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吸毒男性劳教人员现况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余德刚[1](2019)在《我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研究》文中提出毒品的危害已经深入人心,但我国吸毒人员的数量仍然庞大。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我国每百人就有一人吸毒,禁毒戒毒形势不容乐观。戒毒作为禁毒的重要环节,已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习近平同志指出,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坚持多策并举、综合治理,坚持部门协同、社会共治,保持对毒品的“零容忍”,锲而不舍,常抓不懈,坚定不移打赢禁毒人民战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司法部2014年颁布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教育矫治纲要》明确规定了教育矫治工作目标,即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教育矫治方法和手段,帮助戒毒人员认清毒品危害,树立法制观念,提升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改善不良心理,掌握就业谋生技能,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戒除毒瘾,成功融入社会。没有消费,就没有买卖。减少甚至消除毒品消费群体,是禁毒斗争重要一环,这需要在对吸毒人员处罚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教育矫治,使他们从思想上戒除毒瘾。这是减少毒品消费,拯救无数家庭于水火的重要举措。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牵头,多部门共同协作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这是一个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介入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研究对象是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关于毒品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多个研究方向,有禁毒研究、吸毒预防研究、毒品犯罪研究、戒毒研究、艾滋病研究,还有就毒品本身的药品属性进行的研究,本文针对被公安机关确定为吸毒人员并在强制隔离戒毒所或社区进行戒毒的这部分戒毒人员开展的思想教育矫治研究。在我国,戒毒人员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戒毒:一是自愿戒毒,二是社区戒毒,三是强制隔离戒毒,四是社区康复。四类戒毒人员不是孤立不变的,他们的身份视其成瘾的程度经公安机关的认定是可以转化的。本文侧重研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对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人员也有所涉及。研究涵盖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基本范畴、理论基础、历史沿革、性质特征、功能、原则、运行环节和机制,最后分析当前影响我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因素、原因和解决对策。确切地讲,思想教育矫治工作是戒毒人员身心戒毒的过程,即从生理到心理戒毒的过程,其中生理戒毒是前提和基础,心理戒毒是目标和落脚点,而思想教育矫治工作则是实现生理戒毒到心理戒毒的桥梁。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依托社会治理理论,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理论,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借鉴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上述理论贯穿于论文始终。同时注重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交叉研究,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相互借鉴。具体运用了调查访谈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交叉研究法、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研究方法。文章主要观点:一是政治观点。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区别,我国政府提出的“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多种戒毒措施,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国情,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思想教育矫治之路;二是社会观点。即做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与稳定,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三是学科观点。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用于对戒毒人员的教育矫治实践,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应用范围,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融入实际,融入生活,在为戒毒教育矫治工作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文章基本框架:在导论部分,文章针对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比较分析,将戒毒人员教育矫治工作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提出论文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除导论外,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回答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基本问题。首先是问题从何而来,即有吸毒的产生才有戒毒的存在,而研究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工作必须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范畴问题,因此要阐述从起点到终点的一系列基本范畴,这个过程中,要对戒毒人员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其次是解决问题的依据,即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实践中归纳出的理论是指导社会实践的强有力武器,对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来说,更不能离开理论指导、理论依托、理论应用和理论借鉴几方面。在现实性上,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思想教育矫治效益、尊重戒毒人员基本权利三方面阐述本研究的现实基础。第二部分:解决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历史沿革、性质、特征和功能的问题。从西方国家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历史变迁,到我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渊源和发展概况分析本研究所涉及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其性质体现了思想性与政治性、自愿性与强制性、基础性与创新性;其特征表现为“三个过程”:一是思想教育矫治是戒毒人员从生理戒毒到心理戒毒的过程,二是思想教育矫治是戒毒人员人性复归的过程,三是思想教育矫治是戒毒人员重塑“三观”的过程;其功能表现为一般功能和特殊功能。第三部分:论述当前我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原则、运行环节和机制。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是一个生理和心理的脱毒、思想观念的转变、道德的内化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一定的原则框架下,由主体通过一定的途径,采取一定的方法来完成的,从而形成相对固定的思想教育矫治运行环节与运行机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戒毒人员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转化,需要在各个环节中体现出主体与客体的良性互动,从而体现整个过程的动态性、发展性、连续性特点。思想教育矫治的结果需要多种相互联系的机制共同作用,尤如“平行四边形”原理一样,体现的是多种机制的合力效应。第四部分:影响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因素和原因。思想教育矫治实质上是一个由教育主体实施的对戒毒人员的外在规制到内在约束的转化过程,这个转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实际工作中它会受到诸多因素的羁绊。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叠加,共同作用于思想教育矫治活动的整个过程。在现阶段,有四类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思想观念,包括消极社会思潮和大众歧视观念;二是主客体基本素质;三是既有的内容与方法;四是矫治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两大类。而分析上述因素对思想教育矫治活动的影响则为下一步提出对策提供了依据。第五部分:完善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对策分析。根据当前我国戒毒人员教育矫治的现状,结合近几年来特别是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后的理论研究成果,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角度提出了完善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对策:一是转变观念,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从肃清当代消极社会思潮到转变对主、客体的认识观念来分析;二是提高素质,促进主客体的良性互动;三是夯实内容,把握方法,提高思想教育矫治质量;四是优化环境即优化有利于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社会环境与精神环境等。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思路,从范畴、时间和空间都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环环相扣,构成一个对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从逻辑起点到逻辑终点的过程。文章的创新之处及主要贡献:一是选题问题。选择以戒毒人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戒毒人员游走于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因其自身的“污名”而常常遭到社会的唾弃,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从事对边缘群体的转化工作研究是应有之义;二是在理论上,将戒毒人员教育矫治工作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大家庭,使理论回归实践,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的生命力;三是是研究内容上,提出了对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思想认识发展和道德水准提高的规律”和“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戒毒工作方针政策的规律”是一般规律。在一般规律基础上分析了特殊规律,即主动性与被动性相统一的规律,吸毒与戒毒相互转化的规律,主、客体互动规律,管理与教育、内容与方法相结合的规律,内化与外化相统一的规律;四是在实践上,提出了提高思想教育矫治质量,减少复吸对策。毒情来势凶猛,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国政府措手不及,对戒毒人员的思想教育矫治工作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完善治理体系,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就一定能做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工作,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银万栋,张蓬,王龙云[2](2017)在《甘肃省张掖市监管场所7599名羁押人员HIV监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对张掖市监管场所中的羁押人员开展HIV检测,了解其HIV感染状况,防止艾滋病在监管场所中传播与蔓延,为预防控制艾滋病提供依据。方法定期不定期对张掖市监管场所羁押人员进行调查,填写调查表,采集静脉血进行初筛,确认实验室对阳性标本进行确诊,数据使用SPSS l5.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7 599名羁押人员中检出HIV感染者9例,检出率为0.11%,均为男性,平均29.5岁。9例HIV感染者中6例为外省籍,3例为甘肃本省籍;注射毒品者6例,有男男性行为史者2例,有异性性接触史者1例。结论张掖市监管场所HIV感染率比较低,但高于全人群平均水平。应加强监管场所羁押人员HIV抗体的监测和健康教育,行为干预不容放松。
刘文骏[3](2015)在《缅甸果敢特区劳教人员HIV感染现况及入所前相关高危行为特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背景和目的:缅甸果敢特区地处中缅边境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当地早年种植鸦片,吸毒人员数量众多,存在HIV/AIDS传播或感染的高发风险。而对于其境内HIV疫情及相关高危行为鲜有报道。故选取当地劳教人员作为调查对象,了解该人群艾滋病相关高危行为特征,及影响该人群产生高危行为相关因素,同时获取该人群HIV感染现况。为建立覆盖整个果敢地区的HIV检测体系提供依据,防止艾滋病在中缅边境地区进一步蔓延。方法:研究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定量研究。自2013年11间,选取缅甸果敢特区境内杨龙寨村劳教所、满东坝农场劳教所作为调查地点。与果敢卫生处签订合作协议,并在所有劳教人员知情同意情况下,将全体劳教人员纳入为调查对象。采用回顾性调查、目的抽样方式,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资料、入所前存在的高危行为及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入所前接受HIV相关服务情况及HIV相关服务需求等5部分内容。并现场运用雅培及SD两种试剂为调查对象进行HIV快速检测,阳性者血液进行实验室确认。数据以EpiData3.1双平行录入建立数据库并随机抽取10%进行复核。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第二阶段为定性部分。在第一阶段数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设计访谈提纲。于2014年4月期间,在上述相同两处劳教所,访谈5名第一阶段纳入问卷调查的对象、2名从事劳教所管理工作的工作人员。内容包括了解劳教人员入所前所处的生活环境,HIV相关高危行为及影响因素,HIV阳性者感染原因,以及该人群当前最迫切需要何种HIV防治相关服务等。结果:共调查277名劳教人员,均为男性;年龄最小者16岁,最大者64岁,平均年龄34.73±9.494岁,以31-40年龄段者居多,有102人(36.8%);调查对象在民族分布上,主要以汉族为主,占77.3%,其余为缅族。傣族。佤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在文化程度分布上,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总调查人数的82.4%,共有228人;已婚者134人(48.4%);对于其入所前所从事的职业,165人(59.6%)是农民,35人(12.6%)无业或在家待业;共发现HIV阳性者44人,占全部调查对象的15.9%。在277名劳教人员中,109人入所前曾有过注射吸毒现象,占全部调查对象39.4%,其中31人(28.4%)在入所前6个月内出现重复使用针具行为;33人(30.3%)在入所前6个月与其他注射人员与他人共同使用针具,有19人(57.6%)共用针具的同伴仅是缅甸籍,11人(33.3%)共用针具时同伴仅为中国籍,3人(9.1%)共用针具时的同伴既有中国籍又有缅甸籍,按照同伴国籍的不同分布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人(23.4%)入所前6个月存在与他人共用稀释毒品容器。在这些劳教人员中,28(25.7%)人同时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注射吸毒行为,同时出现三种不同类型注射吸毒行为者共14(12.8%)人;有注射吸毒行为的调查对象与非注射吸毒人员HIV感染率比较二者,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45人入所前具有性伴,占全部调查人数88.4%;性伴的类型包括配偶、固定性伴、临时性伴和性工作者四类,其中以配偶及固定性伴居多,入所前性伴数为1个的有191人(78.0%),2个及以上存在多性伴者共计54人(22.0%);149人(60.8%)入所前6个月与性伴发生性行为时存在不同程度的高危行为;其中109人(44.5%)仅有缅甸籍性伴,49人(20.0%)仅有中国籍性伴,26人(10.6%)既有中国籍又有缅甸籍性伴。按照性伴国籍不同进行比较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入所前存在高危性行为的调查对象中,HIV感染者有21人,而其他不存在高危性行为的人员中HIV感染者人数为23名。二者比较,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以劳教人员入所前6个月是否存在高危行为的类型进行分组,分析调查对象HIV感染率与高危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注射行为、高危性行为特征均是HIV感染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3.782,1.233。调查中针对调查对象涉及三个与HIV高危行为及感染相关问题,总知晓率65.8%(总答对次数/总题目数);三个问题均答对者130人(46.9%);三个问题中回答正确率最高为: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共用针具会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71.1%);回答正确率最低为:每次性行为是正确使用安全套能不能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58.1%);其中,只答对1题者有46人(16.7%),答对2题54人(19.5),3个问题均答对者130人(46.9%),还有47人3个问题均没有答对(17.0%)。通过了解调查对象入所前是否接受过清洁针具发放、入组美沙酮、同伴教育、免费安全套发放、艾滋病咨询、艾滋病性病宣传材料等六个方面的艾滋病相关服务,发现调查对象入所前六项服务的接受率均低于40%,最高一项为接受免费安全套发放(39.4%),最低为入组美沙酮服药(24.9%);其中,劳教人员入所前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服务有85人(30.7%),接受过1-3种服务的有121人(43.7%),接受过3种以上服务的有71人(25.6%)。经Logistic回归分析,劳教人员的人口学特征、入所前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入所前接受相关服务情况中均出现变量对劳教人员入所前的高危行为出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成为该人群HIV检出率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结论及建议:果敢特区劳教人员进入劳教所前普遍存在重复使用针具、共用注射器、共用稀释毒品容器、不安全性行为等与HIV感染相关的高危行为,人群内HIV感染率较高。这些高危行为的产生与该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低,接受相关服务情况差等密切相关,成为导致该人群入所前产生高危行为的危险因素,严重威胁着果敢高危人群的健康。同时,果敢高危人群与中缅两国吸毒人员共用针具,与两国性伴发生高危性行为现象明显。对中缅边境地区HIV/AIDS的跨境流行造成潜在影响。针对以上现象,建议加强果敢高危人群的HIV防控宣传培训,提供美沙酮、清洁针具及安全套等综合干预服务及。特别是在受HIV影响较为集中地区及场所,针对性改善高危人群的HIV相关知识,使其减少高危行为的发生,同时还应对HIV阳性者提供相应的治疗服务,通过综合干预降低HIV在果敢高危人群中的蔓延。此外,为减少HIV在中缅边境地区的跨国传播风险,建议中国相关部门加强与果敢特区相互合作,通过输出较为成熟的,能有效降低高危人群HIV感染率的防控策略、资金、技术及经验,帮助在缅甸果敢境内社区中建立HIV监测哨点,了解不同地点,不同人群的HIV流行特征。通过帮助提供相关服务,保护果敢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服务,同时有效遏制艾滋病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传播。以保证国家“一带一路”策略的全面实施。
杨麟[4](2015)在《缅甸果敢劳教所吸毒人群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明确缅甸果敢劳教所内吸毒人群丙型肝炎的感染状况,探索与丙型肝炎感染相关的高危因素,了解吸毒人群最为迫切的人道关怀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对缅甸果敢杨龙寨劳教所内尿吗啡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全体255名男性吸毒人员为调查对象,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及实验室检测;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入所前吸毒行为、性行为、既往相关病史、有无外伤手术输血史及纹身等,并同时对全体调查对象进行血清学标本采集,对所采集的血清标本统一用明胶颗粒凝集法(PA)进行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抗-HCV)血清学检测,调查资料用Epidata录入,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现场调查结束后进行个案访谈研究,在当地相关负责人的配合下从调查对象中选择愿意配合调查的5名劳教所吸毒人员进行了丙型肝炎相关认知信息和吸毒行为等因素相关的个案深入访谈。资料分析采用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对象共255名,平均年龄33.7±9.6岁,汉族多于少数民族,占77.6%;职业以务农居多,占60%;该人群中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文盲居多;该人群大多数已婚,占52.9%。255份血清标本中抗-HCV总阳性率25.1%(64/255);静脉吸毒108名,静脉吸毒者抗-HCV阳性率40.7%(44/108)。该人群中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之间抗-HCV阳性率差异没有显着性(P>0.05);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中抗-HCV阳性率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吸毒者抗-HCV阳性率随吸毒年限增加呈上升趋势;静脉注射使用毒品与HCV感染有显着相关(P<0.05);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与HCV感染没有相关显着性(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吸毒人员未婚(OR=0.47,95%CI:0.30-0.76)、文化程度偏低(OR=1.69,95%CI:1.21-2.35)、静脉注射吸毒(OR=3.91,95%CI:2.08~7.34)和吸毒时间≥6年(OR=1.04,95%CI:1.00-1.09)是HCV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经调查分析研究,静脉注射吸食毒品、吸毒时间长是劳教所男性吸毒人员感染HCV的危险因素,主要感染途径是静脉注射吸食毒品致使HCV病毒经血液传播。因此对该人群应该采取积极有效严格的管理措施,大力开展丙型肝炎的宣传教育和咨询,以期让该人群了解HCV感染的途径及疾病转归,同时有助于缅甸当局建立、完善HCV监测系统,对控制预防HCV及其他病原体在社会人群中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
蒋小娟,屠爱霞,余爱玲[5](2013)在《甘肃省2006-2011年监管场所羁押人员艾滋病感染状况调查》文中指出目的及时掌握甘肃省看守所、强制戒毒所、收容教育所和监狱、劳教所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艾滋病病毒(HIV)的感染状况,为制定艾滋病防治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对2006-2011年监管场所新入人员进行行为学监测和HIV抗体筛查,运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结果共105 978人进行HIV抗体筛查,发现HIV抗体阳性84人,阳性率0.08%,感染者中静脉注射吸毒人群和性乱人群占72.62%(61/84),男性占86.90%(73/84),2039岁年龄段人员占80.95%(68/84),户籍所在地为外省者占57.14%(48/84);连续6年监测发现HIV抗体阳性人数没有明显增减的趋势;女性高危行为发生率为0.04%,HIV抗体阳性率为0.21%。结论静脉注射吸毒和性乱是甘肃省监管场所羁押人员HIV传播的主要危险因素,2039岁年龄组是高危行为发生和HIV感染的主要群体,监管场所中女性应成为甘肃省艾滋病预防和干预的重点人群。
戴色莺[6](2013)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发现晚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文中指出目的(1)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柳州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发现晚的发生状况和流行病学特征;(2)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影响HIV/AIDS发现晚的独立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3)通过定性研究,了解HIV/AIDS发现晚的原因及对策;(4)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结果,探讨促进HIV感染者早期发现的对策与措施。方法采用普查方法,对现住址为柳州本地,在2009年1月1日-2010年6月30日期间新报告的能够随访到的HIV/AIDS进行定量调查。发现晚病例定义为:报告时即已发展为艾滋病病人或者报告时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一年内即转化为艾滋病病人。定量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高危行为史、HIV检测史及个人对HIV检测服务的利用情况、就医情况、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等。同时采用定性访谈方法,分别采用不同的访谈提纲对HIV/AIDS、疾控中心艾防科工作人员、抗病毒治疗点医生/随访人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随访人员、VCT点工作人员等进行个人深入访谈。定量调查资料采用EpiData3.02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是否发现晚将HIV/AIDS分为两组,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其中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定性访谈资料分析则先把录音转录成文字,然后再根据访谈提纲的条目进行归纳总结。结果(1)调查的917例HIV/AIDS中,658例存在发现晚,占71.8%。(2)发现晚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感染途径以异性性传播为主,占86.9%;检测样本来源以“其他就诊者检测”为主,接近60%;83.3%有异性固定性伴性行为史,其中54.6%不知道其固定性伴的HIV感染状况;66.6%有非固定异性性行为史,其中97.0%不知道其非固定性伴的HIV感染状况;仅0.4%有男男同性性行为史;约10%有共用针具注射吸毒史;1%左右有献血浆史;还有近2%有输血/血制品史;仅8.6%在查出感染HIV之前有做HIV检测的想法,还有91.4%在查出感染HIV之前没有做HIV检测的想法,没有检测想法的原因以“从未想过自己会感染”、“自觉身体状况很好,不可能感染”、“没有听说过艾滋病”、“担心检测阳性受到歧视”为主;75%以上在查出感染HIV之前出现一种及以上HIV相关症状,出现的症状以“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3个月内进行性体重下降>10”、“不明原因的发热,间歇性或持续性>1个月”、“反复发作的上呼吸道感染,6个月内≥2次”和“反复发生的不明原因咳嗽/咳痰/胸闷/胸痛等(肺炎)症状>1个月”为主;85.0%出现任何HIV相关症状后便就医,其中77.4%选择在综合医院就诊,仅2/3左右的综合医院为这些就诊者进行了HIV检测;在查出感染HIV之前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了解较少,总知晓率仅56.8%;在查出感染HIV之前对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虽然有一定的了解,70.3%知道“四免一关怀”政策的相关内容,但还有50%以上不知道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可以做免费的HIV初筛检测。(3)发现晚的危险因素:家庭年度总收入低、检测样本来源于“其他就诊者检测”、认为自己不可能从异性固定性伴那里感染HIV、查出感染HIV之前没有做HIV检测的想法、查出感染HIV之前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3个月内进行性体重下降>10%”、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间歇性或持续性>1个月”、出现“口角炎、唇炎口腔粘膜毛状白斑”、以及针对“偶尔的共用针具注射毒品是否会传播HIV”这个知识点回答错误或回答“不清楚”。其中,检测样本来源于“其他就诊者检测”(OR=2.351,P=0.020)、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3个月内进行性体重下降>10%”(OR=2.577,P<0.001)、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间歇性或持续性>1个月”(OR=2.111,P=0.004)、出现“口角炎、唇炎口腔粘膜毛状白斑”(OR=2.860,P=0.042)是发现晚的重要危险因素。(4)发现晚的有利因素:检测样本来源于“强制/劳教戒毒人员检测”;检测样本来源于“强制/劳教戒毒人员检测”(OR=0.203,P=0.013)其发生发现晚的风险较小。(5)访谈得知导致HIV/AIDS发现晚的原因:①对艾滋病不了解,因此从没想过自己会得艾滋病;②觉得自己身体很好,不可能感染艾滋病;③觉得自己没有高危行为,不可能感染艾滋病;④不知道艾滋病传得这么厉害;⑤有侥幸心理;⑥害怕查出艾滋病,所以一直逃避,如:配偶阳性者;⑦对艾滋病认识不足,大多数只停留在表面,且大多数人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⑧经济比较困难,没有出现明显症状一般不会去医院看病,大多数是直到出现临床症状或者有病后到医院看病时才检查出来的;⑨艾滋病歧视现象比较严重,害怕被歧视;⑩HIV检测力度不够,目前的检测仍是以被动检测为主。(6)早期发现HIV感染者的对策与措施:①加大艾滋病宣传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农村地区,同时还应让普通人群了解当地艾滋病疫情状况的严重性,以提高其HIV感染风险意识;②加强反歧视宣传教育工作,减少或消除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同时还应加强保证检测结果保密性的宣传工作;③在高危人群中宣传工作必须到位,让更多的高危人群主动进行HIV检测,同时还应采取各种方法吸引高危人群进行HIV检测,如:在暗娼人群中采取多样免费检测项目(血糖、尿糖、血型、免费妇科检查等)来吸引该人群做检测;④扩大VCT点覆盖面,同时加大对VCT服务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VCT,以增加HIV检测率;⑤采用多种快速检测方法,缩短检测结果的等待时间,以利于HIV阳性者的后续随访管理工作;⑥医院是发现HIV/AIDS的大平台,应该在医院开展PITC工作,同时加强对临床医务人员,尤其是皮肤性病科、呼吸科、感染科、内科、发热门诊医务人员的HIV相关症状和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培训,以提高其主动提供HIV检测的意识;⑦加强性伴告知与检测工作,如:由地方政府出台“HIV阳性者的配偶/固定性伴告知与检测”政策,要求HIV阳性者必须在一个月内将阳性结果告知其配偶/固定性伴,否则将由当地疾控工作人员强制执行配偶/固定性伴告知服务;⑧地方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选择疫情严重的地区(如:鹿寨县)进行艾滋病普查,方法可以借鉴四川凉山州布托县和昭觉县的艾滋病普查;⑨充分发挥现有HIV/AIDS发现平台的作用,完善各HIV/AIDS发现平台与疾控中心之间的部门协调与合作机制,以加强对已发现HIV/AIDS的后续随访管理工作,让HIV/AIDS定期进行CD4检测和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结论柳州地区HIV/AIDS中发现晚的状况比较严重。艾滋病传播途径知识知晓率低、在查出感染HIV之前没有做HIV检测的想法、检测样本来源于“其他就诊者检测”、在查出感染HIV之前出现HIV相关症状是发现晚的独立危险因素,应该作为HIV/AIDS发现晚的预防和干预因素之一。检测样本来源于“强制/劳教戒毒人员检测”发生发现晚的风险较小,提示对强制/劳教戒毒人员进行HIV检测有助于感染者的早期发现,因此,在今后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应继续加强对该人群进行入狱前HIV检测,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有艾滋病高危行为的其他收押人员的入狱前HIV检测。此外,还应该以本研究针对早期发现HIV感染者而提出的对策与措施为指导方针,进一步有效开展HIV感染者的检测发现工作,并加强对已发现HIV/AIDS的后续随访工作,让HIV/AIDS定期进行CD4检测和及时接受抗病毒治疗。
张志强[7](2013)在《针管残留血HIV-1抗体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在静脉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现况的应用》文中提出目的:通过运用微量明胶颗粒凝集(Micro Liquid-Particle Agglutinate, ML-PA)试验对静脉注射吸毒人员针管残留血中的HIV-1抗体进行检测,建立检测针管残留血中HIV-1抗体的微量明胶颗粒凝集试验法,并应用该方法对静脉吸毒人群的HIV感染现况和感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方法:建立阶段试验一:旨在探讨微量明胶颗粒凝集试验法用于检测针管残留血中HIV-1抗体的可行性。在2010年6月,收集5份已知的HIV感染阳性者抽血的针管,应用微量明胶颗粒凝集试验法检测针管残留血中的HIV-1抗体。建立阶段试验二:旨在了解当针具残留血在常温下保存不同时间后,该方法还能否检测出其中的HIV-1抗体。在2010年6月,挑选10名静脉吸毒者(其中8名为已知HIV感染阳性者,2名为HIV阴性者)和10名健康体检者,对每人人为制造10支含有少量残留血的针管。具体做法为:先用干净的针管每人抽取2毫升血放入干净的试管,然后用10支1毫升针管抽取试管中的血液再全部注回到原试管,反复10次即获得人为制造的10支含有少量残留血的针具,编号后保存在常温条件下。针对每人抽血后的人为制造的10个针具残留血标本分别于7天、1个月、2个月、半年、1年五个不同时间点进行HIV-1抗体检测,共计五次,每次检测2支。收集其检测结果。建立阶段试验三:旨在通过小型现场实验,进一步检验ML-PA实验法能否检测出针具残留血中的HIV-1抗体。在2011年10月,到德宏州盈江县戒毒所对新入所的126名静脉注射吸毒人员同时进行血浆HIV-1抗体检测和针具残留血中HIV-1抗体检测,分析比较二者结果的一致性。建立阶段试验四:进一步通过现场实验,检验ML-PA试验法能否检测出针具残留血中的HIV-1抗体。2012年4月,到云南省第三强制戒毒所对536名静脉注射吸毒人员同进行血浆采集和针管残留血的收集,对血浆HIV-1抗体检测和针管残留血中HIV-1抗体检测,分析比较二者结果的一致性。应用阶段:2012年4月,结合云南玉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吸毒人群HIV感染现况的调查工作,在云南省第三强制戒毒所的536个静脉注射吸毒者中每人采集静脉血3ml~5ml,应用ELISA法检测血清HIV-1抗体,同时收集针管残留血536支,采用微量明胶颗粒凝集试验法检测针管残留血中HIV-1抗体,血清阳性结果最终用WB法进行确认,收集其检测结果。另外,536人全部采用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制定的流行病学问卷《吸毒者健康调查问卷》进行行为学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基本特征;高危注射行为、高危性行为、接受艾滋病相关服务情况:相关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艾滋病相关基本知识共8道,答对一题得一分,答错或不知道的得0分,满分为8分。根据国家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方案,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是指8道艾滋病知识核心问题得分≥6分。统计方法:应用Epidata3.1软件库录入资料,采用SPSS19.0软件包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数据的性质选择相应的统计学方法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百分条图、柱形图;对有关高危因素的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P<0.05提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建立阶段:共用ML-PA检测了687份针管残留血样本,全部样本检测结果统一分析可以看到,ML-PA样本稀释度为1:100时,阳性115例,阴性572例,与血清ELISA和WB方法的一致性比较,ML-PA方法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为100%。应用阶段:云南省第三强制戒毒所ML-PA试验法检测针管残留血中HIV-1抗体的结果与ELISA法的结果一致,其灵敏度与特异度都为100%。阳性人数有66人,阴性人数有470人,阳性率12.31%。66例阳性中,男性有65例(98.5%),女性有1例(1.5%),曾经注射过毒品的有59人(90.8%);31-40岁的人数有49人(74.2%);经过x2检验,发现静脉注射吸毒者中,年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最近一次注射毒品时与别人共用过针具的有13人(14.4%);HIV感染和是否与别人共用过针具、是否注射过毒品、年龄、注射吸毒的频率、使用毒品种类、是否接受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服务有关(P<0.05)。静脉注射吸毒人员HIV感染的影响因素中:平均每天注射次数方面OR=5.408,95%CI:1.262~23.177;社区药物治疗与清洁针具提供/交换方面OR=0.291,95%CI:0.098~0.862。回答正确六题及以上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5.6%。结论:(1)通过本研究建立起了检测针管残留血HIV-1抗体检测方法。(2)该方法可以像其它检测方法一样可以应用来对静脉吸毒人群HIV感染现况和感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陈文诗[8](2013)在《澳门2009-2010年药物滥用者登记资料的流行病学分析》文中提出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08年的估计:全球15~64岁的人口中,约3.5%至5.7%使用精神神经性作用的物质;2004年全球疾病负担中约有0.7%是因使用可卡因和鸦片类药物等所引起;在一些国家中,使用非法物质而花费的社会开支占该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2%左右。可见药物滥用的广泛性以及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2009年开始实施r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而且进行了几个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针对特殊的群体,如在学青少年、街头青少年等;此外,研究的样本量较少,采用滚雪球方式的非随机抽样进行,研究方法以横断面描述性研究为主。对于较全面的药物滥用人群情况、滥药的危险因素及滥药模式、总体药物滥用者人数估计的研究尚少见。此外,尽管近年澳门各界对预防药品滥用的积极投入与大力干预,却仍存在较多的问题与挑战,如跨境用药和人体运毒等。这些都为澳门的防治滥用药品的立法、执法、服务规划与资源等带来严峻的挑战。我们尝试对滥药登记系统中的登记人群作现况、用药危险因素等作了解,并试图估计澳门滥用药物的人数,及探讨政策、资源等问题,以能较整体地为相关的政策作参考。第一部分澳门药物滥用者的现况目的:主要是了解2009年和2010年澳门药物滥用的现况,并估计药物滥用者人数;为制订相关政策和支持提供依据。方法:研究采用横断面描述性研究和理论性流行病学方式。研究对象由社会工作局提供的“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2009(957人次)与2010年度(1058人次)总登记人次。统计中,以滥药人次和人数作统计分析单位,对两年度的人口学特征作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推断以卡方检验和方差检验等为主;而多因素分析内,毒品种类使用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用药量的分析则用线性回归分析;对数据独立性较好的药物滥用人数估计,使用捕获再捕获法,对数据独立性欠佳的则采用对数线性模型估计结果:1药物滥用者现况与药物滥用的影响因素1.1药物滥用者平均年龄36.4±14.0岁(最小14.3岁,最大87.6岁。2009年和2010年药物滥用者的平均年龄相似,分别为36.8±14.1岁和36.0±13.9岁)。3/4为男性和4/5为21岁以上,以中国血统占主要(2009年96.2%,2010年95.7%),3/4的只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约半数是在澳门出生、未婚和无业的,他们较多住在澳门北区(2009年39.0%,2010年52.8%)及有犯罪记录(2009年32.2%,2010年38.2%)。1.2滥药情况中,平均首次吸毒年龄为21.8岁;以使用1种毒品为主(2009年81.5%,2010年80.7%);每次使用以海洛因最多(62.5%,55.5%),其次是氯胺酮(25.5%,31.5%)。使用方法均以肌肉注射(44.7%;38.7%)较多;在家中为主要吸毒地点(47.0%,38.6%);吸毒原因以朋辈影响(27.1%,30.2%)、减低压力/痛苦/挫败感/苦闷(25.1%,26.6%)和避免药瘾起(17.8%,13.2%)占主要;每月毒品开支中位数2009年约3000澳门元,2010年为1800澳门元。1.3影响药物选用的因素上,2009年居住在南区(风顺堂)的选用麻醉镇痛剂(OR=2.7: 95% CI: 1.1,6.5)和兴奋剂(OR=6.7: 95% CI: 2.0,22.6)较多;居住在中国内地的较多选用兴奋剂(OR=6.4: 95% CI: 1.7, 24.2)。2010年有家人吸毒(OR=5.6: 95% CI: 4.8, 6.7)的较多使用兴奋剂。药物使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为静脉注射(标准化β系数:2009年0.4,2010年0.3)或肌肉注射毒品(2010年标准化β系数为0.9)、每月毒品开支(2009年标准化β系数为0.4)及离婚或分居(2010年标准化β系数为0.3)等。2药物滥用者人数估计2.1两年度的总体估计药物滥用人数为1791人,居民粗滥药率为3.3‰;为两年度平均人数的2.2倍。2.2两年度平均有1061人滥用药物,粗滥药率约为2.0‰(2009年1085人,2.0‰,为该年人数1.6倍;2010年1037人,1.9‰,为该年人数1.1倍)。2.3以年份和性别变量分层,估计得的95%可信区间范围较窄,估计较准确。结论:12009和2010年澳门药物滥用者约3/4以上均为男性,且约4/5是21岁以上的成人;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平均首次吸毒年龄为21.8岁。人口学特征与国际、国内、香港、台湾省等相似;因此应重点针对成年和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作为药物滥用的预防与健康教育工作的对象。2药物滥用者虽然仍以使用传统毒品(海洛因)为主,但新型(合成)毒品(如氯胺酮)使用增加;使用地点多较隐蔽,如自家/朋友家;朋辈的影响及精神、心灵缺失等是滥药较突显的原因;每月毒品开支约1800~3000澳门元。3估计两年间滥药人数为1061~1791人,居民粗滥药率约为2.0‰~3.3‰,与其它邻近地区差距不大。第二部分澳门药物滥用者影响因素分析目的:了解2009年和2010年澳门药物滥用者使用药物的影响因素与探讨滥药危险因素模型;为制订相关政策和支持提供依据。方法:研究采用理论性流行病学方式。研究数据由社会工作局提供的“澳门药物滥用者中央登记系统”2009(957人次)与2010年度(1058人次)总登记人次。药物滥用危险因素模型就使用结构线性模型进行拟合与优化。结果:两年度假设模型经优化后(2009年:P=0.189;2010年:P=0.800),表示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契合;并且两年度模型达到适配标准:2009年:RMSEA=0.02<0.05, NFI (0.95)、TLI (0.98)和CFI(0.99)均>0.90,卡方自由度比值(NC)=1.25<2;2010年:RMSEA=0.00<0.05, NFI (0.93)、TLI(1.05)和CFI(1.00)均>0.90,卡方自由度比值(NC)=0.75<2。2009年用药危险因素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假设模型图内,形成滥药“个人因素”构念中,受教育程度(标准化路径系数值:0.70)与职业状况(0.70)两变量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家人有否吸毒(0.4)和婚姻状况(0.22);此外,造成滥药方面,个人因素对选择毒品类别(0.01)和每月使用数(次,0.04)的影响较小。在毒品因素中,开始滥用该毒品之年龄变量(-0.72)对其影响较明显;其它的影响变量有最近3个月吸毒原因(0.04)和最近3个月吸毒地点(0.06),但其影响程度较低。毒品因素影响选择毒品类别(0.31)和每月使用数(次,-0.31)较个人因素明显。2010年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假设模型内,个人因素构念中家人有否吸毒(0.75)对其影响较大,其次是教育程度(0.48)和职业状况(0.04);而个人因素对毒品类别的选择(-0.10)和每月使用数(次,0.04)仍较偏低。然而,对毒品因素构念影响较大的测量(显性)变量仍是开始滥用该毒品之年龄(-0.37),其次顺序为最近3个月吸毒地点(0.16)、吸毒原因(0.08)和吸毒地方(0.01)。同样,毒品因素影响选择毒品类别(0.80)和每月使用次数(-0.35)较个人因素明显。2009年影响“个人因素”潜在变量的显性指标多一项“婚姻状况”变量;2010年影响“毒品因素”潜在变量的显性指标多一项“最近3个月吸毒地方”变量;其余的显性指标和潜在变量两年度皆相同。结论:形成滥药的个人因素中,主要影响因素有家人有否吸毒、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等;而毒品因素主要受开始滥用该毒品之年龄、最近3个月吸毒地点和吸毒原因等因素影响,尤其开始滥用该毒品之年龄显得重要。但在构成选用毒品类别及每月使用数中,仍以毒品因素影响为主要,个人因素影响较少。在防治上可针对以上的危险因素作重点的工作安排。第三部分澳门滥用药物的危险因素模型验证与对策的定性研究目的:是了解药物滥用者其它可能的滥药因素、对用药危险因素模型作评价,及对预防药物滥用作政策性建议。方法:采用扎根理论法;研究对象以非概率抽样中的“综合式抽样”取样方法:对学者以方便抽样法、对行政管理人员及前线工作者用典型个案抽样法,最后共有10位访谈者参与。访谈中使用个人的半结构式访谈及重点访谈法进行;访谈配合录音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其后把录音内容用逐字稿软件誊写成文本,由另一位研究者逐字核对(描述型效度);最后由二名学者共同分析达成一致性(解释型效度);分析完成后请研究对象再次审视,保证其真实性(理论型效度)。以内容分析法(文字化、概念化、命题化、图表化和理论化)对内容进行分析。结果:1药物滥用的其它危险因素按病因学说的“三角模型”:1.1宿主方面,朋辈影响、家庭关系与相处是较为重要的原因。朋辈影响主要透过朋友间的模仿学习、共同相处环境、及朋友间的认同感等形式;其中不乏因受伴侣的带动所致。家庭关系与相处大致可分成“家庭系统完整性”和“发挥监护人角色”,寄养的和离婚后单亲的家庭中,其青少年常出现反社会人格,并易有滥药现象。即使青少年处于较完整的家庭中,但其监护人未能刻尽应有的角色,亦易使青少年有滥药行为。其它有负性情绪、好奇心等。1.2环境可约分为个人、家庭及社会环境三方面。缺陷家庭的增多使夜间无人在家看管和近年滥药的场所渐转移至家居,形成“隐蔽”的情况。社会上有较多的娱乐博彩场所、贩毒的利润高昂、缺乏足够的健康活动设施、及未能参与正常的消遣活动、未能认识“正常”的朋友。1.3药物因素,部分的滥药者是由抽烟开始,随后转而滥药;提出了控制抽烟的重要性。2药物滥用危险因素模型的正确性及真实性尚可;但影响因素可以转变。3预防滥药政策有5个方向:3.1立法:澳门仍采用自愿性戒毒方式。而国际上对滥药者有不应予刑事化处理,应予他们“自醒”机会的趋势。3.2执法与国际合作:海关部门要防止毒品的流入、包装与销售;国际间对毒品的认定要有共识及对其惩治有相似性,以防止跨境贩毒犯罪。3.3宣传教育与预防:重点人群应为青少年,可考虑及早开展宣教及延伸较长的阶段,并鼓励医生更多的参与,因医生的专业性及说服力较强。3.4研究:能及时了解现况并对相关的措施给予评价和改进。3.5资源与支持主要是依政策和需要而定立,主要用于治疗康复上,让其能重返社会,主方向有:(1)建立自信:互相尊重的态度而不应有歧视;并以分阶段与持续激励的方式进行。(2)给予帮助:给予帮助时应有清晰的指导与完成途径,并应保护滥药的的个人隐私。主要有:学校关心、辅导就业和提供院舍服务。结论:1朋辈影响、家庭关系与相处、抽烟是影响个人滥药较重要的原因。而社会环境的因素有:在家居滥药形成“隐蔽”的情况增多;有较多的娱乐博彩场所、贩毒的利润高昂、缺乏足够的健康活动设施和未能认识“正常”的朋友等。2药物滥用危险因素模型的正确性及真实性尚可;但影响因素可以转变。3预防滥药政策有:立法、执法与国际合作、宣传教育与预防、研究。资源与支持主要用于治疗康复,透过建立自信和给予帮助让其能重返社会。
罗丹,谌伟文,丁彩兰,陈希,肖水源[9](2012)在《吸毒人员危险性性行为的评估及特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了解吸毒人员HIV感染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现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以湖南省两所强制戒毒机构的323名吸毒人员作为调查样本,以面对面访谈方式,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危险性性行为问卷、相关知识问卷和性态度开放程度量表进行调查。结果:调查时点前1年内,309名吸毒人员有效样本中,279人(90.3%)有固定性伴;27.5%(85/309)有多个固定性伴;临时性性行为发生率为38.2%(118/309),商业性性行为发生率为25.9%(80/309),既有商业性又有非商业性性行为的发生率为23.9%(74/309),多性伴性行为总发生率为62.8%(194/309)。总分为25分(25条目)的相关知识中位数得分为18分(P25=15,P75=20);总分为66分的性态度开放程度中位数评分为33分(P25=14,P75=38)。按照本研究界定的危险性性行为分级方法,经ordinal回归分析发现:女性、无稳定婚姻关系、有注射吸毒行为、既往有性传播疾病感染史是其性行为危险程度等级增高的危险因素,初次性行为年龄越低、性态度趋向保守是样本性行为危险程度增高的保护因素。结论:研究点吸毒人员有较高比例的危险性性行为,对该人群危险性性行为的有效干预对于预防和控制HIV向普通人群的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曾健君,刘燕,严宇斌,方巧云,杨剑英,罗泽燕,徐励琴[10](2012)在《2010年惠州市部分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及HIV感染情况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了解惠州市暗娼人群、羁押人员、吸毒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行为特征及艾滋病感染状况,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防治对策提供信息和依据。[方法]2010年7~10月对惠州市部分娱乐场暗娼人群、部分戒毒所、劳教所、看守所的劳教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检测HIV抗体。[结果]合计调查1 180人,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80.76%。不同人群对每次性行为时正确使用安全套能降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余6个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不同人群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调查1 180人,最近6个月与非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占49.66%;最近1个月与非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占53.57%,最近1次与非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占54.59%,46.22%的人最近1次与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1 180人中,获取艾滋病预防知识途径是网络的占46.27%,是报刊、书籍的占29.75%;80.51%的人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预防干预服务,其中接受过安全套发放的占54.95%、接受过同伴教育的占71.37%。检测HIV抗体的825人中HIV抗体阳性9例,阳性率为1.09%。[结论]青少年人群成为艾滋病高危人群的主体。
二、吸毒男性劳教人员现况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吸毒男性劳教人员现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0.导论 |
0.1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
0.1.1 研究的背景 |
0.1.2 研究的意义 |
0.2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研究现状分析 |
0.2.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0.2.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0.2.3 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比 |
0.3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0.3.1 研究思路 |
0.3.2 研究方法 |
0.3.3 创新点 |
1.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基本范畴和研究基础 |
1.1 戒毒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矫治基本范畴 |
1.1.1 起点范畴:吸毒与戒毒 |
1.1.2 中心范畴:矫治主体与矫治客体 |
1.1.3 中介范畴:管理与教育、内容与方法 |
1.1.4 成果范畴:内化与外化 |
1.1.5 终点范畴:出所与融入社会 |
1.2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理论依据 |
1.2.1 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1.2.2 理论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理论 |
1.2.3 理论依托——社会治理理论 |
1.2.4 理论借鉴——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
1.3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现实基础 |
1.3.1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
1.3.2 打赢禁毒人民战争的需要 |
1.3.3 尊重戒毒人员基本权利的需要 |
2.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历史沿革、性质、特征和功能 |
2.1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历史沿革 |
2.1.1 国外戒毒人员戒毒矫治的历史变迁 |
2.1.2 我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渊源和发展概况 |
2.1.3 中外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联系与区别 |
2.2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性质 |
2.2.1 思想性与政治性 |
2.2.2 自愿性与强制性 |
2.2.3 基础性与创新性 |
2.3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特征 |
2.3.1 身心戒毒的过程 |
2.3.2 人性复归的过程 |
2.3.3 重塑“三观”的过程 |
2.4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功能 |
2.4.1 一般功能 |
2.4.2 特殊功能 |
3.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原则、运行环节和机制 |
3.1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原则 |
3.1.1 以人为本原则 |
3.1.2 因人施教原则 |
3.1.3 综合矫治原则 |
3.1.4 面向社会原则 |
3.1.5 科学创新原则 |
3.2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运行环节 |
3.2.1 时间环节——从起点到终点 |
3.2.2 内涵环节——从异质到同质 |
3.2.3 过程环节——从施教到受教 |
3.3 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运行机制 |
3.3.1 预警与引导机制 |
3.3.2 动力与接受机制 |
3.3.3 整合与调控机制 |
3.3.4 保障与评价机制 |
4.影响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因素及原因分析 |
4.1 思想观念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1.1 消极社会思潮对戒毒人员自身的影响 |
4.1.2 既有管理教育观念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1.3 社会歧视观念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1.4 思想观念影响思想教育矫治的原因分析 |
4.2 主、客体因素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2.1 矫治主体因素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2.2 矫治客体因素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2.3 矫治主、客体因素影响思想教育矫治的原因分析 |
4.3 既有的内容与方法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3.1 既有的内容对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3.2 既有的方法对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3.3 既有的内容与方法影响思想教育矫治的原因分析 |
4.4 环境因素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4.1 社会环境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4.2 精神环境对思想教育矫治的影响 |
4.4.3 环境因素影响思想教育矫治的原因分析 |
5.完善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的对策分析 |
5.1 转变观念,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 |
5.1.1 肃清消极社会思潮,培育主流意识观念 |
5.1.2 正确认识矫治主体,更新管理教育观念 |
5.1.3 正确认识矫治客体,摒弃社会歧视观念 |
5.2 提高素质,促进思想教育矫治主客体的良性互动 |
5.2.1 提高思想教育矫治主体素质 |
5.2.2 提高思想教育矫治客体素质 |
5.3 夯实内容,把握方法,提高思想教育矫治质量 |
5.3.1 夯实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内容 |
5.3.2 把握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方法 |
5.3.3 提高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质量 |
5.4 优化环境,拓展思想教育矫治范畴 |
5.4.1 优化社会环境 |
5.4.2 优化精神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2)甘肃省张掖市监管场所7599名羁押人员HIV监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3 统计分析 |
2 结果 |
2.1 人口学特征 |
2.2 HIV感染概况 |
2.3 HIV抗体阳性来源 |
2.4 个人行为与HIV阳性的关系 |
2.5 HIV感染的流行病学特征 |
3 讨论 |
(3)缅甸果敢特区劳教人员HIV感染现况及入所前相关高危行为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 |
摘要 |
Abstract |
1、研究背景 |
1.1 艾滋病流行概述 |
1.2 中缅边境地区受艾滋病流行的影响 |
1.3 缅甸果敢特区应对艾滋病的风险性 |
1.4 研究的意义 |
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2.1 研究目的 |
2.2 研究的内容 |
3. 研究对象及方法 |
3.1 研究地点 |
3.2 调查对象 |
3.2.1 问卷调查人员 |
3.2.2 访谈人员 |
3.3 研究方法 |
3.3.1 调查方法 |
3.3.2 抽样方法 |
3.3.3 问卷调查设计 |
3.3.4 实验室检测方法 |
3.3.5 个人深入访谈设计 |
3.4 数据录入分析 |
3.5 技术路线 |
4. 质量控制 |
4.1 设计阶段 |
4.2 实施阶段 |
4.3 资料的整理与录入阶段 |
4.4 资料的分析阶段 |
5. 伦理学 |
5.1 遵循尊重原则 |
5.2 遵循知情同意原则 |
5.3 遵循有利不伤害原则 |
5.4 遵循保密原则 |
5.5 人群受益原则 |
6. 结果 |
6.1 劳教人员一般人口学特征 |
6.2 劳教人员入所前HIV高危行为特征 |
6.2.1 高危行为 |
6.2.1.1 注射吸毒行为 |
6.2.1.2 高危性行为 |
6.2.2 发生高危行为时同伴国籍分布 |
6.2.2.1 共用针具者同伴国籍分布 |
6.2.2.2 性伴国籍分布 |
6.3 高危行为发生与HIV感染的关系 |
6.3.1 HIV检测情况 |
6.3.2 注射吸毒者HIV感染情况 |
6.3.3 高危性行为者HIV感染情况 |
6.3.4 高危行为与HIV感染风险分析 |
6.4 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 |
6.5. 接受艾滋病相关服务程度 |
6.6 对高危行为的影响 |
6.6.1 对重复使用针具的影响 |
6.6.2 对与他人共用针具的影响 |
6.6.3 对与他人共同稀释毒品容器的影响 |
6.6.4 对高危性行为的影响 |
6.7 劳教人员艾滋病相关服务需求情况 |
6.8 个别人员深入访谈结果 |
7. 讨论 |
7.1 人口学特征 |
7.2 高危行为特征 |
7.2.1 注射吸毒行为 |
7.2.2 高危性行为 |
7.2.3 高危行为中同伴国籍分布 |
7.3 HIV阳性检出情况 |
7.4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程度 |
7.5 接受艾滋病相关服务程度及服务需求情况 |
7.6 对高危行为影响 |
8. 结论 |
9. 建议 |
10. 研究的创新性 |
11. 研究的局限性 |
12. 参考文献 |
附件一 |
附件二 |
附件三 |
综述 |
参考文献 |
论文发表情况 |
国内外学术会议论文(摘要)收录 |
致谢 |
(4)缅甸果敢劳教所吸毒人群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 |
摘要 |
ABSTRACT |
1. 研究背景 |
1.1 丙型肝炎全球流行趋势 |
1.2 果敢特区概况 |
2. 研究目的及内容 |
2.1 研究目的 |
2.2 具体目标 |
2.3 研究内容 |
2.3.1 定量研究内容 |
2.3.2 定性研究内容 |
3. 研究地点和对象 |
3.1 研究地点 |
3.2 研究对象 |
3.2.1 定量研究部分的调查对象 |
3.2.2 定性研究部分的调查对象 |
4. 研究方法 |
4.1 调查方法 |
4.2 抽样方法 |
4.3 调查问卷设计 |
4.4 个人深入访谈设计 |
4.5 实验室检测方法 |
5. 数据整理、录入和分析 |
5.1 资料整理 |
5.2 调查问卷资料的处理 |
5.3 定性访谈资料处理 |
6. 技术路线 |
7. 质量控制 |
8. 研究结果 |
8.1 定量研究结果 |
8.1.1 一般人口学特征 |
8.1.2 一般人口学特征与HCV感染 |
8.1.2.1 不同年龄组HCV感染状况 |
8.1.2.2 不同文化程度HCV感染状况 |
8.1.2.3 不同职业之间HCV感染状况 |
8.1.2.4 不同婚姻状况HCV感染状况 |
8.1.3 HCV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
8.1.3.1 劳教所吸毒人员HCV感染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8.1.3.1.1 HCV感染与初始吸毒年龄 |
8.1.3.1.2 HCV感染与吸毒时间 |
8.1.3.1.3 HCV感染与吸毒方式 |
8.1.3.1.4 HCV感染与静脉注射吸毒行为 |
8.1.3.1.5 HCV感染与性行为 |
8.1.3.1.6 HCV感染与安全套使用 |
8.1.3.2 HCV感染影响因素单因素对比分析 |
8.1.3.3 劳教所吸毒人员HCV感染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
8.2 定性研究结果 |
8.2.1 研究对象 |
8.2.2 访谈结果 |
9. 讨论 |
9.1 定量研究结果讨论 |
9.1.1 劳教所吸毒人群人口统计学特征 |
9.1.2 HCV感染特征 |
9.1.3 吸毒人员HCV感染的影响因素 |
9.1.3.1 初始吸毒年龄 |
9.1.3.2 吸毒年限 |
9.1.3.3 吸毒方式 |
9.1.3.4 性行为 |
9.2 定性研究结果讨论 |
9.2.1 HCV相关基础知识缺乏,防范知识对行为的引导出现断层 |
9.2.2 毒品的易获性导致丙型肝炎在吸毒者中快速传播 |
9.2.3 相关部门未予重视,社会舆论负面信息太多 |
9.2.4 相关部门服务公共产品供给落实不足 |
10. 进一步研究工作 |
11. 建议 |
11.1 转移工作重心 |
11.2 劳教所HCV筛查 |
11.3 加强培训和支持服务 |
11.4 其他建议 |
12. 结论 |
13. 研究的创新性 |
14. 研究性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件一 |
附件二 |
附件三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致谢 |
(5)甘肃省2006-2011年监管场所羁押人员艾滋病感染状况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
1.1 对象 |
1.2方法 |
2 结果 |
2.1 基本情况及HIV抗体阳性率情况 |
2.1.1 不同监管场所筛查情况 |
2.1.2 不同性别筛查情况 |
2.1.3 不同年龄段筛查情况 |
2.1.4 不同户籍所在地筛查情况 |
2.1.5不同高危行为筛查情况 |
2.1.6 2006-2011年HIV抗体筛查情况 |
2.2 HIV抗体阳性情况 |
2.3 发生高危行为情况分析 |
2.3.1 不同年龄组发生高危行为情况 |
2.3.2不同性别发生高危行为情况 |
3 讨论 |
(6)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发现晚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英文缩略词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第一部分:定量调查结果 |
第二部分:定性访谈结果 |
讨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件 |
(7)针管残留血HIV-1抗体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在静脉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现况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词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背景及立题依据 |
2 研究目的 |
3 研究思路及路线 |
4 方法与内容 |
5 结果 |
6 讨论 |
7 结论 |
8 本次研究的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件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8)澳门2009-2010年药物滥用者登记资料的流行病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综述 |
1 全球药物滥用的研究情况 |
1.1 澳门特别行政区 |
1.2 香港特别行政区 |
1.3 台湾省 |
1.4 中国大陆 |
1.5 澳洲 |
1.6 美国 |
1.7 欧盟 |
1.8 小结 |
2 影响药物滥用的因素与学说 |
2.1 影响药物滥用的因素 |
2.2 影响药物滥用的学说 |
3 药物滥用人数估计方法的种类 |
3.1 点名法(Case-finding methods) |
3.2 提名法(Nomination methods) |
3.3 乘数法(Multiplier methods) |
3.4 捕获再捕获法(Capture-recapture methods) |
3.5 各研究方法的优点与缺点 |
4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
4.1 结构方程分类 |
4.2 特性与优点 |
4.3 使用原因 |
第一部分 澳门药物滥用者的现况 |
1 研究目的 |
2 研究意义 |
3 研究问题 |
4 研究假设 |
5 研究对象 |
6 研究方法与步骤 |
6.1 研究方法 |
6.2 研究步骤 |
7 研究技术路线 |
8 研究工具 |
9 数据处理与分析 |
9.1 一般的统计分析 |
9.2 捕获再捕获法的算式 |
10 在SPSS软件内实践数据匹配 |
11 定义及名词诠释 |
12 结果 |
12.1 滥药者的现况与单因素分析 |
12.2 药物滥用者最近3个月使用药物类型与剂量的多因素分析 |
12.3 药物滥用者的人数估计 |
13 讨论 |
13.1 澳门药物滥用者的现况 |
13.2 影响最近3个月药物滥用的危险因素 |
13.3 澳门药物滥用者的人数估计 |
14 研究结论与建议 |
14.1 研究结论 |
14.2 建议 |
15 研究局限性 |
第二部分 澳门药物滥用者影响因素分析 |
1 研究目的 |
2 研究意义 |
3 研究问题 |
4 研究假设 |
5 研究数据 |
6 研究方法与步骤 |
6.1 研究方法 |
6.2 研究步骤 |
7 研究技术路线 |
8 研究工具 |
9 数据处理与分析 |
9.1 结构方程模型 |
10 结果 |
10.1 滥药危险因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10.2 滥药危险因素的验证性结构线性方程模型 |
11 讨论 |
12 结论 |
13 研究建议与局限 |
第三部分 澳门滥用药物的危险因素模型验证与对策的定性研究 |
1 研究目的 |
2 研究意义 |
3 研究问题 |
4 方法与对象 |
4.1 研究设计 |
4.2 研究对象 |
4.3 研究方法 |
4.4 使用的分析软件 |
5 研究工具 |
5.1 问卷的内容 |
5.2 问卷效度与信度 |
6 研究步骤 |
7 研究技术路线 |
8 研究结果 |
8.1 药物滥用者的其它可能的滥药因素 |
8.2 滥药危险因素模型的正确性及真实性作评价 |
8.3 预防药物滥用的政策性建议 |
9 讨论 |
9.1 抽样方法与样本代表性 |
9.2 药物滥用者可能的滥药因素 |
9.3 药物滥用危险因素模型的正确性及真实性 |
9.4 预防药物滥用的政策建议与支持 |
10 结论与建议 |
10.1 结论 |
10.2 建议 |
11 研究局限 |
全文小结 |
创新点与研究展望 |
1 创新点 |
1.1 在应用性方面 |
1.2 在方法学上 |
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件1 各研究方法的优点与缺点 |
附件2 问卷样式 |
附件3 EXCEL内原始数据变量在SPSS数据库内编码 |
附件4 线性回归模型的多项变量赋值表 |
附件5 两种估计法在EXCEL内的设定 |
附件6 在SPSS软件内实践数据匹配 |
附件7 SPSS内数据匹配的SYNTAX(编程语法) |
附件8 定性研究中半结构式访谈问卷 |
附件9 定性研究受访者的背景资料与相片 |
附件10 定性研究使用软件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文章 |
致谢 |
个人简历 |
研究生毕业论文统计学审稿证明 |
(9)吸毒人员危险性性行为的评估及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对象与方法 |
1.1 对象 |
1.2 方法 |
1.2.1 对一般情况、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性态度的调查 |
1.2.2 对性行为发生情况和HIV/AIDS感染危险的调查及评估 |
1.3 统计学处理 |
2 结果 |
2.1 样本的吸毒行为特征 |
2.2 样本的初次性行为年龄、既往性传播疾病感染情况及相关知识知晓和性态度开放程度 |
2.3 样本的性行为特征 |
2.3.1 各类危险性性行为发生情况 |
2.3.2 与各类性伴在性行为中安全套的使用情况 |
2.3.3 样本性行为危险程度的评估结果 |
2.4 样本危险性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3 讨论 |
四、吸毒男性劳教人员现况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戒毒人员思想教育矫治研究[D]. 余德刚. 西南财经大学, 2019
- [2]甘肃省张掖市监管场所7599名羁押人员HIV监测分析[J]. 银万栋,张蓬,王龙云. 医学动物防制, 2017(05)
- [3]缅甸果敢特区劳教人员HIV感染现况及入所前相关高危行为特征分析[D]. 刘文骏. 昆明医科大学, 2015(03)
- [4]缅甸果敢劳教所吸毒人群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D]. 杨麟. 昆明医科大学, 2015(02)
- [5]甘肃省2006-2011年监管场所羁押人员艾滋病感染状况调查[J]. 蒋小娟,屠爱霞,余爱玲. 中国病毒病杂志, 2013(06)
- [6]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发现晚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D]. 戴色莺. 安徽医科大学, 2013(12)
- [7]针管残留血HIV-1抗体检测方法的建立及在静脉吸毒人群中HIV感染现况的应用[D]. 张志强. 昆明医科大学, 2013(02)
- [8]澳门2009-2010年药物滥用者登记资料的流行病学分析[D]. 陈文诗. 南方医科大学, 2013(08)
- [9]吸毒人员危险性性行为的评估及特征分析[J]. 罗丹,谌伟文,丁彩兰,陈希,肖水源.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2(11)
- [10]2010年惠州市部分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及HIV感染情况调查[J]. 曾健君,刘燕,严宇斌,方巧云,杨剑英,罗泽燕,徐励琴. 预防医学论坛,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