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11的中外期刊封面相近性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郭琦洋[1](2021)在《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文中研究表明1933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及其前身的《中国建筑学》讲义是乐嘉藻一生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凝结和表达。由于该研究贯穿一生,而其一生(1868—1944)恰又处于近代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段,因此这一漫长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现复杂面貌,或可称为“层累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最终呈现的文本入手,对这一“层累的过程”进行拆解分析,探究其发展脉络和复杂面貌的成因。研究发现,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其对于“建筑、建筑学、建筑史”三者的概念不断认知和对相应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过程,而这也是乐嘉藻与其后以梁思成等学人为代表的建筑史研究最大的不同所在——梁思成等人首先掌握高度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随后自觉地将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中。其次,这一过程的形成有赖于两方面的力量——其一是中国传统、内源的力,其二是西方、外来的力。两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首先有了乐嘉藻复杂的社会经历及角色,进而影响其建筑史研究。因此无论是乐嘉藻其人亦或其建筑史研究,均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中西杂揉、传统现代交织的“半旧”面貌。最后,乐嘉藻建筑史研究呈现出的复杂性恰能折射出建筑学(或建筑史)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本土转化、落地生根的过程,因此对于乐嘉藻的个案研究也就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可对如今的建筑史和学科史研究有所助益。
丁俊[2](2021)在《1930年代上海家装设计的现代性路径研究》文中提出1930年代是上海家庭迅速拥抱现代文明的时期,对此时期家装设计历史的梳理有助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物质文化与生活状态。本文聚焦于1930年代的上海家装设计,从纸媒入手,展开关于其如何走向现代的路径研究。首先,梳理相关历史文献,了解纸媒是如何传播和表述现代家装设计内容的;其次,以图像和文本分析的方式探讨当时家装设计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与模式;再次,基于不同层面的具体个案,归纳具有现代特征的家装设计之实践与推广方式;随后,从技术和材料方面寻找支撑现代家装设计的保障因素;最后,讨论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的历史意义。通过史料挖掘和分析发现,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的实现有赖于媒介建构、观念引导、实践与推广、技术和材料保障几方面的共同作用。第一,上海纸媒影响了人们对于家装设计现代性的理解。一方面,上海报刊频繁关注流行时尚,并转载欧美和刊登本地新式的家装设计图像,形成家装设计实践的案例参考;另一方面,上海报刊登载大量文本,提供了家装设计实践的观念引领和知识支撑。第二,人们普遍推崇面向现代生活的家装设计理念与模式。人们将家庭进化视为民族进化的基石,并在此基础上提倡“美术化”、“简约化”、“经济化”的新式生活理念,以及从“繁复美”转化为“单纯美”的设计美学观;在表现模式上,人们认为装饰样式的革新、空间功能的完善和物理环境的改进是家装设计现代性的具体表现;为此,大量支撑实现家装设计现代性的知识获得了传播。第三,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的发生还在于多维度的实践与推广。文章从作为消费者的精英阶层、连接消费与生产的家装展览会、开展家装设计的实践者三个维度出发,选取多个具体个案进行分析。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上海城市精英家庭呈现出引领潮流的装饰风尚;家装展览会以“模范样板”引导了装饰动向;中西设计师和业余实践者基于自身背景展现了多元设计手法。第四,文章探讨了实现家装设计现代性的技术和材料保障。其中,以新式里弄住宅、城市公寓、花园洋房为代表的居住建筑为功能化的家庭布置提供了基础。以电镀“克罗咪”工艺为标志的现代家具、以简洁样式为特征的软装陈设、以流线型产品为特色的家电为家庭美化提供了保障。还有品类多样的室内建材和卫浴设备使得开展家装设计具备了基础条件。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的发生具有多重历史意义。一方面,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的实现是以多维度实践与推广为核心的系统化要素交替出现,并共同推进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中,文章认为其意义在于从理性化、整体性与合理化设计方面推进了“上海设计”的现代性进程。此外,从新生活方式、室内秩序和室内形式方面丰富了“海派”风格美学的内涵。
袁明知[3](2021)在《俄亚、丽江版东巴经《跳东巴舞压鬼经》语言文字比较研究》文中指出纳西族是我国滇、川、藏三省的少数民族,他们使用的东巴文是一种古老的图画象形文字,从文字发展阶段来看,它比甲骨文更加原始。东巴经是纳西族东巴教的经书,记录了古老的东巴文,是纳西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研究东巴文早期特征、发展演变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发掘、研究东巴经对抢救东巴文化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不同版本的东巴经蕴含了不同地域、时代信息,反映了东巴文的演变,因此版本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择了一手的、代表性的东巴经《跳东巴舞压鬼经》的俄亚版、丽江版,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比较研究。文章首先通过情节的比较,指出两版本经书情节上有60%的相似度,情节上的差异是两版本文字不同的原因之一;其次通过音系的比较,发现两地语音的发展差异;再次,论文把重点放在文字的比较研究上,以比较文字学理论、王氏“六书”、喻氏“六书”理论为指导,分类、定量研究对比两地文字字形的繁简、理据和结构;最后,比较两经的字词关系,探讨两版本经书的语言单位与文字符号的对应关系,最终梳理出两版本经书文字演化的内在规律。文中还采用了“字组”和“语境异体字”两个概念对繁杂字形加以归纳。希望本文的撰写能发掘东巴经的研究价值,完善东巴古籍库的收录,促进东巴文字理论的发展。
张琼[4](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李季[5](2021)在《中学古诗文阅读策略及指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阅读策略对古诗文教学至关重要。它既关系到古诗文阅读理解的准确性、实效性,又涉及到古诗文教育价值充分开掘与利用。但是,当前语文课程知识未能提供适切、足够的阅读策略知识供师生使用,致使古诗文阅读教学耗时费力而又收效甚微。因此,古诗文阅读策略的研究已成为当务之急。阅读策略如何研制?阅读策略体系如何构建?构建的阅读策略体系能否适用于教学?这一系列问题又聚焦在“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的构建”这一源头上。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心理学、教育学、文章学、古今中外文艺理论等相关知识,构建适合于中学古诗文阅读的策略体系。首先,运用文献分析,对古诗文阅读、阅读教学、阅读策略教学相关的心理学、阅读学、文章学、文艺理论等领域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其次,采用理论思辨和文本分析展开对构建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的理论研究。运用理论思辨主要辨析阅读策略中阅读取向、进阶与文本层次、交叠等问题,并透析阅读策略内部、阅读方法之间内在的联系与区别。而利用文本分析法主要对古诗文文本进行研读,以从古诗文文本类型特征中化取阅读策略的陈述性知识。在此基础上,综合利用两种方法构建中学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第三,运用行动研究,将制定的阅读策略付诸课堂教学,以呈现阅读策略的实践性和实效性。基于上述问题及其研究设计,并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一是不同理论视域下阅读策略所体现的特质可以为认识、制定古诗文阅读策略提供理论导向。这具体表现为:心理学中阅读策略关注信息加工与管理,阅读学中阅读策略体现为行为调控与层级运筹,文章学中阅读策略注重阅读取向与方法择选,而文艺理论中阅读策略则表现为阅读路径与要津,这也明示古诗文阅读策略具有文本处理、路径取向、层级运筹等特性;二是依据“文本属性”与“阅读取向”的交会可以构建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这就是代表文本四维——“文言、文章、文学、文化”——的横轴与代表阅读取向四级——“认读、解读、赏读、鉴读”——的纵轴交会而形成的古诗文阅读策略,即“四维四级”阅读策略。策略之间具有相互支撑、叠加、映射的关联,但又相对独立,各自均有明确的阅读取向和内容所指;三是所建构的阅读策略体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实效性。针对中学阅读教学,对策略体系中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策略进行教学转化,并根据教学需要设计成不同类型的策略教学模式,而后将其付诸课堂。通过行动研究发现,所制定的古诗文阅读策略,不仅可以用于教学,而且通过策略教学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此外,本研究开发的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不仅弥补了语文课程中阅读策略知识的不足,更打开了基础教育阶段文体阅读策略研究的一扇门窗。当然,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还需要不断完善、改良与充实。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国外阅读策略的话语言说方式和体系建构思路,以对中国特有的零散性、体验性、综合性、整体性的阅读策略进行梳理、归纳与提炼,并将其建构成立足本土而又对外开放的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紧随其后,阅读策略及其教学的目标地位、评价体系也需配套研究,以避免阅读策略教学方向的迷失与实施的悬空。可见,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的完美建构是需要理论研究、策略制定与教学实践之间进行循环往复地互动、互构与互通的。
察应坤[6](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程河清[7](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张家雯[8](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孙世萍[9](2020)在《刑事错案论》文中研究指明公平正义一直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然因一批冤错案的曝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小的震动,并引发关于“错案”问题的激烈讨论,由此也拉开了第四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错案率作为检验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指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也许是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极度渴望,也许是出于改革的迫切心情,人们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刑事错案的成因以及预防的研究中,而对于刑事错案的本来样貌却甚少关注,并出现刑事错案概念泛化、重事实认定轻法律适用等倾向。这非常不利于对刑事错案的正确认识,也不利于全面系统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此,我们有必要以更加冷静、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错案”问题以及相关司法改革问题。本文从认识论出发,重新界定刑事错案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刑事错案的法律属性,厘清事实认定对象与法律适用对象的界限,并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避开“错案预防”的习惯性视角,达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在全面认识刑事错误的基础上,以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在刑事错案本原中重新审视抑制刑事错案的路径与方法,并重点从法律安全区的提倡以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法官职业评价体系的完善等三个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为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参考。
汪琬琦[10](2020)在《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方作家以绝对的人数优势和庞大的创作数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创作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但目前学界对地方作家的研究并不充分,从研究对象上看,对知名作家个案的研究多,对地方作家群体的研究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单一的地方作家作品研究多,地方作家的特征和困境研究少。即便是研究了地方作家存在的问题,也是描述现象多,揭示实质少。为此,笔者深入中部城市临淮,通过个案研究、实地研究、文本研究三种研究方法,筛选并建立了9个作家个案,从文学生态环境、文学生产链条、作家生存状态三个维度对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进行描述分析。最后发现,临淮作协的许多功能濒临瘫痪,本该扶持作家发展的作协体制却成了临淮作家结构性压力的来源,并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扩大经费来源、细化会员管理、开放资源系统、强化服务职能四个建议。
二、9·11的中外期刊封面相近性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9·11的中外期刊封面相近性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选题缘起 |
文献综述 |
思路与结构 |
第一章 乐嘉藻的身份变化与建筑史研究的成果 |
第一节 乐嘉藻——“传统文人”以外 |
一.士阶层的变化 |
二.从准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
三.乐嘉藻与严氏父子 |
第二节 从《中国建筑学》讲义到《中国建筑史》 |
第三节 梁思成的质疑与乐嘉藻的回应 |
第二章 建筑观念的变化 |
第一节 从文本到观念 |
第二节 民国前——建筑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
一.实用主义的“设计”与文人审美 |
二.承自传统的建筑观念 |
第三节 民国后——关注建筑科学性、艺术性与民族性 |
一.对于形式与结构的关注 |
二.对建筑文化性的重视 |
三.新观念的来源——“他者”目光的延续 |
第三章 学科观念的混杂 |
第一节 为什么是《中国“建筑学”》讲义 |
一.现代意义的“建筑学” |
二.乐嘉藻理解的“建筑学” |
三.移植与转化——从“学问”到“学科” |
第二节 《中国建筑史》——新旧史法的融合与跨学科借鉴 |
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建筑史”的两种发展轨迹 |
二.乐嘉藻理解的“建筑史” |
三.新史学——艺术史——建筑史 |
第四章 昙花一现——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在历史中的沉浮 |
第一节 乐嘉藻与梁思成的交错时空 |
一.错位的时空 |
二.专才与通才 |
三.激进与保守 |
第二节 选择与淘汰——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
一.权威意识与现代化的需要 |
二.群体性“失语”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
第三节 相关反思 |
一.建筑史层面 |
二.建筑学科史和建筑史学史层面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讲义原有内容在《中国建筑史》中的变化 |
附录二 梁思成: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缪 |
致谢 |
(2)1930年代上海家装设计的现代性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和意义 |
1.1.1 研究问题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 |
1.2.1 家装设计的核心概念分析 |
1.2.2 家装设计“现代性”的界定 |
1.2.3 对1930 年代的时间界定 |
1.3 相关研究综述 |
1.3.1 国内关于室内装饰现代性的研究 |
1.3.2 国外关于家庭装饰现代性的研究 |
1.3.3 上海近代设计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架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架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作为主要传播途径和载体的1930 年代上海纸媒 |
2.1 报道家装设计的纸媒概貌 |
2.1.1 中文报刊频开专栏 |
2.1.2 英文报纸长期报道 |
2.1.3 其它纸媒偶有涉及 |
2.2 纸媒对家装设计现代性的传播 |
2.2.1 内容传播集中于1930 年代 |
2.2.2 现代家装内容的国际化传播 |
2.2.3 内容传播推进现代家装设计 |
2.3 纸媒中家装设计现代性的表述 |
2.3.1 涉及时间概念的描述 |
2.3.2 对于装饰样式的界定 |
2.3.3 多主题词的混合使用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1930 年代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的理念和模式 |
3.1 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的基本理念 |
3.1.1 推崇进化论思想 |
3.1.2 倡导新家庭生活 |
3.1.3 提倡新设计美学 |
3.2 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的表现模式 |
3.2.1 室内空间装饰样式的革新 |
3.2.2 室内空间生活功能的完善 |
3.2.3 室内空间物理环境的改进 |
3.3 纸媒中家装设计现代性知识组构 |
3.3.1 现代性家装设计风格的认识 |
3.3.2 现代性家装设计要素的组成 |
3.3.3 现代性家装设计的图纸表达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家装设计实践与推广方式 |
4.1 精英家庭的时尚引领 |
4.1.1 以电影明星群体家装设计为亮点 |
4.1.2 以文化和工商名人群体家装设计为主体 |
4.1.3 以其它中产人群家装设计为底色 |
4.2 家装设计展览会的社会推广 |
4.2.1 “国货展览会”之“模范家庭”布置 |
4.2.2 “改良家庭展览会”及样板房布置 |
4.2.3 样子间及百货店等商业展示活动 |
4.3 家装设计者的多元探索 |
4.3.1 本土设计师接轨国际设计风格 |
4.3.2 西方设计师带入国际设计经验 |
4.3.3 业余设计者尝试家庭美化方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现代性家装设计实现的技术和材料保障 |
5.1 新式居住功能模式的兴起与运用 |
5.1.1 城市中新式居住建筑的兴起 |
5.1.2 建筑革新提供的功能化空间 |
5.1.3 水电气入户改善了家庭环境 |
5.2 新奇家居生活用品的配置 |
5.2.1 以“克罗咪”工艺为标志的现代家具 |
5.2.2 以简洁化样式为特征的软装陈设 |
5.2.3 以流线型产品为特色的家用电器 |
5.3 新颖室内建材卫浴的运用 |
5.3.1 墙面饰材以花纸运用较广泛 |
5.3.2 地面饰材流行花砖和马赛克 |
5.3.3 卫浴设备倾向成套进口产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1930 年代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实现的历史意义 |
6.1 上海家装设计现代性发生的系统要素 |
6.1.1 从大众纸媒到生活实践的复杂系统 |
6.1.2 多维度实践与推广是系统核心要素 |
6.1.3 家装设计之现代性实现的上海路径 |
6.2 全面推动“上海设计”的现代性进程 |
6.2.1 注重生活实效的理性化设计 |
6.2.2 关注系统要素的整体性设计 |
6.2.3 尊重技术条件的合理化设计 |
6.3 丰富了“海派”风格美学的内涵 |
6.3.1 新生活方式之美 |
6.3.2 新室内秩序之美 |
6.3.3 新室内形式之美 |
本章小结 |
主要结论与展望 |
论文创新点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3)俄亚、丽江版东巴经《跳东巴舞压鬼经》语言文字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纳西东巴文概述 |
1.2 纳西东巴文研究概况 |
1.2.1 东巴经的收集、记音、字释 |
1.2.2 东巴文字词典编撰 |
1.2.3 东巴文的语音研究 |
1.2.4 东巴文的起源、造字法研究 |
1.2.5 东巴文的字词关系、汉化研究 |
1.2.6 东巴文的分域研究 |
1.2.7 现代纳西语研究 |
1.2.8 对《跳东巴舞压鬼经》的研究 |
1.3 选题意义与创新点 |
1.3.1 选题意义 |
1.3.2 创新点 |
1.4 研究目的及方法 |
1.4.1 目的 |
1.4.2 方法 |
2 《跳东巴舞压鬼经》版本比较概说 |
2.1 两版本经书概述 |
2.1.1 俄亚本概述 |
2.1.2 丽江本概述 |
2.2 两版本情节的比较 |
2.2.1 情节有无的差异 |
2.2.2 共有情节的差异 |
2.3 小结 |
3 音系的比较 |
3.1 俄亚版音系 |
3.1.1 声母 |
3.1.2 韵母 |
3.1.3 声调 |
3.2 丽江版音系 |
3.2.1 声母 |
3.2.2 韵母 |
3.2.3 声调 |
3.3 两版本音系的异同 |
3.3.1 声母方面的比较 |
3.3.2 韵母方面的比较 |
3.4 小结 |
4 文字造字法的比较 |
4.1 象形字 |
4.1.1 取象的区别 |
4.1.2 繁简的区别 |
4.1.3 置向的区别 |
4.1.4 整体象形与局部象形的区别 |
4.1.5 小结 |
4.2 指事字 |
4.2.1 纯指事字 |
4.2.2 加体指事字 |
4.2.3 小结 |
4.3 会意字 |
4.3.1 同文会意 |
4.3.2 异文会意 |
4.3.3 小结 |
4.4 形声字 |
4.4.1 多音节形声字 |
4.4.2 形声字与非形声字 |
4.4.3 小结 |
4.5 假借字 |
4.5.1 两经书被借字与假借字的分析 |
4.5.2 两经书被借字与假借字的对比 |
4.5.3 本无其字的假借与本有其字的假借 |
4.5.4 小结 |
4.6 借形字 |
4.6.1 专名→通名 |
4.6.2 物品→材料 |
4.6.3 气候→季节 |
4.6.4 事物→性质 |
4.6.5 事物→动作 |
4.6.6 动作→事物 |
4.6.7 动作→结果 |
4.6.8 借形字与非借形字 |
4.6.9 小结 |
4.7 小结 |
5 字词关系的比较 |
5.1 字词对应现象的比较 |
5.1.1 两经书对比实例 |
5.1.2 俄亚本实例 |
5.1.3 丽江本实例 |
5.1.4 小结 |
5.2 有词无字现象的比较 |
5.2.1 因图画表意而省略 |
5.2.2 因共用而省略 |
5.2.3 因上下文联系而省略 |
5.2.4 形音义固化 |
5.2.5 小结 |
5.3 有字无词现象的比较 |
5.3.1 表示主题或主语 |
5.3.2 提示作用 |
5.3.3 对经文中的词进行补充性说明 |
5.3.4 衍文 |
5.3.5 小结 |
5.4 字组的比较 |
5.4.1 两经书字组分析 |
5.4.2 数字类字组的对比 |
5.5 语境异体字的比较 |
5.5.1 两经书语境异体字分析 |
5.5.2 两经书语境异体字的对比 |
5.6 小结 |
6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俄亚《跳东巴舞压鬼经》字表 |
附录2:丽江《祭端鬼·请东巴什罗》字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探索 |
第一章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 |
第一节 民族性问题的发生 |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性 |
二、现代中国的民族性 |
第二节 中国美学的民族性 |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化 |
二、文艺美学的民族性 |
三、中国当代美学的民族性问题 |
第三节 美学民族性问题研究的本土语境 |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性重建 |
二、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 |
第二章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 |
第一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 |
一、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的选择与转化 |
二、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思想的吸收与发展 |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延衍与阐释 |
四、中西美学“了然于心”的过滤与融通 |
第二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 |
一、作为民族性基础的人民性 |
二、作为民族性命脉的大众性 |
三、从人民性、大众性到民族性 |
第三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 |
一、萌芽:“经世致用”的新艺术创作论 |
二、发展:“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 |
三、升华:“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 |
第三章 多样统一: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 |
第一节 “我之为我”的民族性 |
一、“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 |
二、“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 |
三、“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 |
第二节 “平衡融洽”的民族性 |
一、“明道若昧”的共性 |
二、“不似之似”的共通感 |
三、“理有恒存”的大众性 |
第三节 “各得其所”的民族性 |
一、“隔与不隔”的辩证法 |
二、“不罔不怠”的融通化 |
第四章 双重维度: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特点 |
第一节 地域维度: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 |
一、从地方性到民族性 |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 |
三、城市化与同质化的危机 |
第二节 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易变 |
一、时间性与民族性 |
二、民族化与民族性 |
三、延异的民族性 |
第五章 王朝闻与中国美学的民族性构建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 |
一、断裂之外的延续 |
二、失落民族性的再生 |
三、传统理论话语方式及理论生产机制的继承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进入中国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
结语 王朝闻美学的当代意义:构建美学理论的主体性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中学古诗文阅读策略及指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一)古诗文在语文素养培育中的独特价值亟待充分彰显 |
(二)古诗文阅读策略开发可以弥补语文课程中策略性知识的不足 |
(三)在阅读教学中,一些教师忽视程序性、策略性知识的传授 |
(四)阅读策略及其教学的研究是与国际阅读素养培育对接的必由之路 |
(五)与个人从业经历和学术背景相关 |
二、研究内容 |
(一)基于已有研究,结合教学实际,明确古诗文阅读策略的内涵与策略体系建构的价值 |
(二)根据文本属性和阅读取向,建构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 |
(三)基于中外阅读策略教学理论,实施古诗文阅读策略教学转化与指导 |
三、研究目的 |
(一)构建古诗文阅读策略理论框架,制定本土化阅读策略 |
(二)建构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 |
(三)为古诗文阅读策略教学提供指导 |
四、研究意义 |
(一)理论价值 |
(二)实践价值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设计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一)阅读 |
(二)阅读策略 |
(三)古诗文 |
(四)古诗文阅读策略 |
(五)古诗文阅读策略的指导 |
二、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论文框架 |
三、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案例研究法 |
(三)行动研究法 |
(四)文本分析方法 |
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
一、国内关于阅读策略的研究 |
(一)阅读策略研究概貌 |
(二)阅读策略的理论研究 |
(三)阅读策略的实践研究 |
二、国外阅读策略相关研究 |
(一)阅读策略阶段性、层次性的研究 |
(二)阅读策略应用的研究 |
三、已有研究的反思与讨论 |
第一章 阅读策略的多维透视 |
第一节 心理学视域中的阅读策略:信息加工与管理 |
一、阅读理解模式:概念与材料相互驱动 |
二、图式认知模式:组织信息的主动过程 |
三、PISA测试中阅读策略:文本处理与任务管理 |
第二节 阅读学视域中的阅读策略:行为调控与层级运筹 |
一、注重阅读行为,具有明显层级性 |
二、凸显阅读主体作用,强调对阅读行为的调节和控制 |
第三节 文章学视域中的阅读策略:取向、内容与方式的择选 |
一、文章阅读的特点决定阅读取向 |
二、文章学中阅读策略:内容的择选 |
三、文章学中阅读策略:方式的选取 |
第四节 中西文艺理论中的阅读策略:路径与要津 |
一、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鉴赏路径:披文入情与玩味自得 |
二、国外文艺理论中的阅读要津:三“R”模式与“肌质”特性 |
第二章 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建构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古诗文阅读、阅读策略教学的现状及反思 |
一、古诗文阅读教学:“怎么教学生学会”的缺位 |
二、部编本语文教材阅读策略设计:文本的普适性与行为的共同性 |
三、阅读策略教学的研究:“怎么读”抽空了“读什么” |
四、古诗文阅读及阅读策略教学的讨论和结论 |
第二节 古诗文阅读的特征与进入的维度 |
一、古诗文阅读的特征 |
二、古诗文阅读的“四维” |
三、古诗文“四维”阅读的理路 |
第三章 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的建构 |
第一节 古诗文认读策略 |
一、指向文言的古诗文认读策略 |
二、指向文章的古诗文认读策略 |
三、指向文学的古诗文认读策略 |
四、指向文化的古诗文认读策略 |
第二节 古诗文解读策略 |
一、指向文言的古诗文解读策略 |
二、指向文章的古诗文解读策略 |
三、指向文学的古诗文解读策略 |
四、指向文化的古诗文解读策略 |
第三节 古诗文赏读策略 |
一、指向文言的古诗文赏读策略 |
二、指向文章的古诗文赏读策略 |
三、指向文学的古诗文赏读策略 |
四、指向文化的古诗文赏读策略 |
第四节 古诗文鉴读策略 |
一、指向文言的古诗文鉴读策略 |
二、指向文章的古诗文鉴读策略 |
三、指向文学的古诗文鉴读策略 |
四、指向文化的古诗文鉴读策略 |
第五节 古诗文“四维四级”阅读策略的体系 |
一、古诗文阅读策略体系的生成机理 |
二、古诗文阅读策略之间内在联系 |
三、“四维四级”阅读策略体系的说明 |
第四章 古诗文阅读策略的指导 |
第一节 古诗文阅读策略指导的理论基础 |
一、阅读策略教学:文本意义的建构 |
二、国外阅读策略教学模式:互惠与互动 |
三、国内阅读策略教学:体验与支架 |
第二节 古诗文认读策略的指导 |
一、诵读识字 |
二、字形识意 |
三、虚词断句 |
第三节 古诗文解读策略的指导 |
一、指向文言的古诗文解读策略的指导 |
二、指向文章的古诗文解读策略的指导 |
三、指向文学的古诗文解读策略的指导 |
第四节 古诗文赏读策略的指导 |
一、指向文言的古诗文赏读策略的指导 |
二、指向文章的古诗文赏读策略的指导 |
三、指向文学的古诗文赏读策略的指导 |
第五节 古诗文鉴读策略的指导 |
一、指向文言的古诗文鉴读策略的指导 |
二、指向文章的古诗文鉴读策略的指导 |
三、指向文学的古诗文鉴读策略的指导 |
四、指向文化的古诗文鉴读策略的指导 |
第六节 古诗文阅读策略指导的案例评析 |
一、古诗文阅读策略指导的运作 |
二、古诗文阅读策略指导的案例评析 |
第五章 古诗文阅读策略指导的实践与反思 |
第一节 古诗文阅读策略指导的实践 |
一、古诗文阅读前测解析 |
二、古诗文阅读策略的教学设计 |
三、古诗文阅读策略教学实录及解析 |
第二节 古诗文阅读策略指导的反思 |
一、古诗文阅读策略教学对学生的影响 |
二、古诗文阅读策略教学对教师的启发 |
三、古诗文阅读策略教学的思考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一、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二、山西村政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结语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清末新式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文献回顾 |
三、研究问题与方法 |
四、内容、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内生与外力:新式官报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 古代中国传播制度提供内在基础 |
第二节 新式报刊的传入及其影响 |
第三节 19 世纪末“官设报馆”观念之出现 |
第四节 “以报为牍”:办报理念的确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从督抚办报到中央办报:新式官报实践脉络 |
第一节 甲午之后创办官报的最初尝试 |
第二节 地方先行:督抚与省级官报的普及 |
第三节 创办中央官报与官报实践的制度化 |
第四节 空间与内容:新式官报的信息覆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开明与保守:新式官报的内容取向 |
第一节 倡导新式教育 |
第二节 改良社会风气 |
第三节 鼓吹“预备立宪” |
第四节 “新瓶旧酒”:官报的守旧本质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共存与冲突:新式官报运作中的权力博弈 |
第一节 新旧并立:官报局内部组织与人事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持续角力 |
第三节 民间群体对政府官营事业的批评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创新与束缚:官报传播网络的搭建及其困境 |
第一节 派销、邮政与信息传递渠道的快速形成 |
第二节 白话官报、阅报社与演说:传播路径的拓展 |
第三节 财政危机与官报发行障碍 |
第四节 官方驿递、邮政怠惰延误官报传输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承上启下:新式官报的历史坐标 |
二、嵌入政治:新式官报开创制度化传播模式 |
三、在趋新和保守之间:新式官报的运作状态 |
附录 清末新式官报重要事件编年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8)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1.当代中国文化传统教育凸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2.日本和新加坡国别考察的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1.理论意义 |
2.实践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1.文化传统 |
2.文化传统教育 |
3.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 |
(四)文献综述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相关研究现状 |
3.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现状 |
(五)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1.战后初期日本教育在文化上的转向 |
2.战后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 |
3.文化传统教育的逐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 |
4.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2006年以来)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历史演变 |
1.生存驱动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65-1978) |
2.效率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79-1996) |
3.能力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1997-2011) |
4.价值导向教育下的文化传统教育(2012年起至未来20年)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为例 |
(1)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 |
(2)社会课和特别科目道德课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编写方式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与教科书分析 |
1.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设置 |
2.小学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内容构成——以品格与公民教育课和华文课为例 |
(1)品格与公民教育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2)华文教科书中的文化传统元素及编写方式 |
三、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研究 |
(一)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1.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1)课堂教学 |
(2)实践活动 |
2.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1)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 |
(2)开发整合地域文化素材 |
(3)重视学生在体验中形成文化态度和能力 |
(4)有效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 |
(5)校内教师课程研制组织提供原动力 |
(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 |
1.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途径 |
(1)课堂教学 |
(2)实践活动 |
2.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实践特色 |
(1)凸显本土文化积累,强化国家认同 |
(2)多元渠道提高文化传统教育的师资力量 |
(3)建设学校文化,营造有力的教育氛围 |
(4)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支援学校教育 |
四、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 |
(一)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共性 |
1.确立文化传统教育的重要地位 |
(1)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2)政府是文化传统教育的主导 |
2.处理文化传统教育的多重价值关系 |
(1)统一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 |
(2)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 |
(3)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姿态 |
3.统筹推进文化传统教育课程的落实 |
(1)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 |
(2)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性 |
4.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 |
(1)知行结合 |
(2)显隐结合 |
(3)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 |
(二)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差异性 |
1.目标内涵的差异性 |
2.实施内容的差异性 |
3.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
五、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一)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 |
(二)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 |
1.加强文化传统教育课程内容的逻辑和衔接 |
2.系统设计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内容 |
3.开发学校隐性课程资源 |
(三)重视教学中对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挖掘 |
1.面向实践,强调知行合一 |
2.以文化传统创新的视角设计教学 |
3.基于多元文化视野深化对文化传统的认识 |
(四)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 |
1.家庭方面 |
2.社会方面 |
(五)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 |
1.积累文化传统知识,构建全面的专业知识结构 |
2.重视以传统德性来丰富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
3.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教育专业发展途径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刑事错案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创新之处 |
四、研究的逻辑结构和主要内容 |
第一章 刑事错案概述 |
第一节 “错误”基本问题研究 |
一、错误的含义 |
二、错误的基本特征 |
三、认定错误的方法 |
第二节 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一、司法实践对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二、法学理论对刑事错案的认识冲突 |
三、刑事错案认识冲突的根源分析 |
第三节 刑事错案概念重构 |
一、刑事错案的主体 |
二、刑事错案的主观要素 |
三、刑事错案的客体 |
四、刑事错案的对象 |
五、刑事错案范畴外其他错误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多元法律价值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第一节 刑事错案中涉及的基本法律价值冲突问题 |
一、秩序及冲突 |
二、平等及冲突 |
三、效益及冲突 |
四、价值冲突的调和及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第二节 刑事错案中涉及的诉讼法律价值冲突问题 |
一、实体正义 |
二、程序正义 |
三、诉讼法律价值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第三节 法律原则中价值冲突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一、无罪推定原则 |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刑事错案中事实认定问题 |
第一节 事实认定的手段——证据 |
一、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 |
二、证据及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三、证据规则及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第二节 事实认定的程度——证明标准 |
一、证明标准的界定 |
二、证明标准的立法选择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三、证明标准的兑现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第三节 事实认定的证明方式——自由心证 |
一、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 |
二、自由心证的实现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三、自由心证的抑制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刑事错案中法律适用问题 |
第一节 法律适用中事实问题的界限 |
一、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界限 |
二、构成要件事实中的法律问题 |
三、违法阻却事实的法律问题 |
四、责任阻却事实的法律问题 |
五、量刑事实的法律问题 |
第二节 法律适用中“法律空间”的影响因素 |
一、法律规范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 |
三、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 |
第三节 法律适用效果的认定 |
一、认定对象 |
二、认定标准 |
三、认定方法 |
四、认定主体 |
五、认定结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刑事错案的消解 |
第一节 法律适用错误的消解——法律安全区之提倡 |
一、构建法律安全区的必要性 |
二、法律安全区的构成 |
三、法律安全区的实现 |
第二节 事实认定错误的消解——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之完善 |
一、诉讼程序对刑事错案的抑制机理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错案的影响 |
三、相关诉讼制度对正确适用法律的影响 |
第三节 价值冲突调和主体的规制——法官职业评价体系之完善 |
一、我国法官职业责任体系检视 |
二、国外法官职业责任体系探析 |
三、法官职业伦理评价体系之提倡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10)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思路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点与困难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一、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
二、地方文学生态对作家的影响 |
第二章 环境:文学组织、文学期刊和文学活动 |
第一节 文学组织 |
一、不受重视的作协 |
二、由个体推动的作协改革 |
第二节 文学期刊:亟待改革的《淮河》 |
一、刊物形式混乱 |
二、稿件质量堪忧 |
三、改革之路 |
第三节 文学活动 |
一、会议例行公事 |
二、比赛意义重大 |
三、采风流于形式 |
四、培训资源匮乏 |
五、其他文学活动 |
第三章 链条:文学生产诸环节的游移与脱落 |
第一节 生产 |
一、读: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贫乏 |
二、写:体裁的转向与题材的坚守 |
第二节 流通 |
一、发布平台的变与不变 |
二、自费出版是绝对主流 |
第三节 评介 |
一、评论的困境 |
二、奖项的失衡 |
第四节 接受 |
一、读者的缺席 |
二、与市场博弈 |
第四章 作家:他们在那遥远的地方写作 |
第一节 社会轨迹与文学生涯 |
一、相似的社会轨迹 |
二、文学道路与线索人物 |
第二节 身份认同问题 |
一、体制迷梦 |
二、文学工人 |
三、外部认同 |
第三节 存在与意义 |
一、严肃的生存问题 |
二、寻找写作的意义 |
第五章 问题与建议 |
第一节 发现的问题 |
一、作协体制探析 |
二、临淮作协的问题 |
三、严格的审查制度 |
第二节 可能的建议 |
一、扩大经费来源 |
二、细化会员管理 |
三、开放资源系统 |
四、强化服务职能 |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1:陈念新初次访谈纪要 |
附录2:吕家禾初次访谈实录 |
附录3:杨廷芝访谈实录 |
附录4:邱元田访谈实录 |
附录5:庄羽访谈实录 |
附录6:陈念新二次访谈实录 |
附录7:吕家禾二次访谈实录 |
附录8:程惠荪访谈实录 |
附录9:周亚丁访谈实录 |
附录10:唐玉雯访谈实录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9·11的中外期刊封面相近性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D]. 郭琦洋.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1930年代上海家装设计的现代性路径研究[D]. 丁俊. 江南大学, 2021(01)
- [3]俄亚、丽江版东巴经《跳东巴舞压鬼经》语言文字比较研究[D]. 袁明知. 西南科技大学, 2021(09)
- [4]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D]. 张琼. 西南大学, 2021(01)
- [5]中学古诗文阅读策略及指导研究[D]. 李季.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7]清末新式官报研究[D]. 程河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9]刑事错案论[D]. 孙世萍.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10]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D]. 汪琬琦.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