程可延续。现代国防更要求资源的汲取与协调能力,以往军方从军品制造企业中采购,作为生产过程中最后一环,完成了生产消费。开展军民融合,是要增加装备的价值实现渠道。将技术重新参与到生产过程是重要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载体,推动军工技术作为生产资料参与国民经济系统的生产循环,通过技术“民参军”与“军转民”模式,将生产过程延续。第二,分工下生产关系调整提升跨域融合。武器装备全寿命中的军民融合就是让资源不局限于行政命令的科层制上下流动,也能够增强军工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中资源的横向流动。两种制度下具备了技术融合的基础,在跨域融合下发生内部催化反应。不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与竞争,跨域融合会起到催化反应,刺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优化资源配置。第三,军工技术溢出转化为全民共享机制。本文通过演化博弈论分类了不同类型的技术如何有效实施民用化生产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增强生产力向民用领域转移,填补社会领域难以达到的技术需求;在跨域制度的融合中,催化激发出更加优质的创新技术,为军方降低搜索成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工集团私人占有为特点,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是以军工集团为主的国有企业为主导,“军转民”所体现的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是基于全民利益下的生产关系调整,将剩余价值最终实现全民共享。
刘江涛[3]（2020）在《研发投入对我国军工上市企业成长性影响研究 ——基于政府补助调节效应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当下,传统的成本优势已难以为企业的健康成长提供有效的支撑,在活跃的竞争性市场中,军工上市企业增强其核心竞争优势、实现产品或服务差异化的根源就在于增强研发与创新能力。然而,创新成果可能由于技术溢出而向模仿者转移,使企业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导致研发惰性并进一步遏制企业的创新与成长。为缓和技术溢出的负面影响,政府补助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激励企业研发活动的首选工具。但是,我国的军品竞争具有浓厚的“国有”气息,缺乏竞争性的国防产品合同弱化了作为盈利性企业的竞争意愿,这些企业在寻求补助时无须顾虑成本,而成本最大化的“目标”还有可能提高其从政府那谋求的补贴数额。此外,巨额的政府补助似乎并未刺激到我国国防军工上市企业成长的“神经”——从军工上市企业总市值来看,2013至2014年,该指标并未因政府补助的“暴增”而明显提升;就企业销售净利率和销售毛利率来讲,2010至2016年,国防军工上市企业的销售毛利率与政府补助间大致呈现出相反的增长态势;政府补助逐年提速,而国防军工上市企业的销售净利率却并未表现出较大幅度的提升。以往的研究主要基于研发活动、政府补助与一般性企业经营绩效的直接关系而展开,并未深入讨论政府补助在研发活动作用于企业成长性时固有的调节效应。此外,为数较少的对研发活动与企业成长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主要以从事较多研发创新的科技类企业为研究对象,而我国军工企业的研发活动与成长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并未得到重视。毋庸置疑,军工企业是我国国防战略大局的重要主体,对此类企业研发活动与成长性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探析企业在创新发展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原因,也有利于企业评判补助资金在研发创新活动中和企业成长时的真实效用。鉴于此,在回顾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分析了研发投入对我国军工上市企业成长性的主效应以及政府补助对此效应的调节机制,提出研究假说。其次,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构建研发投入、政府补助和军工上市企业成长性三者之间逻辑关系的实证分析模型。再次,以2010-2017年两市A股军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万德和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收集、整理和预处理数据,并参照巨潮资讯网和新浪财经公布的样本上市企业年报信息对加以核对。最后,运用STATA 14.1版本软件对经预处理后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获得研发投入、政府补助与军工上市企业成长性三者之间数量关系的实证结论。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样本军工上市企业存在滞后性的激励效应,此外,在政府补助调节作用下,研发投入对军工上市企业成长性当期的抑制作用有所缓和,而研发投入对军工上市企业滞后性激励作用却显着下降。
吴祺[4]（2020）在《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实力迅速发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工程的圆满完成,彰显了我国强大的自主创新潜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着增强的环境下,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外先进创新型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行业知识产权依存度偏高,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仍然依靠进口,国家技术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政策体系演进与构成的梳理,客观评价了当前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实践的成就、经验和问题,根据新构建的创新活动分析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和路径特征进行了分类研究,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我国创新政策的宏观整体效应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影响,并以财税政策为例,聚焦创新政策对企业微观层面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论证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协同作用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创新政策质量的意见和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创新政策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取得了以下方面可能的创新成果:1、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现状评价。本文基于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回顾了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历史,进而从主要成就、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客观系统的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水平和国际地位。研究表明,建国以来,中国创新政策一直致力于解决科技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宏观政策为指导,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形成科技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优化。这背后体现了各级政府对科技政策、创新体系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理解的逐步深化。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政府市场和良性互动、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和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为:科研投入夯实创新基础、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主创新还面临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等问题。2、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和典型模式。本文基于传统的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在其基础上优化完善,设计出用于分析中国创新活动的研究框架,创造性的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路径归纳为“逼出来”、“等出来”、“争出来”、“网出来”这四种模式,并分别对各类创新模式的定义、创新基础、创新环境和创新主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以四种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各类创新模式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具体而言,第一种模式可称之为“逼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实行举国体制、集中科技精英、实施系统工程和增强综合国力为主要特征,其创新基础是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和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创新环境是国际封锁和军民融合同时并存,创新主体已由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逐步向军工集团和部分民营企业拓展。第二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一般以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和工程为依托,与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关,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因“时间差”、“空间差”和“政策差”等原因,该类创新往往具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主要特征,从而提高了创新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以大型建筑央企为代表的创新主体为我国高铁、桥梁、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三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争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值发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为基本特征,其主体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业布局通常集中于战略新兴产业。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优秀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使企业实现了盈利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双赢。第四种典型模式可称之为“网出来”的创新,该类创新以信息技术进步为基础,以新兴互联网企业巨头为主体,以商业模式创新和强扩展性为主要特征,在移动社交、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成果显着,深刻改变了当今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也存在垄断市场、滥用市场地位和复制商业模式等问题。3、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本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DEA超效率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究了创新政策工具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创新产出的差异化影响。首先,中央及各级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创新的供给及需求方面政策均有着正向作用,这说明这两类政策的落实情况比较到位,但是创新环境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其次,不同时期内的创新政策效果有着明显差异,在“十一五”期间仅有供给型的创新政策有着显着的促进效应,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没未起到显着推动效果。而在“十二五”期间仅环境型创新政策无明显正向效果,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均产生了一定效果。最后,我国创新政策绩效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整体创新绩效相对较高,且常年处于有效率状态,中西部地区的效率测算值则相对低下,长期均处于低效率或无效率状态,尤其是个别西部省份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差距十分明显。该部分的研究有助于科学认识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绩效水平,正确地揭示自主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有利于引导政府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甄别和选择。4、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除宏观层面的创新政策绩效测度外,本文还关注了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这一微观层面的效果。考虑到创新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财税政策这一典型的创新政策为代表,并将其细分为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种政策工具,探究该类政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具体提升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相对于未享受财税政策的企业而言,享受了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相对于只享受了税收优惠的企业,同时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企业创新绩效更优。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单一的税收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只有通过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配合,并保持政策的连贯性,才能最大程度的创新政策的激励效果,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创新政策的优化和完善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要明确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差异化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完善市场的创新价值实现机制,发挥政府的规制保障作用,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二是创新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应考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区发展水平,尤其要考虑不同地区各类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否则会出现不同类别政策抵触现象,从而很难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三是以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为代表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绩效评价中均未体现出应有的激励效应,对区域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均不明显,因此有必要加强对环境型创新政策工具的完善和落实,营造能够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创新环境。
李蓓[5]（2020）在《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文中研究说明军民融合企业作为我国经济重要的知识产权实体和创新驱动主体,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甚至决定性的角色。创新是军民融合企业发展的最核心动力,其研发创新水平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发展,更关乎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如果军民融合企业创新能力无法与社会发展匹配,不仅会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更会给国家带来不可估计的风险。创新的发展又依赖于企业资金支持,然而,我国军民融合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不仅降低了股权融资质量,也制约了创新发展。以我国上市军民融合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首先,运用DEA-BCC模型,对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和创新效率进行了静态评价;其次,运用Malmquist指数,对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和创新效率进行了动态评价;再次,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的作用程度;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加强股权融资效率作用于创新效率的政策建议。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军民融合企业整体股权融资效率偏低,虽然整体股权融资效率达到有效的军民融合企业数量较低,但呈现逐年增长态势。第二,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效率整体较低,同时根据Malmquist指数动态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我国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效率未能达到最优状态,呈总体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研发技术水平落后。第三,从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影响的Tobit回归分析看,军民融合企业的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
李明峰[6]（2019）在《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已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我国军事工业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是要将军事工业的基础制造能力根植于国家工业基础之中,依靠开放和社会化的产业链,充分利用民用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提升高端基础制造水平和研发效率。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要打破现有军工企业的垄断格局,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到武器装备分系统、零部件等基础制造领域的生产和研发竞争中来。尽管国家在这方面实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但现实中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军工企业的垄断格局依然没有大的改变,民口企业实际参与到军事工业的竞争程度很低,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生产和研发效率依然不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民参军”的视角来分析军事工业垄断形成的历史原因、垄断形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垄断形式新的表现特征及其影响,并基于经济学原理研究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机理和问题的症结,据此有针对性的提出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研究对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国防经济理论、推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打破垄断进而实现军民企业的公平竞争以及提高生产与研发效率、推进军民融合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根据我国军事工业特殊的发展道路和多次改革的变化历程,对垄断的形成和演变进行梳理,探究历史原因与利弊影响,分析新时期的垄断形式和特征;其次基于对现阶段垄断形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军事工业的产业特征,采用经典的SCP模型对基础制造领域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现阶段仍然存在的垄断现状和垄断对绩效造成的影响,以及形成垄断的关键因素;然后再进一步从市场竞争角度,针对形成垄断的关键因素分别深入到军事工业基础制造的生产和研发领域,运用多个博弈模型对阻碍民口企业进入原因的微观经济学机理进行研究,找出垄断和影响公平竞争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解决的方案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为6章,除了导论和结论之外,主要研究内容是: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分阶段对我国军事工业中的垄断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第2章）,提出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发展”、改革探索时期的“行政垄断”和推进军民融合时期的“经济垄断”的垄断演化三阶段论,分别对三阶段的垄断形成原因、管理体制、利弊影响等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发展旨在克服物资匮乏和技术落后等短缺经济条件的约束,集中力量突击发展军事工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并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基础,但同时也形成了军民分割的局面,为军工企业的垄断提供了条件。改革探索时期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军事工业的转型发展并形成了市场供需关系,但军工企业利用法规条款和行政命令排斥其他企业进入,产生了行政垄断,虽然平衡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提高了军工企业的生存能力,避免了市场化改革对国家集中建设成果的过度冲击,但却没能改变军民分割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弊端,降低了改革的预期成效,军事工业整体效率较低,对国防经费的依赖仍然较大。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行政壁垒虽然已逐渐消除,但民口企业依然难以进入,军工企业的垄断仍然存在,但垄断形式变为行政支持隐藏下的经济垄断,垄断者的主要目标从完成国家意志转移到追求利润上,并有逐渐强化的趋势。这种经济垄断已经成为阻碍民口企业进入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参与生产和研发的主要垄断形式,对军民融合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第二,基于SCP模型进一步研究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形成的经济垄断（第3章）。首先,研究了垄断下的军事工业产业特征:一是产业链呈现为“三级倒锥形”结构,存在自下而上的产品供给失衡,需要引入民口企业来补充和扩大市场主体;二是产品依据对国家安全的重要程度分为核心的战略总体领域产品和非核心的基础制造领域产品,非核心的基础制造领域产品范围逐步扩大;三是由于产品特征使得市场竞争具有二元化的性质,即战略总体领域产品的限制竞争和基础制造领域产品的开放竞争。其次,分析了垄断下的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结构,通过行业集中度指数和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测度了市场集中度,证明我国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结构是高度垄断的,且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的垄断者为军工企业,民口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论证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产品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的稳定性上;分析了军工企业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进出壁垒上具有资质、技术经验、工艺装备、先入和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这也是民口企业进入面临的困难。第三,研究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行为,分析了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两类市场主体的特征,发现其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行为体现在成本竞争上,非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研发竞争上。最后,研究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绩效,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指标,分别从军民通用性较强和不高的两个专业领域衡量了当前的市场绩效,认为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整体市场绩效相比于民用相关领域偏低,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市场绩效的因素,论证了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技术差距和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是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提高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市场绩效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检验。第三,针对政府投资和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两个“不对称”因素,研究造成民口企业难以进入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路径与措施（第4章）。将迪克西特模型（Dixit Model）扩展应用到民口企业与军工企业的策略博弈中,构建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政府投资如何阻止不同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市场,以及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这类阻止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对军工企业正常投资会阻止一般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如果超额投资还会阻止较高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并限制已进入的高竞争水平民口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减小军民工业标准的差异虽然可以提高市场的整体竞争效率和公平性,但在政府投资方式不改善的情况下,并不能促进民口企业进入市场。据此建议应通过改变政府投资方式、健全投资公平机制和引入社会资本的办法,改变对军工企业独有的投资,在此前提下通过减小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促进更多高水平民口企业进入市场进行有效率的竞争。第四,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两个“不对称”因素是如何造成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竞争意愿不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5章）。将研发竞争的AJ模型扩展应用到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研发竞争之中,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博弈均衡过程,并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对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研发竞争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差距过大和军用成果转化不足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民口企业的研发意愿,阻碍民口企业参与竞争,但没有技术差距并不能使竞争达到最有效,军民企业之间保持适度的技术差距可以使得研发竞争带来的社会研发总效率最高。提高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可以促进军工企业与民口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打破军工企业的垄断地位,改变市场结构,使民口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并提升社会研发的总效率。此外,促使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共同研发,可以使社会研发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效果更好。据此建议应从改变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军用技术成果转化和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等方面实施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竞争的政策。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采用经典的SCP模型研究我国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形成的经济垄断现象。在产业特征上,提出我国军事工业具有“三级倒锥形”产业链的结构特征、两级分类的产品特征和二元化性质的市场竞争特征;在市场结构分析中,通过市场集中度的测度,证明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被军工企业高度垄断,认为军事工业的产品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的稳定性上,军事工业的进出壁垒包括资质、技术经验、工艺装备、先入和规模壁垒等;在市场行为分析中,提出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的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成本竞争上,非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研发竞争上;在市场绩效分析中,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指标的对比分析,证明垄断的军事工业相比民用工业在市场绩效方面有较大的差距。最后通过实证研究找出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关键因素是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技术差距和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2.将迪克西特模型（Dixit Model）扩展应用到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竞争的策略博弈问题研究中。从政府投资和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两个行政性原因导致的“不对称”因素出发,详细分析了政府投资如何有助于军工企业实施垄断以阻止民口企业进入市场的机理,发现减小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存在政府投资条件下的军事工业的市场竞争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而从改变政府投资方式、健全政府投资的公平机制、引导其他资本进入和在改善政府投资机制的基础上促进军民工业标准的融合等方面给出了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竞争的政策建议。3.扩展AJ模型分析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的竞争行为。通过建模和分析博弈均衡过程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对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研发竞争的影响,发现技术差距过大和军用成果转化率不高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民口企业的研发意愿,军民企业之间保持适度的技术差距可以使得研发竞争带来的社会研发总效率最高;提高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可以促进军工企业与民口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使民口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提升社会研发的总效率;促使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共同研发,可以使社会研发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效果更好。据此给出了改变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军用技术成果转化和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张学斌[7]（2019）在《军工企业改制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三线建设时期军工企业数据的研究》文中认为军工企业作为国防工业的主力军,承担着先进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的重要任务,其发展状况关乎国家安全和民生经济。自2018年1月3日起,十二大军工集团全部改制成为公司制体制,标志着中国国防工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迄今为止,对核心的军用业务板块仍保持“国有非上市”这一基本属性的军工企业生产效率仍缺乏准确的估计,军工企业改制效果如何也缺乏准确的评估。有鉴于以上问题,本文手工整理了三线建设以来每家军工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资料,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准确的将之匹配成面板数据,使用OP方法测算了1998-2007年微观层面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标准评价了军工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效果。研究发现,在深化军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阶段,军工企业TFP呈发展态势,10年间由1.13增至2.72。但总体而言军工企业TFP较全国制造业TFP平均低39.1%,显示军工企业体制僵化,生产效率低下。同时,军工企业TFP增速较高,年平均增速10.46%,是全国制造业的2.2倍。就军工企业自身而言,中央军工企业和156项重点工程中的军工企业TFP低于地方军工企业,但发展潜力更大。在评估改制效果时,采取多种方法和关键指标的不同测算结果的检验均表明公司制改革能显着地提升军工企业TFP;改制存在时间趋势,但总体来说改制效果的持续性较强。市场份额的提升会显着降低影响军工企业的改制效果,行业垄断程度与改制效果无明确关联,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军工企业改制效果较差,本文认为原因是军工企业在市场扩张时主要依赖政府扶植而非市场竞争。在异质性检验中本文发现军工企业改制效果由西部向东部递减,中央军工企业比地方军工企业市场参与度更高。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本文认为改制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销售额、降低军工企业固定资产比率和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深化军工企业改革;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推进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双向转移;优化军工企业公司治理;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军工企业市场竞争,改变政府扶持方式。
姜梁[8]（2018）在《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无人机系统作为新兴高端装备,是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载体,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典型代表,已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防和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装备。研究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军民融合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研究成果较多,但针对无人机行业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相对较少,尤其在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复杂作用机理、融合度综合评价方面的研究甚少,相关问题研究亟待解决。本研究基于军民融合、协同管理、扎根理论、系统动力学等理论和方法,运用文献分析、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仿真、实证研究等方法,对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概念及内涵、影响因素、作用机理、评价体系、推进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是对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理论的扩展和完善,而且有助于为中国无人机行业以及其它行业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梳理了本论文需要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阐述了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概念,详细分析了其内涵,揭示了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复杂属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采用扎根理论深入地挖掘了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要素,建立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素模型,实证研究确定了4种关键影响因素以及相互间的关系,为后续研究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用机理及评价体系提供指标依据。结果表明:军民融合政策是前提,企业管理机制是保障,人才队伍建设是根本,技术融合是基础。再次,分析了系统动力学方法在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研究应用的可行性,提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用机理的因果回路图以及各主要变量间相互关系,构建了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用机理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用Vensim PLE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仿真实验。结果表明系统动力学的引入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了军民融合的理论研究。然后,基于德尔菲方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评价体系,确定了指标权值。并对三家典型代表的无人机企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水平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为无人机国有企业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客观量化的评价。最后,基于上述研究,进一步从国家政策法规、企业管理机制、人才队伍和技术融合四个层面深入探讨和提出了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进策略。
胡浡洲[9]（2018）在《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工业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强大支撑。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工业体系必须完善国防工业产业组织基础,优化国防工业市场结构,以确定最优市场集中度为重点。这既是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提高国防实力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理论课题。基于此,论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国防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围绕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及优化这个主题,对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现状与影响因素、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与估算、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演进及启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对策措施等进行深入探讨。首先,对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现状进行研究。通过综合运用绝对集中度与相对集中度的测度手段,对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资本、销售以及利润集中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集中度不高,属于低、中寡占型的市场结构,产业内不存在具有市场支配力的大型企业,排名前几位企业的规模相近,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不明显,产业内不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然后,对影响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来看,我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主要受到市场需求、企业技术、市场进入壁垒、历史和政治因素、国际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看,本文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为例,通过选择合理的指标数据,构建了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市场需求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较大的负相关关系,市场需求的增加会扩大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而阻碍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企业技术与市场集中度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大型军工企业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尚未掌握核心科技;市场进入壁垒与市场集中度存在较大的正相关关系,这是由航空工业自身的产业特点所决定。第三,在分析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并对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市场最优集中度进行了估算。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市场出清为标准,构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数理模型。模型表明,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不仅由我国国防支出需求函数、国防工业企业的需求与成本函数的参数决定,还受到上期国防支出、其他国家（地区）当期国防支出、当期实际国民收入和上期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并以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数理模型为基础,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为例,对其市场最优集中度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最优企业数量应少于现有企业数量,即市场最优集中度高于现在的市场集中度,说明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结构优化必须首先提升其市场集中度。第四,对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演进与特征,发现美国国防部为使其国防工业在美国国防经费不断缩减的背景下,保持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与实现规模经济,不断推动军工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也随之不断提升,从而得出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改革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对策建议。在上文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构建合理有效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增强大型军工企业实力、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转变政府主管部门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几个方面提出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操作性与针对性强的对策建议。论文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提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判断标准。论文以是否同时满足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市场出清为判断是否实现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标准,综合考虑了军工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国防工业的社会效益。二是构建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能够根据相关数据与拟合得出的参数得到一个明确的最优企业数量的值,可以十分清晰地得到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具体数值。三是得到了我国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精确数值。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较为精确地得到了其市场最优集中度的具体数值。
王剑[10]（2018）在《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文中指出国有军工企业是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军工企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统筹考虑国家背景、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研究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科学的领导体制是保障一个组织规范高效运作的基础。六十多年来,我国国有军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企业运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历史演变和现实反思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着重思考并探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方案。其改革方案从有利于发挥管理者效力、提高企业运营水平、规范国有企业权力使用与监督以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化、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落实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问题出发,聚焦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同实现公司股权多元化相结合,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中,论证了新老三会如何代表利益相关者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国有军工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党政一肩挑”的实现形式,建构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前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领导体制模型,为国有军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强化党的领导,合理规避风险,兼顾各方利益,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
二、军品结构弹性理论分析及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军品结构弹性理论分析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军品增值税免税的一般问题 |
| 2.1 增值税基本概念和内容 |
| 2.1.1 增值税的定义 |
| 2.1.2 增值税的类型 |
| 2.1.3 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和纳税对象 |
| 2.1.4 增值税免征范围 |
| 2.1.5 增值税税率和征收率 |
| 2.1.6 增值税优缺点 |
| 2.2 税收的基本原则 |
| 2.2.1 税收公平原则 |
| 2.2.2 税收效率原则 |
| 2.2.3 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 |
| 2.2.4 在税收实践中实现税收效率与公平原则 |
| 2.2.5 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处理方法 |
| 2.3 军品增值税免税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
| 2.3.1 增值税免税的含义、类别与经济后果 |
| 2.3.2 军品免税制度的历史沿革 |
| 2.3.3 现行军品增值税免税的条件和程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的主要缺陷 |
| 3.1 案例企业情况 |
| 3.1.1 中航航空服务保障(天津)有限公司简介 |
| 3.1.2 拓普瑞思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简介 |
| 3.2 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缺陷分析及说明 |
| 3.2.1 增值税免税资质不同 |
| 3.2.2 企业增值税税负不同 |
| 3.2.3 增值税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不同 |
| 3.2.4 增值税进项抵扣差异 |
| 3.2.5 免税批复滞后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缺陷原因分析 |
| 4.1 行业许可和配套政策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
| 4.1.1 行业许可导致税收优惠政策门槛过高 |
| 4.1.2 配套政策缺失影响政策实施效率和效果 |
| 4.2 进项税抵扣链条中断影响政策公平性 |
| 4.3 现行军品定价机制影响免税政策的激励作用 |
| 4.4 免税审批业务流程导致管理效率低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完善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对策建议 |
| 5.1 加强免税政策和行业许可的协调性 |
| 5.1.1 降低免税许可门槛 |
| 5.1.2 完善免税配套政策 |
| 5.2 改革完善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 |
| 5.2.1 推进军品含税采购 |
| 5.2.2 减少免税环节 |
| 5.3 对军品价格进行市场化改革 |
| 5.3.1 武器装备分类定价 |
| 5.3.2 研制立项阶段强化目标价格论证 |
| 5.3.3 研制阶段开展过程成本监控 |
| 5.3.4 定型和批量采购阶段实行激励约束定价 |
| 5.4 提高免税业务公共管理效率 |
| 5.4.1 机构职能实行统一管理 |
| 5.4.2 建立全新的公共服务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2）武器装备全寿命中的军民融合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研究思路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理论梳理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军民融合概念界定 |
| 2.1.2 武器装备、技术与社会企业概念界定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军民融合耦合机理 |
| 2.2.2 军民融合程度 |
| 2.2.3 军民融合评价体系 |
| 2.2.4 军民融合产业竞争 |
| 2.2.5 军民融合制度构建 |
| 2.2.6 军民融合技术与产权 |
| 2.3 相关经济学理论概述 |
| 2.3.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
| 2.3.4 新制度经济学 |
| 2.4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国外军民融合模式 |
| 3.1 美国军民融合模式 |
| 3.1.1 美国军民融合历史演进 |
| 3.1.2 美国军民融合支撑框架体系 |
| 3.2 日本军民融合模式 |
| 3.2.1 日本军民融合历史演进 |
| 3.2.2 日本军民融合驱动因素与互动模式 |
| 3.3 美日军民融合成效与实证研究 |
| 3.3.1 理论基础与提出假说 |
| 3.3.2 数据来源 |
| 3.3.3 美国军费支出实证检验 |
| 3.3.4 日本军费支出实证检验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军民融合历史与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概述 |
| 4.1 中国军民融合实践情况 |
| 4.1.1 中国军民融合各历史阶段特点 |
| 4.1.2 军民融合是生产组织集合 |
| 4.2 武器装备的特殊性:军民融合的聚焦点 |
| 4.2.1 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概述 |
| 4.2.2 武器装备的特殊性 |
| 4.2.3 发展军民融合式武器装备的目的 |
| 第五章 武器装备全寿命前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 |
| 5.1 武器装备全寿命前期阶段主体要素 |
| 5.2 武器装备全寿命前期阶段职能特征 |
| 5.3 军民技术标准构建:重构价值实现渠道 |
| 5.3.1 军标与民标的差异化分析 |
| 5.3.2 Lotka-Volterra模型在军标与民标差异的运用 |
| 5.3.3 Lotka-Volterra模型对军标与民标的分析结论 |
| 5.3.4 技术标准融合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武器装备全寿命中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 |
| 6.1 武器装备全寿命中期阶段主体要素 |
| 6.2 武器装备全寿命中期阶段职能特征 |
| 6.2.1 技术研制过程研究 |
| 6.2.2 生产部署过程研究 |
| 6.3 军民融合基础: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
| 6.3.1 理论分析与提出假说 |
| 6.3.2 实证检验与稳健性分析 |
| 6.3.3 计量结果分析 |
| 6.3.4 分工理论下跨域融合 |
| 6.4 “民参军”汲取模式选择:委托——代理分析 |
| 6.4.1 装备采购制度建设 |
| 6.4.2 “军”—“民”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
| 6.4.3 构建“民参军”委托代理合同意义 |
| 6.4.4 科层治理转向多元治理模式 |
| 6.4.5 “民参军”驱动因素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武器装备全寿命后期阶段的军民融合分析 |
| 7.1 武器装备全寿命后期阶段主体要素 |
| 7.2 武器装备全寿命后期阶段职能特征 |
| 7.3 生产过程再流通:军民融合的催化点 |
| 7.4 技术溢出与“军转民”治理模式选择:演化博弈分析 |
| 7.4.1 “军转民”技术转化治理方式 |
| 7.4.2 演化博弈模型 |
| 7.4.3 基本假设 |
| 7.4.4 模型构建 |
| 7.4.5 稳定性分析 |
| 7.4.6 演化博弈分析 |
| 7.4.7 “军转民”驱动因素 |
| 7.4.8 生产关系调整下的全民共享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军民技术标准融合决定生产过程可延续的深度 |
| 8.1.2 分工下生产关系调整提升跨域融合能力 |
| 8.1.3 军工技术溢出转化为全民共享机制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营造宽松的社会创新环境,提高技术交易平台作用 |
| 8.2.2 在前期研制阶段设置技术转换端口,开展研发方案竞争 |
| 8.2.3 优化国防军工领域准入机制,扩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园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研发投入对我国军工上市企业成长性影响研究 ——基于政府补助调节效应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实践价值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及贡献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军工上市企业 |
| 2.1.2 企业成长 |
| 2.1.3 研发投入 |
| 2.1.4 政府补助 |
| 2.1.5 调节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企业成长理论 |
| 2.2.2 技术创新理论 |
| 2.2.3 核心竞争力理论 |
| 2.2.4 软预算约束理论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 |
| 2.3.2 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研究 |
| 2.3.3 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 |
| 2.3.4 文献述评 |
| 3 研究设计 |
| 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1 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 |
| 3.1.2 政府补助调节下的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 |
| 3.2 估计方法及模型构建 |
| 3.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定义 |
| 4 实证分析与检验 |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 相关性及共线性检验 |
| 4.3 单位根检验 |
| 4.4 面板数据系统广义据估计分析 |
| 4.4.1 研发投入与军工上市企业成长 |
| 4.4.2 政府补助调节下的研发投入与军工上市企业成长 |
| 4.5 稳健性检验 |
| 5 研究结论、研究不足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附录内容名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创新驱动理论 |
| 二、创新系统理论 |
| 三、公共物品理论 |
| 第二节 创新政策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的含义 |
| 二、创新政策的分类 |
| 三、创新政策的演进 |
| 第三节 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绩效的内涵 |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方法 |
| 三、创新政策绩效评估的内容 |
| 第四节 创新政策选择与优化的研究综述 |
| 一、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 |
| 二、创新政策的优化策略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演进与构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政策的阶段划分 |
| 一、全面恢复科技体系阶段(1978-1985 年) |
| 二、科技体系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5 年) |
| 三、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阶段(1995-2005 年) |
| 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2006 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 |
| 一、中国科技创新组织体系和计划体系 |
| 二、中国创新政策工具的主要类型 |
| 第三节 我国创新政策演变的趋势分析 |
| 一、从独立“科技政策”到“创新政策体系”演变 |
| 二、从“政府导向”到“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协同演变 |
| 三、从“单项政策”向“组合政策”转变 |
| 第三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现状评价 |
| 第一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主要成就 |
| 一、科研投入持续加强夯实创新基础 |
| 二、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
| 三、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结构优化 |
| 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新动力 |
| 五、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
| 第二节 中国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 |
| 一、创新投入的强力支撑 |
| 二、政府市场的良性互动 |
| 三、地方实践的积累扩散 |
| 四、协同创新的活力释放 |
| 第三节 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科技人才队伍结构不优 |
| 二、各类企业创新表现不均 |
| 三、知识产权保护维权不力 |
| 四、企业创新经济效益不高 |
| 五、政府创新管理定位不清 |
| 第四章 中国自主创新的路径特征:基于创新政策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政策的分析框架 |
| 一、技术创新政策的三种分析框架 |
| 二、基于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的创新活动研究框架设计 |
| 三、中国自主创新的典型模式:基于创新活动分析的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逼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十大军工集团为例 |
| 第三节 “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建筑央企为例 |
| 第四节 “争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
| 第五节 “网出来”的创新及其路径特征 |
| 一、相关定义和主要特征 |
| 二、该类创新模式的要素分析 |
| 三、创新的绩效及评价——以BAT为例 |
| 第五章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总体效应测度 |
| 第一节 中国创新政策的总体效应及时间差异 |
| 一、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
| 二、单位面板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 三、实证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地区差异 |
| 一、DEA评价模型及其适用性 |
| 二、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设计 |
| 三、中国创新政策绩效的超效率评价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的区别 |
| 二、理论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 |
| 二、模型设定 |
| 三、描述性统计 |
| 四、单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实证结果 |
| 一、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二、同时享受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创新效率 |
| 1.2.2 股权融资效率 |
| 1.2.3 企业股权融资与创新的关系 |
| 1.2.4 研究现状总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2 研究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军民融合及企业 |
| 2.1.2 股权融资及效率 |
| 2.1.3 创新及效率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企业融资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创新理论 |
| 3 我国军民融合企业创新与融资的现状 |
| 3.1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现状 |
| 3.1.1 态势良好 |
| 3.1.2 现存问题 |
| 3.2 我国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现状 |
| 3.2.1 投入总额小 |
| 3.2.2 投入强度低 |
| 3.3 我国军民融合企业融资现状 |
| 3.3.1 投融资渠道不足 |
| 3.3.2 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
| 3.3.3 融资激励机制不畅 |
| 4 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 |
| 4.1 影响机理分析框架 |
| 4.1.1 影响机理分析结构图 |
| 4.1.2 影响机理分析特征 |
| 4.1.3 影响机理分析与影响效应检验的衔接 |
| 4.2 研发强度和财务弹性的中介作用 |
| 4.2.1 研发强度 |
| 4.2.2 财务弹性 |
| 4.3 军民融合战略、政府补助和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
| 4.3.1 军民融合战略 |
| 4.3.2 政府补助 |
| 4.3.3 内部控制 |
| 5 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与创新效率测度 |
| 5.1 测度方法介绍 |
| 5.1.1 DEA-BCC模型 |
| 5.1.2 Malmquist指数 |
| 5.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2.2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
| 5.3 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测度 |
| 5.3.1 股权融资效率的指标构成 |
| 5.3.2 股权融资效率的数值测算 |
| 5.4 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效率测度 |
| 5.4.1 创新效率的指标构成 |
| 5.4.2 创新效率的数值测算 |
| 6 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 |
| 6.1 Tobit模型及建立 |
| 6.1.1 Tobit模型 |
| 6.1.2 Tobit模型的建立 |
| 6.2 实证分析 |
| 6.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2 相关性分析 |
| 6.2.3 Tobit回归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7 政策建议和研究总结 |
| 7.1 政策建议 |
| 7.1.1 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
| 7.1.2 构建股权融资生态环境 |
| 7.1.3 提升军民融合企业创新能力 |
| 7.2 研究总结 |
| 7.2.1 主要观点 |
| 7.2.2 创新之处 |
| 7.2.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核心概念 |
| 1.3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军事工业垄断的形成与演变 |
| 2.1 计划经济时期军事工业的集中发展(1949 年-1978 年) |
| 2.2 改革探索时期军事工业的行政垄断(1979 年-1997 年) |
| 2.3 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的经济垄断(1998 年以来)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军事工业的经济垄断:基于SCP模型的分析 |
| 3.1 推进军民融合时期的军事工业产业特征 |
| 3.2 军事工业的市场结构 |
| 3.3 军事工业的市场行为 |
| 3.4 军事工业的市场绩效与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的进入: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 |
| 4.1 生产领域的“民参军”竞争现状 |
| 4.2 基于对掠夺性行为描述的数学模型扩展 |
| 4.3 军工企业利用政府投资阻止民口企业的行为分析 |
| 4.4 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阻止行为的影响 |
| 4.5 民口企业进入生产领域参与竞争的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的进入:技术差距、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 |
| 5.1 研发领域的“民参军”竞争现状 |
| 5.2 基于AJ研发竞争模型的扩展 |
| 5.3 技术差距对研发竞争的影响分析 |
| 5.4 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对研发竞争的影响分析 |
| 5.5 民口企业进入研发领域参与竞争的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军工企业改制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三线建设时期军工企业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军工企业生产效率和国企改制的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文章的创新点 |
| 第2章 军工行业变革回顾与军工企业改制的理论分析 |
| 2.1 军工管理体制变革 |
| 2.2 军工行业体制变革与军工企业改制 |
| 2.3 军工企业改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 |
| 第3章 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3.1 军工企业数据介绍 |
| 3.2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比较 |
| 3.3 军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 |
| 第4章 军工企业改制效果评估 |
| 4.1 军工企业改制状况 |
| 4.2 军工企业改制的Wilcoxon Sign-rank检验 |
| 4.3 军工企业改制的计量检验 |
| 4.3.1 基准回归 |
| 4.3.2 改制效果的时间趋势检验 |
| 4.3.3 改制效果的影响因素检验 |
| 4.3.4 改制的作用机制检验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军民融合相关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军民融合相关研究现状 |
| 1.3.3 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现状 |
| 1.3.4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结构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本研究的相关理论方法与概念界定 |
| 2.1 军民融合理论要点 |
| 2.1.1 军民融合的概念 |
| 2.1.2 军民融合的核心要义 |
| 2.2 协同管理理论 |
| 2.2.1 协同与协同组织 |
| 2.2.2 协同管理特性 |
| 2.3 扎根理论 |
| 2.3.1 扎根理论介绍 |
| 2.3.2 扎根理论的思路 |
| 2.4 系统动力学 |
| 2.4.1 系统动力学的基本理论原理 |
| 2.4.2 系统动力学的基本模型特征 |
| 2.5 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概念及内涵 |
| 2.5.1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概念及内涵 |
| 2.5.2 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概念及内涵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
| 3.1 研究方法和实施步骤 |
| 3.1.1 研究方法 |
| 3.1.2 实施步骤 |
| 3.2 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式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3 模型阐释分析 |
| 3.3.1 军民融合政策 |
| 3.3.2 企业管理机制 |
| 3.3.3 人才队伍建设 |
| 3.3.4 技术融合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用机理 |
| 4.1 建模方法 |
| 4.1.1 系统动力学建模原则 |
| 4.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4.1.3 系统动力学软件介绍 |
| 4.1.4 系统动力学应用的可行性分析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建模目的 |
| 4.2.2 系统边界 |
| 4.2.3 系统框架结构 |
| 4.2.4 系统模型构建 |
| 4.3 仿真与分析 |
| 4.3.1 参数的初始量化 |
| 4.3.2 模型有效性校验 |
| 4.3.3 仿真结果和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评价体系 |
| 5.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2 指标体系要素构建 |
| 5.2 体系评价方法 |
| 5.2.1 评价权重设定 |
| 5.2.2 模糊评价方法 |
| 5.3 评价体系实证分析 |
| 5.3.1 实例简介 |
| 5.3.2 评价过程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推进策略 |
| 6.1 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进策略的基本要素 |
| 6.2 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推进策略 |
| 6.2.1 建立标准制度衔接的政策体系 |
| 6.2.2 建立统一规范的行业组织管理体系 |
| 6.2.3 建立准确清晰的工作运行体系 |
| 6.3 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企业管理机制推进策略 |
| 6.3.1 企业多元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生态环境建设 |
| 6.3.2 企业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进策略 |
| 6.4 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策略 |
| 6.4.1 构建完备人才队伍体系 |
| 6.4.2 改进人才培养机制 |
| 6.4.3 健全人才流动机制 |
| 6.4.4 强化人才激励机制 |
| 6.5 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技术融合推进策略 |
| 6.5.1 技术融合创新体系建设 |
| 6.5.2 安全防护技术应用 |
| 6.5.3 军民共享通信网络技术融合 |
| 6.5.4 军民融合基础技术发展 |
| 6.5.5 军民融合技术标准发展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产业和市场 |
| 1.2.2 市场结构 |
| 1.2.3 市场集中度 |
| 1.2.4 市场结构优化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市场集中度 |
| 1.3.2 市场集中度影响因素 |
| 1.3.3 市场最优集中度 |
| 1.3.4 国防工业市场结构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理论基础 |
| 2.1 产业组织理论 |
| 2.1.1 哈佛学派 |
| 2.1.2 芝加哥学派 |
| 2.1.3 其他主要学派 |
| 2.2 基于市场集中度的市场结构分类 |
| 2.2.1 罗宾逊的市场结构分类 |
| 2.2.2 贝恩和植草益的市场结构分类 |
| 2.2.3 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市场结构分类 |
| 2.3 .市场集中度的测度方法 |
| 2.3.1 行业集中度 |
| 2.3.2 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 |
| 2.3.3 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 |
| 2.3.4 勒纳指数 |
| 2.3.5 熵指数 |
| 2.3.6 哈莱-克依指数 |
| 2.4 影响市场集中度的主要因素 |
| 2.4.1 市场需求因素 |
| 2.4.2 企业技术因素 |
| 2.4.3 市场进入壁垒因素 |
| 2.4.4 历史和政治因素 |
| 2.4.5 国际因素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分析——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为例 |
| 3.1 市场集中度测度方法的选择 |
| 3.2 市场集中度测度数据的选择 |
| 3.2.1 投入指标数据 |
| 3.2.2 产出指标数据 |
| 3.3 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现状分析 |
| 3.3.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3.3.2 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集中度的测度 |
| 3.4 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指标体系构建与指标数据 |
| 3.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理论模型 |
| 4.1 市场最优集中度的界定 |
| 4.2 我国国防支出需求 |
| 4.2.1 我国国防支出需求的决定因素 |
| 4.2.2 国防支出需求:理论模型 |
| 4.2.3 我国国防支出需求的理论分析 |
| 4.3 基于经济绩效的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理论模型 |
| 4.3.1 基本思路与前提假设 |
| 4.3.2 基于经济绩效的最优集中度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的估算—以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为例 |
| 5.1 我国国防支出需求的实证分析 |
| 5.1.1 资料来源与数据处理 |
| 5.1.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 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最优市场集中度的估算 |
| 5.2.1 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需求函数的估算 |
| 5.2.2 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企业成本函数的估算 |
| 5.2.3 我国航空工业上市公司市场最优集中度的估算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国际比较与借鉴——以美国国防工业为例 |
| 6.1 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历史演进 |
| 6.1.1 冷战结束前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演进 |
| 6.1.2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的演进 |
| 6.2 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演进的特征 |
| 6.2.1 政府干预色彩浓厚 |
| 6.2.2 以主系统承包商之间的兼并为主 |
| 6.2.3 兼并方式以友好收购为主 |
| 6.3 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提高的动因分析 |
| 6.3.1 国防经费不断减少 |
| 6.3.2 保持军事技术优势 |
| 6.3.3 追求规模经济与市场份额 |
| 6.4 美国国防工业集中度提高的影响 |
| 6.4.1 军工企业规模不断扩张,政策影响力日渐增强 |
| 6.4.2 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国防保护主义程度加深 |
| 6.4.3 垄断问题日益增加,阻碍军转民进程 |
| 6.5 美国国防工业市场集中度演进对我国的启示 |
| 6.5.1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
| 6.5.2 打造世界级军工企业集团 |
| 6.5.3 建立合理高效的产权交易市场 |
| 6.5.4 注重集中化专业化整合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优化我国国防工业市场结构的对策建议 |
| 7.1 构建合理有效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 |
| 7.1.1 建立合理有效的市场准入制度 |
| 7.1.2 建立合理有效的市场退出制度 |
| 7.2 增强大型军工企业实力 |
| 7.2.1 推动军工企业兼并重组 |
| 7.2.2 促进大型军工企业发展 |
| 7.2.3 提高大型军工企业技术研发与管理创新能力 |
| 7.2.4 专业化助推集团化 |
| 7.3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
| 7.3.1 构建反垄断监管体系 |
| 7.3.2 构建军工企业的监督考察机制 |
| 7.4 转变政府主管部门职能,提高行政效率 |
| 7.4.1 转变政府职能 |
| 7.4.2 提高行政效率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1.2.1 研究源自新时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国企变革的要求 |
| 1.2.2 研究源自军工集团对旗下各企业高管提高企业家素质的需要 |
| 1.2.3 研究源自加强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要求 |
| 1.2.4 研究源自寻求助力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需求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4.3 实证分析法 |
| 1.4.4 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1.4.5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4.6 技术路线图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与社会责任 |
| 2.1 关于企业的性质与边界 |
| 2.1.1 西方学者对企业性质与边界的论述 |
| 2.1.2 马克思对企业性质与边界的阐释 |
| 2.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性质 |
| 2.2 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目标 |
| 2.2.1 国有企业的分类 |
| 2.2.2 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 |
| 2.3 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
| 2.3.1 体现国家意志 |
| 2.3.2 支撑引领并带动经济社会发展 |
| 2.3.3 应对突发事件和抵御社会政治风险 |
| 2.4 国有军工企业的性质及特征 |
| 2.4.1 国有军工企业的性质及地位 |
| 2.4.2 国有军工企业的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概述及发展 |
| 3.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内涵及意义 |
| 3.1.1 企业领导体制的内涵 |
| 3.1.2 领导制度、体制、机制的关系 |
| 3.1.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作用 |
| 3.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历史沿革 |
| 3.2.1 领导体制的初步探索 |
| 3.2.2 全面试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 3.2.3 领导体制的十年混乱期 |
| 3.2.4 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 3.2.5 厂长、经理负责制 |
| 3.2.6 现代企业领导体制探索 |
| 3.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3.3.1 国际政治与经济竞争挑战军工核心竞争力 |
| 3.3.2 新时代的安全发展新需求挑战军工国防保障力 |
| 3.3.3 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挑战军工市场竞争力 |
| 3.3.4 国企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使军工企业改革进入机遇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当代反思与检视 |
| 4.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变革反思 |
| 4.1.1 党、政、工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 |
| 4.1.2 领导体制变革的时代背景 |
| 4.1.3 领导体制的确立及变革依据 |
| 4.1.4 领导体制贯彻的原则 |
| 4.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的利弊分析 |
| 4.2.1 党政分设领导模式 |
| 4.2.2 党政“一肩挑”领导模式 |
| 4.2.3 党政一体化领导模式 |
| 4.2.4 党政交叉兼职或交流任职 |
| 4.2.5 总经理负责制和企业委员会制 |
| 4.2.6 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
| 4.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当下反思 |
| 4.3.1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取得的成就 |
| 4.3.2 领导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现实矛盾 |
| 4.4 国外典型国家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参考 |
| 4.4.1 美国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2 俄罗斯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3 日本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式 |
| 4.4.4 国外典型国家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启示 |
| 4.5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个案检视 |
| 4.5.1 红林公司企业概况 |
| 4.5.2 红林公司领导体制回顾 |
| 4.5.3 红林公司领导体制现状剖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理论基础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立论依据 |
| 5.1.1 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为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指明政治方向 |
| 5.1.2 中国特色的根本经济制度为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确立了所有制格局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提供机制框架 |
| 5.2 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理论基点 |
| 5.2.1 现代企业制度为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提供了选择基础 |
| 5.2.2 现代企业制度基本要件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主要基石 |
| 5.2.3 新时代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行动指南 |
| 5.2.4 领导体制相关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中的重要指导 |
| 5.3 组织行为理论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3.1 组织结构原理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坚持的基本原则 |
| 5.3.2 群体行为基本原理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注意的基本范式 |
| 5.3.3 领导力及其相关理论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需考虑的关键因素 |
| 5.4 领导理论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重要补充 |
| 5.4.1 领导的本质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力量源泉 |
| 5.4.2 领导的职能是建构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精神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现实基础 |
| 6.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基础及差异 |
| 6.1.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构建基础 |
| 6.1.2 企业领导体制的差异性比较 |
| 6.2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法人治理结构 |
| 6.2.1 公司治理的基本问题 |
| 6.2.2 企业法人治理的原则 |
| 6.2.3 法人治理结构框架组成 |
| 6.2.4 国有军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现状 |
| 6.2.5 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
| 6.3 股权多元化为国有军工企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
| 6.3.1 股权结构思考 |
| 6.3.2 我国企业的股权构成 |
| 6.3.3 国有军工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
| 6.3.4 股权多元化对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影响 |
| 6.3.5 股权多元化改革对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要求 |
| 6.3.6 国有军工企业的改制上市 |
| 6.4 党的领导是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政治核心 |
| 6.4.1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军工企业的独特优势 |
| 6.4.2 新时期国有军工企业党建工作要求 |
| 6.4.3 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定位 |
| 6.4.4 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军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要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理念及方略 |
| 7.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应当处理好的基本关系 |
| 7.1.1 产权与政权的关系 |
| 7.1.2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 |
| 7.1.3 规范管理与民主管理的关系 |
| 7.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价值标准 |
| 7.2.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基本原则 |
| 7.2.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检验标准 |
| 7.2.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的责任目标 |
| 7.2.4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目标 |
| 7.3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建构层次 |
| 7.3.1 国有军工企业治理结构层面 |
| 7.3.2 企业运行机制层面 |
| 7.4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机理 |
| 7.4.1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维度和方向 |
| 7.4.2 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建构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建构 |
| 8.1 股份制国有军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
| 8.1.1 股东 |
| 8.1.2 经营层 |
| 8.1.3 企业职工 |
| 8.1.4 用户(部队或厂所) |
| 8.1.5 供应商 |
| 8.1.6 债权人 |
| 8.1.7 政府 |
| 8.2 “新三会”、“老三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8.2.1 “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关系 |
| 8.2.2 “新三会”、“老三会”与企业利益相关者 |
| 8.3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现实特色 |
| 8.3.1 党组织在国有军工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
| 8.3.2 职工参与企业管理 |
| 8.3.3 法人代理的信托责任 |
| 8.4 “六会七方”领导机构设置的科学组合 |
| 8.4.1 主次型机构设置 |
| 8.4.2 参与型机构设置 |
| 8.4.3 兼职型机构设置 |
| 8.4.4 复合型机构设置 |
| 8.5 侧重于利益相关方的领导体制组合 |
| 8.5.1 识别军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
| 8.5.2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事权路径 |
| 8.5.3 侧重于利益相关方的领导体制组合模式 |
| 8.6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及应用 |
| 8.6.1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权力结构 |
| 8.6.2 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建构模型及解读 |
| 8.6.3 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模型的具体应用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习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 |
四、军品结构弹性理论分析及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军品增值税免税政策研究[D]. 李凤麟. 燕山大学, 2020(01)
- [2]武器装备全寿命中的军民融合研究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D]. 林之豪.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3]研发投入对我国军工上市企业成长性影响研究 ——基于政府补助调节效应的视角[D]. 刘江涛. 西华大学, 2020(01)
- [4]中国创新政策 ——演进、机理及绩效评价[D]. 吴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军民融合企业股权融资效率对创新效率的影响 ——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D]. 李蓓. 河南理工大学, 2020(05)
- [6]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D]. 李明峰.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7]军工企业改制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三线建设时期军工企业数据的研究[D]. 张学斌. 湘潭大学, 2019(02)
- [8]中国无人机行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研究[D]. 姜梁.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8(01)
- [9]国防工业市场最优集中度研究[D]. 胡浡洲.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1)
- [10]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D]. 王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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