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马铃薯中心及巴西农业考察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陈星[2]（2020）在《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西棉区属于长江流域优势植棉区,然而近年来江西棉花产业面临着种植规模不断递减、生产加工能力甚至变弱的情况,无论在棉农数量、棉花种植方面（面积、单产、总产）以及在棉花收购、加工产业等方面均落后于新疆地区。本文针对的是棉花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以江西省棉花产业的发展现状为重点,通过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调查。研究分析现阶段江西棉花产业在植棉基础、植棉生产、棉花收购与加工等环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归纳出这些困境的表现以及总结形成原因,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江西省棉花产业科学发展的对策。这对于江西棉花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合理规划发展路线,提升江西棉花产业竞争力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以期对乡村振兴做出棉花产业应有的贡献。主要结果如下:1、江西省植棉区属于棉花种植优势区域,全省除鹰潭地区没有种植外各地区均有种植,以环鄱阳湖地区传统植棉地区播种面积较大。虽然播种面积在全国排名没有下降,但近年来播种面积数额、棉花产量下降幅度明显,且单产水平近几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棉花产业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2、江西省棉区棉花种植基础薄弱:棉田基础设施落后;棉田土地流转不规范;棉农综合素质较差;棉花育种能力下降进程缓慢,市场品种混杂。3、江西省棉区棉花生产困境:棉区分布不集中,集约化程度低;植棉机械化程度低,植棉技术落后;植棉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作物间种植比较效益差距大。4、江西省棉区流通与加工出现的问题:收购主体多样且不稳定,收购方式多样且标准不统一;棉纺企业数量变动大。5、棉花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有:提升江西省棉花产业的种植基础,强化棉花种植生产环节,稳定棉花收购与加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等。
杨安文[3]（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张树权,柴永山,龚士琛,陈喜昌,于莹,郭永利,姚玉波,李文华[4]（2019）在《南北美地区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黑龙江省农业科研与生产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更好地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推动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粮丰工程"项目的科学实施,促进该项目为黑龙江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服务。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考察团一行于2018年9月3-12日对美国玉米和水稻、墨西哥玉米、巴西大豆和工业大麻的生产与科研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本文基于实地调研资料,概述了这3个国家的玉米、水稻、大豆及工业大麻生产和科研情况及先进生产经验,从多角度研究南北美地区农业生产和科研进展,总结了其对黑龙江省农业科研与生产的启示,为探索黑龙江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结构调整、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石松[5]（2017）在《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出于服务国家战略、人道主义等多重因素的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自二战后开始有组织、大规模地向其他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由于农业进步对于消除贫困、维护全球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和很多援助机构将相当数量的对外援助资源投入了农业发展领域,其形式包括农业物资的直接投入、灌溉设施等工程援建,以及教育和技术援助等。经过多年实践,美国政府、科学和教育界人士逐步得到共识:帮助受援方发展自身的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才是最为关键的援助内容和有效的援助方式。纵观美国自身的农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发展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开创这一发展模式的美国赠地高校,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关注的对象从本国农业逐步扩大至更广阔的范围。他们分享知识、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也因此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和拓展。尤其是在二战后,为了配合杜鲁门政府“第四点计划”的战略需求,美国赠地高校首先在政府组织下承担实施了一批对外援助项目。在农业领域开展对外援助,在诸多赠地高校乃至美国高校中,康奈尔大学可谓是先锋和代表。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康奈尔大学自20世纪开始组织和参与的农业领域的对外援助活动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一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考查论述,并作对比分析。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较早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约20世纪上半叶的时间为其初步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二战结束后,康奈尔大学的对外农业援助开始逐步向第二个阶段转型,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纵观这两个阶段,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不论是起源还是转型,均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内部动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其援助地域和对象的侧重、援助方式和内容的选择同样也有着较为显着的变化。从两个发展阶段中选取的代表性援助案例“康奈尔—金陵故事”和“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既折射出各自历史阶段的不同背景和特点,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延续性和传承性的脉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整个发展历程及其影响进行客观的评述,首先必须承认这些援助行为给受援方带来的客观帮助,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它对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传播和应用的推动。但是,我们亦不能忽视对外农业援助配合国家外交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性特点,以及援助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而绝非单向给予的基本特征。由此来看,这些援助行为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观点和视角的创新:一是将康奈尔对外援助行为从学界普遍理解的二战后起源向前追溯至19与20世纪之交,将当时的一些民间和个人行为认定为其对外农业援助的开端,从而得以更完整地把握和分析研究对象的全貌;二是从对外农业援助的利益指向出发,能更好地理解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实施援助一方从中的获益;三是明确了对外农业援助行为与农业高校基本职能之间的关系,以便于科学归纳和梳理具体援助内容与形式。此外,本研究发掘利用了大量康奈尔大学保存的珍贵档案和史料,在研究内容和材料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通过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的研究,除了可以更多地挖掘历史、还原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历史轨迹,更可以从史实中总结归纳出一定的经验和启示。希望这些经验和启示,对于中国农业高校在放眼全球寻求更大发展机遇时能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希望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和其他各国加强农业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能够有所启迪。
陈艾[6]（2017）在《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文中提出习近平提出“治国必先治边,治边先稳藏”,凸显了藏区治理的重要性。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国家治理的一般性,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寻求区域治理的规律性。藏区独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致其治理应不同于整个国家,也不同于其他地区。笔者以甘孜藏区为例,采用文献分析及实证研究法,探讨藏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意义上,治理理论主张“政府退、社会进”,即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或“没有政府的治理”。考察甘孜藏区,这一主张应转化为“政府进”、“社会进”,而且更强调政府的强作为,因为甘孜藏区有其特定的治理背景和要素结构。“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试图揭示藏区治理的内在意涵,即历史与区位形塑独有的治理情境,治理的主客体因素的特殊性促成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甘孜藏区治理的背景、要素、行动的探寻,可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松散治理等不可复制以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共同组合成今天甘孜藏区治理中需要政府强作为的背景。对甘孜藏区治理背景的刻画,可以发现政府强作为的必要性。描述治理背景,内含着对治理历史的反思及区域地位的重新认知。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康藏的松散型统治不可复制,“以夷制夷”致使土司甚至有能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在新时期,藏区治理需要多级政府合力强作为。曾经的边缘地区形塑了现今“多边联结带”的重要区位,凸显甘孜藏区治理的重要性,更需要政府的合力强作为。甘孜藏区是交通孔道,联结川滇青藏;它作为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它亦是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它更是多民族与多元交汇地。目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矛盾性强造就了甘孜藏区治理难度大的总体情境,其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与较发达地区相比,甘孜藏区呈现出脆弱性交织的特征,自然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存在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并展现在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层面。脆弱性来源于各种风险,既有农牧民的生计风险,也有区域性的社会稳定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影响社会认同;分裂势力的渗透使得维稳任重道远。多重脆弱性交织、风险大,使得区域的矛盾性很强:矛盾突发多发,即内地没有的矛盾藏区有,内地有的矛盾藏区更突出;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并容易发生性质变化。这些共同造成了难度极大的藏区治理。“政府+民众”是藏区治理独特的二元主体结构。多主体参与是治理理论的核心认知,内地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的三元主体结构正在逐步形成。藏区理想的治理主体结构的建构,需要引入“外地主体”的概念,即藏区治理应是三个体系的合力,包括政府主导体系、本地社会支持体系、区域外社会支持体系。现实治理过程中,因社会组织缺位,企业极少,藏区治理的实际参与者只有政府和当地民众,政府包括中央、省政府等上级政府以及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的对口支援政府。政府成为藏区治理最为重要的主体,较之于较发达地区,政府的角色更为多重,职责更重。民众的参与更多地存在于村庄的自组织治理中,力量有限。内容复杂是藏区治理客体结构的重要特征。宏观地看,在藏区的文化-社会-生态结构变迁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社会规范与社会行为的调适以及民众的心理、信念和行为的调适等,都需要政府“掌舵”,并加以引导和规范。在中观层面,甘孜藏区存在着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相互交织、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等,而环境治理、贫困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都呈现出非政府强作为而难以有作为的特征。在村庄层面,社区资源匮乏,导致发展的“内应力不足”,村庄发展需要政府大量供给公共产品,增量社区资源。调研发现,甘孜藏区政府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切合其治理情境。总体上,政府关注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并进一步改善社会关系。具体说来,政府大量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寓服务于管理,缓解社会矛盾;优化工作制度与工作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尊重和引导农牧民,增进诉求表达。这些治理实践,取得了良好成效。总之,我们强调,区域治理的规律性探索是治理研究的深化,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研究和实践应不断延伸的领域。区域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蕴含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考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观察中。既需要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突破,也需要在现实的研究与批判中逐渐升华;既需要在宏观场域下发现关联,也需要在相对微观环境中剖析机理。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需要强调治理的区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等。藏族地区治理需与其特殊的治理背景、治理情境、治理结构相契合。
黄国兴[7]（2017）在《惠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是确保国家稳定的前提,将农业变得更为产业化能够推动农业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能够做到制度革新。目前和未来农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加大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让农村地区的居民能够有着丰厚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贫富的差距。为此,我们要从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工农城乡关系和我国整体经济快速发展两方面入手,明确农业产业化对我国的重要性。文章基于农业产业化有关理论知识,对惠州市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惠州农业产业化的框架与基本思路,以此来得出能够推动惠州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措施。第一,在充分了解农业产业化具体概念之后,需要总结分析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发展历史、特征等内容,要推动农业化发展的最大前提就是对农业产业化有着充分的了解,这是开展一切农业产业化应对措施的基本工作,能够对推动农业产业化起到很大的现实意义。第二,对惠州市农业的现状进行分析,论述其农业产业化涉及的基本情况和发展阶段,找到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农户没有较高的组织化层次;农业上没有较大的投入;农业不具备较高产业化水平,龙头企业规模不大、实力不强,分配机制不够完善;小农意识依然存在,求新求变意识不强;物流信息化程度低,重视不足,供应链不畅;农产品特色不明显,品牌化建设滞后;土地得不到有效流转;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规划缺乏长期性,农业保险机制不完善;发展基金得不到稳定保障,发展后劲不足;基层服务不到位,技术推广不全面等有关问题。第三,在研究惠州市农业产业化的具体情况之下,得到能进行应对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包括构建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专业合作组织层次,做强做大合作组织;加快发展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多元化产业经营模式;加强.质量管理,强化标准化建设,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对土地流转进行合理的引导,让土地经营向着更为集约化的方向发展;设置多个家庭农场试点,开发出新的农业经营对象;推动农产品物流发展;加大科技投入和创新研究,促进科技兴农;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等。
赵映,肖宏儒,许立明,冷杨,宋志禹,丁文芹,梅松,金月,韩余[8]（2016）在《广西甘蔗机械化种植发展现状、新趋势及对策》文中研究说明对甘蔗种植业国内外发展现状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传统甘蔗种植与"一体化种植"经济效益。结果表明,"一体化"种植技术相比传统种植模式具有很好的选进性,能大幅降低农民种植成本。进一步介绍甘蔗"一体化"种植与传统种植农机、农艺要求,分析一体化种植主要优缺点,针对广西现存甘蔗种植现状,提出提高广西甘蔗种植水平的政策建议。
牛敏杰[9]（2016）在《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我国农业空间格局评价与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已被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之中,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开展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农业空间格局评价与优化研究,对于客观认识我国农业生态文明程度,优化农业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界定农业生态文明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农业生态文明指数和协调度为表征的农业空间格局评价方法,对我国各省（市、区）及典型区域农业生态文明指数、协调度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农业空间格局优化方向和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界定了农业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内涵。研究认为,农业生态文明是指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以生产力持续提高、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改善和社会繁荣发展为目标,实现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农村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第二,构建了农业生态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结合德尔斐法确定指标权重。定量评价了2013年我国各省区农业生态文明指数及其各支撑系统指数。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农业生态文明指数总体偏低,呈现梯度性差异,各支撑系统的区域差异十分显着。第三,运用系统聚类法对农业生态文明指数评价结果进行了聚类分析,将全国31个省区划分为5类区域,分别是高水平均衡发展区、中高水平生态环境压力区、中水平资源利用压力区、中低水平产业社会发展压力区和低水平非均衡发展区。第四,基于离差系数原理构建了农业生态文明协调度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黑龙江、河南、四川三个典型区域20072013年农业生态文明指数及其协调度的时空分异与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三个典型区域农业生态文明指数及协调度显着提升,均已先后达到“良好协调”水平,但各子系统支撑作用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第五,分析确立了不同区域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方向和路径。（1）高水平均衡发展区在稳步提高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高效利用;（2）中高水平生态环境压力区充分利用区域经济社会优势,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水平;（3）中水平资源利用压力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发展高科技都市现代农业,降低生态环境负荷,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作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4）中低水平产业社会发展压力区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条件,适度挖掘潜力,形成特色产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不断改善农村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5）低水平非均衡发展区坚持保护优先、限制开发,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生态产业和高原特色产业,以产业链的延伸带动区域农牧民增收。第六,提出了优化农业空间格局的对策建议。（1）发挥市场在农业空间格局优化中的资源配置作用;（2）加强政府对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和监管作用;（3）发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4）释放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5）强化创新驱动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6）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协调平衡作用。
苏波[10]（2015）在《杜鲁门政府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政策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而同在西半球并与美国紧邻的拉丁美洲地区则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首选。拉美国家作为欠发达国家,与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不对等,为实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这一总体目标以及建立美国所主导的泛美体系,美国始终把拉美地区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势力范围。因此,从门罗主义开始,美国历届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加强了对西半球的控制。其中,经济手段正是美国控制拉美地区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而经济援助作为经济手段的主要内容在泛美体系的强化过程中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杜鲁门政府在总体上继承了历届美国政府在拉美地区所要实现的目标,不过随着冷战的爆发,拉美地区并没有成为冷战的“世外桃源”,一旦敌对意识形态在拉美地区打开缺口,不仅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尽管苏联的国力限制了它与美国在西半球直接对抗,但杜鲁门政府在战后就把“遏制共产主义”的渗透与扩张在其拉美政策中体现出来,“后院的稳固”才能保证“前院”的争夺后顾无忧,将拉美地区拉入到美国主导的冷战战略成为必然。在这一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在拉美地区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加强西半球防范共产主义的安全体系、变拉美地区为美国冷战的“后勤地”、保证美国在“后院”的经济利益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调整和推行经济援助政策的短期目标。概言之,杜鲁门第一任期强调政治军事是强化泛美体系建立西半球安全防卫体系的主要方式,而且随着地缘政治利益的转移以及欧洲复兴计划的开展,杜鲁门政府背弃了罗斯福在战后对拉美提供经济援助的承诺,减少了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份额,代之以私人资本而非经济援助的政策,强调以私人资本促进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战时期很多未完成的经济援助政策在杜鲁门第一任期都做出了调整,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到杜鲁门第二任期,“第四点计划”的提出使拉美地区重新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重点区域。这表现在:一是美国利用经济技术援助强化拉美地区在冷战中作为美国战略资源来源地的作用;二是多边性和双边性经济援助模式的结合是美国在该地区推行经济援助的一个显着特点;三是“第四点计划”与美洲事务协作署之间具有历史渊源关系。基于此,本文把对外经济援助视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以及《美国国会文献集》数据库和缩微胶片,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会等部门所提供的原始档案文献资料进行了解读,综合运用历史学、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结合杜鲁门两届政府时期在拉美地区政策的变化,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的调整与制定的动因、实施的详细过程,诠释冷战初期经济援助在实现美国在西半球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从区域政策走向冷战全球战略的转变。同时,研究杜鲁门政府对拉美地区经济援助政策,对于我们认识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经济援助的历史演变、美国对外援助总体政策的发展变化以及美国如何利用经济援助手段为其全球战略服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正文主体部分分为5章。绪论部分主要包括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要充分理解美拉关系的历史演进不仅要通过宏观的历史去把握,还应当通过细微的历史细节去深入了解,而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援助政策可以看作是从细微之处研究美拉关系演变的一个方面。第一章首先通过对比厘清军事援助、人道主义援助、经济援助等概念的不同点,着重阐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类型、战略与经济的利己性、政治性等特点。其次是回顾了18世纪到二战时期美国对拉美地区经济援助的总体情况。第二章论述了拉美国家在冷战中的特殊地位,主要表现在美国认为拉美国家在战后初期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直接威胁,政局相对稳定,并且由于美国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了欧洲的重建,于是杜鲁门第一届政府只能背弃罗斯福时期的经济援助承诺,并以经济援助为“幌子”在历次泛美会议上诱使拉美国家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战略,建立冷战战略下美国主导的西半球安全防卫体系。杜鲁门第一任期确立的对拉美地区私人资本而非经济援助的政策,其后果使得以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开始重新考虑拉美国家在战后的发展模式问题。第三章分别以杜鲁门第一任期调整战时与拉美国家达成的咖啡贸易协定、加强对墨西哥的经济援助、减缓泛美高速公路的援建三个案例,进一步深化理解杜鲁门第一任期对拉美经济援助调整的原因和实质。第四章首先简单分析了第四点计划的出台过程和其在冷战中的实质,认为经济利益和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是美国在该地区推行经济和技术援助的主要原因。其次,分析了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两种方式:一是美洲国家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济技术援助;二是国务院以及技术合作署支持下的双边经济技术援助,并深入分析了两种方式的产生原因和实施过程,认为这两种方式的实质无一例外都是为了使拉美国家服从于美国所主导的冷战战略。第五章首先探讨了美洲事务协作署的确立过程和隶属争议,而后进一步分析了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国家的实施情况,包括技术人员数量、资金投入、地区差异等内容,并对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地区实施的特点做出了总结,认为从总体上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地区并没有取得成功。结语部分从对外经济援助的理论出发结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解读了美国对拉美地区的经济援助的性质和目的,认为不论是在二战时期还是冷战初期,该政策都是为了巩固美国在其“后院”的地位,加强对拉美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而且也对美拉关系史上“冲突与合作”这条主线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结语的最后则对中国向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提出了一些看法。
二、国际马铃薯中心及巴西农业考察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马铃薯中心及巴西农业考察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
| 1.2.1 国外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
| 1.2.2 国内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江西棉花产业的现状 |
| 2.1 江西省棉花产业的生产概况 |
| 2.1.1 棉花育种现状 |
| 2.1.2 棉花播种面积、产量、单产及分布 |
| 2.1.3 棉花栽培技术 |
| 2.1.4 棉花种植模式现状 |
| 2.2 江西省棉花收购、加工概况 |
| 2.2.1 江西省棉花收购现状 |
| 2.2.2 江西省棉花加工企业现状 |
| 第3章 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困境 |
| 3.1 棉花种植基础存在的困境 |
| 3.1.1 棉田基础设施落后 |
| 3.1.2 棉田土地流转不规范 |
| 3.1.3 棉农综合素质较差 |
| 3.1.4 棉花育种能力下降进程缓慢,市场品种混杂 |
| 3.2 棉花种植生产环节存在的困境 |
| 3.2.1 棉区分布不集中,规模化程度低 |
| 3.2.2 机械化程度低,植棉技术落后 |
| 3.2.3 植棉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作物间种植比较效益差距大 |
| 3.3 棉花收购与加工存在的困境 |
| 3.3.1 收购环节的困境 |
| 3.3.2 加工环节的困境 |
| 3.4 政府支持强度弱 |
| 3.4.1 职业棉农培训不规范 |
| 3.4.2 棉花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 |
| 3.4.3 棉农融资难,资金投入少 |
| 3.4.4 补贴力度弱 |
| 第4章 典型模式及效果研究 |
| 4.1 典型种植技术 |
| 4.2 典型种植模式 |
| 第5章 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对策 |
| 5.1 提升棉花种植基础的对策 |
| 5.1.1 加速推进高标准棉田合理建设 |
| 5.1.2 规范棉田土地流转 |
| 5.1.3 提升棉农素质 |
| 5.1.4 规范育种和棉种市场 |
| 5.2 强化植棉生产环节的对策 |
| 5.2.1 规划棉区分布,推进植棉规模化进程 |
| 5.2.2 提高机械化水平,革新棉花生产方式 |
| 5.3 稳定棉花收购与加工环节的对策 |
| 5.3.1 稳定收购主体,规范收购市场 |
| 5.3.2 强化加工企业核心竞争力 |
| 5.4 加强政策的扶持力度 |
| 5.4.1 规范职业棉农培训 |
| 5.4.2 健全棉花科技推广体系 |
| 5.4.3 强化投融资渠道 |
| 5.4.4 加强补贴力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 2.1 柏桦生平 |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 2.4.1 香港 |
| 2.4.2 台湾 |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 3.1 译介概况 |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 3.2 译介主体 |
| 3.2.1 译者背景 |
| 3.2.2 译者类型 |
| 3.2.3 翻译模式 |
| 3.3 文本选择 |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 3.4 传播媒介 |
| 3.4.1 出版机构 |
| 3.4.2 网络媒介 |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 3.5.1 早期:1988-2007 |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1.1 接受概况 |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 4.4.3 海外评价 |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 5.1.1 文本概述 |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4）南北美地区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黑龙江省农业科研与生产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1 考察的基本情况及其农业生产概况 |
| 1.1 美国农业生产情况 |
| 1.1.1 美国玉米产业概况 |
| 1.1.2 美国爱荷华州农业生产概况 |
| 1.1.3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科研生产情况 |
| 1.1.4 美国先锋公司科研生产情况 |
| 1.1.5 美国家庭农场生产情况 |
| 1.2 美国水稻科研与生产情况 |
| 1.2.1 美国水稻生产概况 |
| 1.2.2 美国水稻科技公司科研生产情况 |
| 1.3 墨西哥玉米育种与保护性耕作情况 |
| 1.3.1 墨西哥农业概况 |
| 1.3.2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 (CIMMYT) 科研发展情况 |
| 1.4 巴西大豆和工业大麻科研与生产情况 |
| 1.4.1 巴西农业概况 |
| 1.4.2 巴西农牧业研究公司的科研情况 |
| 1.4.3 巴西国家农业协会及工业大麻发展情况 |
| 2 此次考察对黑龙江省农业生产与科研的启示 |
| 2.1 美国玉米水稻科研生产对黑龙江省农业发展的启示 |
| 2.1.1 建立规模化育种体系, 促进育种效率提高 |
| 2.1.2 调整玉米育种目标, 加大对脱水快易机收品种和前育种技术的研究 |
| 2.1.3 扩大新品种新技术展示与示范面积, 与种植户紧密结合 |
| 2.1.4 重视储备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 加快战略性品种或储备性技术的研究 |
| 2.1.5 加大黑龙江省水稻直播技术研究 |
| 2.2 墨西哥玉米科研对黑龙江省科研发展的启示 |
| 2.2.1 利用好CIMMIYT资源共享平台, 为落后地区农业生产提供廉价技术支持 |
| 2.2.2 注重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用, 不再把高产作为玉米育种的唯一目标 |
| 2.3 巴西农业发展对黑龙江省科研和生产的启示 |
| 2.3.1 注重生态保护 |
| 2.3.2 投资巴西农业需认真研究政策 |
| 2.3.3 加强与巴西农业科研部门合作, 充分利用巴西特有的遗传资源 |
| 3 结语 |
（5）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与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针对康奈尔大学的相关研究 |
| 二、对外农业援助的相关研究 |
| 三、有关康奈尔大学近代开展对外农业援助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一、相关理论依据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资料来源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第一节 “对外农业援助”的内涵与外延 |
| 一、对外援助(援外)、国际援助 |
| 二、对外农业援助 |
| 第二节 几个相关概念的阐释和辨析 |
| 一、国际发展援助 |
| 二、粮食援助 |
| 三、国际农业与农村发展 |
| 第二章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端的背景与动因 |
| 一、国家战略视角下的宏观背景 |
| 二、对外农业援助在康奈尔大学起源的内部动因 |
| 第二节 起源阶段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地域与方式的选择 |
| 一、地域的选择: 拉美与亚太地区 |
| 二、基于高校基本职能的援助方式的选择 |
| 第三节 主要援助活动内容 |
| 一、教育与人才培养: 招收外国留学生 |
| 二、开展科学研究: 零星出现的资源考察 |
| 三、以个人活动为主的知识转移与技术推广 |
| 四、校内组织或相关保障: 民间组织与社团的成立 |
| 第三章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转型和快速发展 |
| 第一节 转型的背景和动因 |
| 一、对外农业援助发生转型时的全球局势与宏观背景 |
| 二、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获得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
| 第二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转型中的地域和方式的选择 |
| 一、地域的选择: 广泛性与重点性并存 |
| 二、更加综合多样的援助方式 |
| 第三节 主要援助活动内容 |
| 一、教育与人才培养: 关注重点从规模向质量的转变 |
| 二、开展科学研究: 内容极大拓展与丰富 |
| 三、在技术推广基础上形成更加立体综合的援助项目 |
| 四、校内组织或保障: 官方机构的成立与激励措施 |
| 第四章 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个案及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起源与初步发展阶段: 康奈尔—金陵故事 |
| 一、援助背景与起源 |
| 二、主要援助经历与内容 |
| 三、援助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
| 第二节 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 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 |
| 一、援助背景及起源 |
| 二、主要援助经历与内容 |
| 三、援助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
| 第三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两个发展阶段的比较和分析 |
| 一、援助行为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的对比 |
| 二、援助对象和发生地点的比较 |
| 三、援助方式与行为的比较 |
| 第五章 评价与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评价 |
| 一、带给受援方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
| 二、援助行为具有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特征 |
| 三、推动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
| 四、特定时代背景下帮助获取国家利益的工具 |
| 五、“美国需要”和“美国模式”形成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二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对外农业援助与农业高校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 |
| 二、紧紧依托高校基本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特长 |
| 三、“官民并举”和多渠道的经费投入 |
| 四、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基本属性 |
| 五、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康藏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 |
| 二、历史上的羁縻统治与土司制度的研究 |
| 三、目前民族地区及藏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 |
| 四、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结构 |
| 四、研究对象(个案简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治理理论:理论渊源及基本范式 |
| 一、治理:发展的共同话语 |
| 二、公民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 |
| 第二节 治理的公民社会基础及其反思 |
| 一、真的可以“没有政府的治理”? |
| 二、“进”与“退”:简要的国家-社会关系之思考 |
| 三、“进”与“退”:藏区社会组织条件缺失 |
| 第三节 “背景—要素—行动”分析框架的建构 |
| 第三章 治理反思及多边联结带:历史与区位 |
| 第一节 松散:历史上治理政策之弊 |
| 一、王朝的松散管理不可复制 |
| 二、“以夷制夷”:政治二元性,土司等足以与中央王朝抗衡 |
| 三、强硬统治反而不利,需张弛有度 |
| 四、强作为:维护主权、地区稳定 |
| 五、强作为:发展之基 |
| 第二节 多重边缘形塑多边联结带 |
| 一、“中心—边缘”说到“多边联结带”的学理解说 |
| 二、交通孔道:连接川滇青藏 |
| 三、政治枢纽:内固川省,外拊藏疆 |
| 四、经济传输带:通过交易,沟通东西南北 |
| 五、民族交汇地:文化结点连结多元文化 |
| 第四章 难度大:甘孜藏区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多重脆弱性交织:治理环境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风险大:脆弱性的源头 |
| 一、生计风险:民众贫弱及收入差距带来相对剥夺感 |
| 二、社会稳定方面极具风险:维稳任重道远 |
| 第三节 治理难度大,需要政府主导 |
| 一、治理难度大的具体表现:曾经的门难进、脸难看及其转变 |
| 二、治理中的矛盾性强,需要政府创造性地利用冲突 |
| 第五章 二元结构:治理主体结构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参与是“治理诸要素及其关联”的核心 |
| 一、治理结构:诸要素及其关联 |
| 二、各学科关于治理中“参与”的解说 |
| 第二节 治理主体二元结构:政府不得已而强作为 |
| 一、应然:“外地主体”也应该参与其中 |
| 二、实然:谁在参与社会治理,藏区与其他地区差异显着 |
| 三、谁以什么样的地位和方式参与治理 |
| 第六章 内容复杂:治理客体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中的各种调适,政府“掌舵” |
| 第二节 非政府强作为便难有作为:环境与社会治理的交织 |
| 第三节 非政府强作为便难有作为:贫困治理与社区治理相契合 |
| 一、大面积慢性贫困的治理,需要政府强作为 |
| 二、村庄贫困治理“契合”村庄社区治理 |
| 三、资源有限,导致“内应力不足” |
| 第七章 政府作用力凸显:努力改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公共服务改善民生 |
| 一、公共产品供给关照农牧民生产生活 |
| 二、努力托底:关照最贫弱的群体 |
| 第二节 政府行为:寓服务于管理 |
| 一、融为一体:异地迁入人口管理与服务 |
| 二、双法共用:大调解中心及其服务 |
| 三、深入仔细:网格化管理 |
| 第三节 工作制度设置及方式进一步改善政民关系 |
| 一、群众工作全覆盖:七项任务 |
| 二、干部找群众:挂帮包、干部驻村包村 |
| 三、门好进、脸好看:便民服务中心及其服务 |
| 四、倾听民声:诉求表达与反复协商 |
| 第四节 尊重、引导农牧民 |
| 一、尊重农牧民意愿 |
| 二、将政府的工作嵌入村庄自组织之中 |
| 三、努力整合农牧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7）惠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2 农业产业化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
| 2.1 农业产业化内涵与基本特征 |
| 2.1.1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
| 2.1.2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 |
| 2.2 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模式 |
| 2.2.1 美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 |
| 2.2.2 日本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 |
| 2.2.3 德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 |
| 2.3 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 |
| 2.3.1“龙头企业+农户”组织模式 |
| 2.3.2“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组织模式 |
| 2.3.3“专业市场+农户”组织模式 |
| 2.4 农业产业化模式组织经验 |
| 2.4.1 注重发挥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作用 |
| 2.4.2 注重发挥龙头企业的牵头作用 |
| 2.4.3 落实信贷资金，提供发展保障 |
| 2.4.4 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形式 |
| 2.5 发展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意义 |
| 2.5.1 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
| 2.5.2 有利于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
| 2.5.3 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 |
| 2.5.4 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进程 |
| 2.5.5 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 |
| 3 惠州市农业产业化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惠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 |
| 3.1.1 农业生产发展情况 |
| 3.1.2 农业龙头企业发展情况 |
| 3.1.3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情况 |
| 3.1.4 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情况 |
| 3.1.5 农业机械化水平现状 |
| 3.1.6 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情况 |
| 3.1.7 外向型农业建设情况 |
| 3.1.8 农业信息化水平现状 |
| 3.2 惠州市特色农产品简介 |
| 3.3 惠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
| 3.3.1 对农业投入不足 |
| 3.3.2 农户组织化层次偏低 |
| 3.3.3 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
| 3.3.4 小农意识依然存在，求新求变意识不强 |
| 3.3.5 物流信息化程度低，重视不足，供应链不畅 |
| 3.3.6 农产品特色不明显，品牌化建设滞后 |
| 3.3.7 土地得不到有效流转 |
| 3.3.8 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规划缺乏长期性，农业保险机制不完善 |
| 3.3.9 发展资金得不到稳定的保障，发展后劲不足 |
| 3.3.10 基层服务体系不到位，技术推广不全面 |
| 4 惠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优化对策研究 |
| 4.1 构建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
| 4.1.1 政府应加大对农业财政的预算，确保资金扶持力度 |
| 4.1.2 金融机构要转变观念，大胆创新，丰富服务形式 |
| 4.1.3 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业 |
| 4.2 提髙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程度，做大做强合作组织 |
| 4.3 加快发展带动能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 |
| 4.3.1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科学谋划 |
| 4.3.2 优化农业龙头企业的行业布局 |
| 4.3.3 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 |
| 4.3.4 落实扶持措施 |
| 4.4 加强质量管理，强化标准化建设，实施名牌发展战略 |
| 4.4.1 加强农产品质量管理，夯实品牌建设基础 |
| 4.4.2 强化标准化建设 |
| 4.4.3 做好规划，逐步实施 |
| 4.4.4 强化农产品营销 |
| 4.5 规范和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集约化经营 |
| 4.6 开展家庭农场试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4.6.1 认识家庭农场地位，制定管理办法 |
| 4.6.2 出台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支持政策 |
| 4.7 推动农产品物流发展 |
| 4.8 加大科技投入和创新研究，促进科技兴农 |
| 4.9 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
| 4.10 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广西甘蔗机械化种植发展现状、新趋势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 1 甘蔗种植业技术发展现状 |
| 1.1 国内现状 |
| 1.2 国外现状 |
| 2 广西甘蔗种植的经济效益分析 |
| 2.1 传统种植方式经济效益分析 |
| 2.2 一体化种植方式经济效益分析 |
| 3 广西甘蔗传统种植模式与一体化种植模式的情况 |
| 3.1 广西甘蔗传统种植农艺要求 |
| 3.1.1 一体化种植种苗选取农艺要求 |
| 3.1.1. 1 甘蔗种苗选取的农艺要求 |
| 3.1.1. 2 甘蔗砍件农艺要求 |
| 3.1.2 广西甘蔗传统种植农机作业现状 |
| 3.1.2. 1 半机械化种植模式 |
| 3.1.2. 2 人畜作业种植模式 |
| 3.1.2. 3 传统机械化种植模式 |
| 3.2 一体化种植模式情况 |
| 3.2.1 一体化种植种苗选取农艺要求 |
| 3.2.1. 1 一体化种植甘蔗砍件农艺要求 |
| 3.2.1. 2 一体化种植模式种芽处理方式 |
| 3.2.2 广西甘蔗“一体化”种植农机作业现状 |
| 3.2.2. 1 移栽种植方案 |
| 3.2.2. 2 直播种植方案 |
| 4 一体化种植主要优点 |
| 5 政策建议 |
（9）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我国农业空间格局评价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区域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研究综述 |
| 1.2.1 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现代化 |
| 1.2.2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农业空间格局评价研究 |
| 1.2.3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农业生态文明与空间格局的基本理论与内涵 |
| 2.1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 |
| 2.1.1 生态文明提出的时代背景 |
| 2.1.2 生态文明的内涵 |
| 2.1.3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
| 2.2 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地域分工理论 |
| 2.2.2 农产品区域比较优势理论 |
| 2.2.3 农业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农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
| 2.3.1 农业的概念与特性 |
| 2.3.2 农业的经济社会属性 |
| 2.3.3 农业的生态属性 |
| 2.4 我国农业发展历程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
| 2.4.1 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思想体系 |
| 2.4.2 传统农业生态思想的现实意义 |
| 2.5 我国农业生态文明的内涵分析 |
| 2.5.1 我国农业现代化内涵的发展历程 |
| 2.5.2 农业生态文明的概念与内涵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经验与启示 |
| 3.1 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国际经验 |
| 3.1.1 美国 |
| 3.1.2 澳大利亚 |
| 3.1.3 加拿大 |
| 3.1.4 日本 |
| 3.1.5 巴西 |
| 3.1.6 对我国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启示 |
| 3.2 我国农业空间格局的演变历程 |
| 3.2.1 “以粮为纲”的单一发展阶段（1949~1978 年） |
| 3.2.2 改革推动的多种经营阶段（1978~1991 年） |
| 3.2.3 市场导向的调整优化阶段（1992~1998 年） |
| 3.2.4 战略性调整的初期阶段（1999~2001 年） |
| 3.2.5 战略性调整的深入推进阶段（2002~2007 年） |
| 3.2.6 生态文明导向的起步阶段（2008 年~现在） |
| 3.2.7 对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启示 |
| 3.3 我国农业生态文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3.3.1 资源要素约束日益趋紧 |
| 3.3.2 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
| 3.3.3 生态衰退形势还未扭转 |
| 3.3.4 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挑战 |
| 3.3.5 农业国际竞争力不足 |
| 3.4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启示 |
| 3.4.1 因地制宜是根本要求 |
| 3.4.2 生态友好是首要理念 |
| 3.4.3 全面发展是终极目标 |
| 3.4.4 创新驱动是内生动力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农业空间格局评价方法 |
| 4.1 评价的理论与方法 |
| 4.1.1 评价的一般理论方法 |
| 4.1.2 评价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4.2 评价的总体思路与理论框架 |
| 4.2.1 农业生态文明的支撑系统分析 |
| 4.2.2 评价的总体思路 |
| 4.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1 指标构建与筛选原则 |
| 4.3.2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方法 |
| 4.3.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4 指标体系及相关指标描述 |
| 4.4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1 层次分析（AHP）法的基本步骤 |
| 4.4.2 指标体系权重的确定 |
| 4.5 指标计算与标准化 |
| 4.5.1 指标的计算方法 |
| 4.5.2 指标数据标准化 |
| 4.6 农业生态文明指数计算模型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省级农业生态文明指数评价与空间分异特征 |
| 5.1 2013 年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业生态文明指数评价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
| 5.1.3 各子系统及综合指数评价计算 |
| 5.2 评价结果分析 |
| 5.2.1 产业发展子系统 |
| 5.2.2 资源利用子系统 |
| 5.2.3 生态环境子系统 |
| 5.2.4 社会发展子系统 |
| 5.2.5 综合指数 |
| 5.3 空间分异特征分析与区域划分 |
| 5.3.1 分析方法 |
| 5.3.2 区域划分结果 |
| 5.3.3 区域特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典型区域农业生态文明及其协调度的时空分异 |
| 6.1 评价方法与数据 |
| 6.1.1 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的标准化 |
| 6.1.3 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
| 6.1.4 数据获取 |
| 6.1.5 评价区域选择 |
| 6.2 评价结果分析 |
| 6.2.1 协调度评价结果分析 |
| 6.2.2 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 6.2.3 产业发展子系统结果分析 |
| 6.2.4 资源利用子系统结果分析 |
| 6.2.5 生态环境子系统结果分析 |
| 6.2.6 社会发展子系统结果分析 |
| 6.3 支撑系统演化特征分析 |
| 6.3.1 黑龙江省农业生态文明支撑系统演化分析 |
| 6.3.2 河南省农业生态文明支撑系统演化分析 |
| 6.3.3 四川省农业生态文明支撑系统演化分析 |
| 6.4 典型区域农业空间格局的差异特征 |
| 6.4.1 我国区域农业空间格局没有明显短板 |
| 6.4.2 产业发展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 |
| 6.4.3 资源利用水平仍有待提升 |
| 6.4.4 生态环境支撑作用差异显着 |
| 6.4.5 社会发展支撑作用稳定增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我国农业空间格局优化 |
| 7.1 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现实动力 |
| 7.1.1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
| 7.1.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启动 |
| 7.1.3 农业“绿色化”发展刻不容缓 |
| 7.1.4 农业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 |
| 7.1.5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亟需加速 |
| 7.2 农业空间格局优化需遵循的原则 |
| 7.2.1 保障粮食安全原则 |
| 7.2.2 生态资源环境匹配原则 |
| 7.2.3 发挥比较优势原则 |
| 7.2.4 市场需求导向原则 |
| 7.2.5 多目标统筹原则 |
| 7.3 区域农业空间格局优化方向 |
| 7.3.1 Ⅰ区（高水平均衡发展区） |
| 7.3.2 Ⅱ区（中高水平生态环境压力区） |
| 7.3.3 Ⅲ区（中水平资源利用压力区） |
| 7.3.4 Ⅳ区（中低水平产业社会发展压力区） |
| 7.3.5 Ⅴ区（低水平非均衡发展区） |
| 7.4 我国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展望 |
| 7.4.1 2020 年发展展望 |
| 7.4.2 2030 年发展展望 |
| 7.5 对策建议 |
| 7.5.1 发挥市场在农业空间格局优化中的资源配置作用 |
| 7.5.2 加强政府对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和监管作用 |
| 7.5.3 发挥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
| 7.5.4 释放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乘数效应 |
| 7.5.5 强化创新驱动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 |
| 7.5.6 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农业空间格局优化的协调平衡作用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结论 |
| 8.1.1 农业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
| 8.1.2 优化农业空间格局是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 |
| 8.1.3 2013 年我国农业生态文明水平总体偏低，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
| 8.1.4 我国典型区域农业生态文明水平和协调度逐步提升，支撑系统差异显着 |
| 8.1.5 坚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推进我国农业空间格局优化 |
| 8.2 讨论 |
| 8.2.1 农业生态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
| 8.2.2 农业生态文明评价的区域尺度 |
| 8.2.3 农业生态文明协调度的构成要素 |
| 8.2.4 农业区域格局优化的定性定量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杜鲁门政府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界研究述评 |
| 三、学术创新、研究方法、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的历史缘起 |
| 第一节 经济援助概念的厘定 |
| 第二节 二战之前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 |
| 第三节 二战时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的调整（1945-1949） |
| 第一节 战后的世界形势与冷战的形成 |
| 第二节 安全而非经济的考量 |
| 第三节 “克莱顿计划”与私人资本而非经济援助 |
| 第四节 援助政策的调整对拉美国家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经济援助政策调整的三个案例 |
| 第一节 维护美国在泛美咖啡市场上的利益 |
| 第二节“全面向重点的转变”：加强对墨西哥的经济援助 |
| 第三节 泛美高速公路援助项目的停滞 |
| 小结 |
| 第四章 第四点计划与杜鲁门政府对拉美的经济援助政策（1949-1954）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援助政策的转向：第四点计划的产生及其性质 |
| 第二节 在拉美地区推行第四点计划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多边以及双边经济援助政策的确立 |
| 小结 |
| 第五章 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地区的推行 |
| 第一节 美洲事务协作署及合作局项目 |
| 第二节 技术合作项目以及资金投入概况 |
| 第三节 具体实施情况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国际马铃薯中心及巴西农业考察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D]. 陈星. 江西农业大学, 2020(07)
- [3]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4]南北美地区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黑龙江省农业科研与生产的启示[J]. 张树权,柴永山,龚士琛,陈喜昌,于莹,郭永利,姚玉波,李文华. 黑龙江农业科学, 2019(04)
- [5]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D]. 石松.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6]藏族地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研究 ——基于对甘孜藏区的分析[D]. 陈艾.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7]惠州市农业产业化发展问题研究[D]. 黄国兴.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8]广西甘蔗机械化种植发展现状、新趋势及对策[J]. 赵映,肖宏儒,许立明,冷杨,宋志禹,丁文芹,梅松,金月,韩余. 江苏农业科学, 2016(11)
- [9]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我国农业空间格局评价与优化研究[D]. 牛敏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6(12)
- [10]杜鲁门政府对拉丁美洲经济援助政策研究[D]. 苏波. 上海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