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季如何开展种植饲养活动(论文文献综述)
王莉莉[1](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陈轩敬[2](2020)在《长江流域农牧系统氮素向河流和近海的迁移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牧系统既是粮食、果蔬和肉蛋奶的主要生产来源,也是水环境氮素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农牧系统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阶段,生产过程造成的水环境代价巨大。长江流域是中国粮油和畜禽产品主产区之一,承担中国约40%的粮食、49%的猪肉及30%的禽蛋产量。由于单位面积畜禽粪尿的氮素负荷及农田养分投入量高,在长江流域独特的地形地貌、发达水系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下氮素从农牧系统向水体的损失风险高,不仅对流域水质量安全产生威胁,水体氮素营养盐还会随河道迁徙影响下游和近海的水环境。然而,目前对农牧系统中氮素在区域尺度的流动、水环境代价评估和调控策略等方面的研究均处于独立拆分状态,尤其是关于氮素从陆地输入-河流转移-河口输出的全过程流动和转移规律的定量认识和方法研究还有待完善及建立。了解长江流域中氮素从陆地-支流-干流-河口输出的空间迁移规律及其主要污染来源和影响因素,可因地制宜地提出长江流域农牧系统生产和水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策略。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在子流域尺度建立量化评估农牧系统氮素向河流和近海水环境的迁移特征的方法,提高对氮素从陆地输入-河流转移-河口输出全过程的流动特征和水体氮素营养盐的环境效应的认识。本文以长江流域为案例分析,基于多年种植和养殖信息、土壤、气象、土地利用、水文以及其他流域数据资料,并通过耦合作物生长模型(WOrld FOod Study,WOFOST),食物链养分流动模型(Nutrient Flows in Food chains,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use,NUFER)和流域营养盐输出模型(Model to Assess River Inputs of Nutrients to seAs,MARINA),建立农牧系统向河流水体和近海排放氮素营养盐的综合评估模型,对长江流域的农牧系统氮素流动特征,水体氮素营养盐负荷水平,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河流氮素营养盐季节性输出特征等进行定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利用食物链养分流动模型,分析长江流域主要省市农牧系统的氮素流动特征,明确农牧系统氮素输入和环境损失时空变化特征和主要驱动力。2015年长江流域农牧系统的氮素输入总量为2.11×104 Gg,比1980年增长2.64倍;主要输入源是农田的氮肥输入和畜禽系统的饲料进口输入,分别贡献了氮素输入总量的57%和28%。其中氮素输入量主要增长时间段是在1980-2005年间。近十年(2005-2015)间氮素输入量仅增长1.3×103 Gg。1980年到2015年间作物主产品和秸秆中的氮素总量从5.4×103 Gg增长至9.7×103 Gg,而动物主产品和副产品的氮素输出量从0.4×103 Gg增长至1.3×103 Gg。基于省域尺度的单位耕地农牧系统氮素输入和环境损失时空分布特征显示,1980-2015年长江流域农牧系统单位面积的氮素输入量和损失量呈现上中游逐渐超越下游的趋势,尤其是四川省、贵州省和湖北省成为单位面积农牧系统氮素输入和损失明显增长的区域。另外,通过对重庆地区的案例分析发现,瓜果蔬菜类等经济作物产品和动物产品输出量均与农牧生产体系的氮肥消耗量和氮素损失量呈现显着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资源投入量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畜禽产品输出量的增长是改变区域氮素流动特征的主要驱动力。2.通过耦合流域营养盐排放MARINA模型和作物生长WOFOST模型,定量化长江流域农田不同作物系统的氮素输入量和向水体排放的可溶性无机氮(Dissolved Inorganic Nitrogen,DIN)量。通过对长江流域12类常见作物系统分析表明,2012年总氮投入量约为18000 Gg;其中单季稻(2310 Gg)、小麦(2621 Gg)、玉米(1873 Gg)、马铃薯(1562 Gg)和蔬菜(3880Gg)的氮素投入量之和占到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他的三分之一的氮素主要投入于早稻(672Gg)、晚稻(748 Gg)、大豆(523 Gg)、棉花(439 Gg)、油菜(1136 Gg)、果树(1171 Gg)及其他类作物(1014 Gg)上。除大豆和其他类作物外,大多数作物生长所需的氮素输入是依赖于化学氮肥的施用,化学氮肥对氮素输入总量的贡献率为56-78%;畜禽粪尿还田对流域作物生产总氮输入量贡献约为11%,但其中约有一半是施用在蔬菜上。2012年农田中约有6000Gg的氮素以DIN的形式损失进入到水体中;其中单季稻、小麦和蔬菜三种作物对水体DIN的排放贡献约占总量的50%。从空间分布上看,2012年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子流域中农田生产过程中向水体损失的DIN量(2079-7029 kg N km-2 year-1)要高于上游的子流域(208-3381 kg N km-2 year-1)。但在不同子流域,农田向水体排放的DIN的主要作物源各不相同,蔬菜是长江所有子流域水体DIN输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贡献值为20-33%,也是子流域金沙、嘉陵、岷江、洞庭、鄱阳和中游干流中水体DIN负荷的主要作物源;薯类生产是乌江和上游干流中水体DIN负荷的主要作物源;而小麦和水稻分别就是长江下游和长江三角洲水体DIN负荷的主要作物源,二者贡献值加和约为50%。3.通过耦合流域营养盐排放MARINA模型和食物链养分流动NUFER模型,定量化长江流域不同动物粪尿氮素资源量和向河流水体排放的DIN量。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长江流域畜禽粪尿中氮素资源总量为5773 Gg year-1,其中生猪、牛类、禽类、羊类和马类养殖分别占总量的75%、11%、4%、9%和0.3%。粪尿中氮素资源总量中有1940 Gg N year-1以DIN形态进入河流水体环境。点源排放是畜禽粪尿向河流水体输入DIN是主要损失途径,生猪、牛类、禽类、羊类和马类养殖产生的粪尿以点源形式损失分别占单个动物养殖向水体排放DIN总量的66%、49%、85%、89%和89%。在空间分布上,2012年长江流域畜禽动物产生的粪尿向水体损失的DIN整体呈现从上游区域到下游区域逐渐增长的趋势。但存在上游干流子流域的畜禽粪尿向河流损失的DIN水平高达1526 kg N km-2,仅次于下游子流域。在各个子流域中,畜禽粪尿向河流水体损失的DIN量基本都是以生猪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生猪生产占畜禽粪尿对水体DIN输入总量的55-85%。4.针对原流域营养盐排放MARINA 1.0模型在季节性尺度量化河流氮素营养盐排放特征的不足,本文通过定量化季节性河流水体的点源和面源氮素的输入,并考虑季节性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对氮素在河道迁移的影响等,开发了可用于评估季节性河流氮素营养盐排放特征的MARINA1.1模型版本。利用该模型对2000年长江流域季节性河流DIN排放特征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大约有1.5×104 Gg总量的氮素输入(化学肥料、畜禽粪尿、居民排泄物、生物固定和大气沉降)到长江陆地生态系统,成为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春夏秋冬四季分别占输入总量的31%、35%、23%和11%,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化学氮肥是春季大多数子流域氮素输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为36-70%;化学氮肥和氮沉降是夏季大多数子流域的主要氮素输入源。面源和点源(畜禽粪尿直排、污水排放和居民排泄物直排)的氮素进入河流水体后通过在长江支流和干流的迁移,最终向近海区域排放DIN约为680 Gg N year-1,其中约为40%是来自于夏季。农业面源污染在春季、夏季和秋季均为河流DIN排放的主要污染源,对各子流域向河口排放的DIN的贡献值在43-85%之间。冬季时,点源排放成为河流DIN排放的主要污染来源,其中向地表水直接排放的畜禽粪尿为主要污染源。季节性DIN的排放差异,除了受季节性点源和面源氮素损失的影响,还受气温变化,人类活动用水和水库季节性蓄水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看,长江河口排放的DIN更多的是由中游和下游人类活动中输出。中下游流域面积仅占整个流域的45%,但DIN排放量占总量的79%。综上所述,本文通过食物链养分流动模型、作物生长模型及河流营养盐输入模型的耦合分析,在子流域尺度模拟评估氮素从农牧系统输出至水体、从支流迁徙到干流、从上游迁徙到下游,最后通过河口进入近海的全过程,突破了前人在氮素单一流动环节研究的局限性,可以系统性探索农牧系统中氮素损失对河流水体及近海区域水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并在原MARINA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模型耦合和算法优化,首次实现了在子流域尺度定量化评估不同作物和动物的向水体排放DIN量的差异和河流DIN季节性排放特征,并通过实测的水体DIN数据,统计作物单产和发表文献结果等多种方式比较对模型估算结果进行校正。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在不同时空尺度,更有针对性的优化设计农牧系统的氮素调控方案,降低农牧生产带来的潜在水环境污染风险,为流域水体氮素负荷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思路。
朱梦涵[3](2020)在《0-6岁儿童的自然教育园本课程建构之行动研究 ——以W自然幼儿园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面临的教育环境是自然匮乏和都市发展的一个矛盾状态。面对儿童亲近自然的缺失,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和幼儿园开始关注自然教育。自然教育是在自然环境里为儿童提供亲身体验的机会,与大自然进行深度交融,以此来释放儿童的天性,培养儿童的人格与情感健康发展。不得不承认,自然教育从来都是开启儿童心灵和技能的一把钥匙。本研究试图探索自然教育园本课程建构的可行性,其中包括课程的理论基础、自然主题的选择、活动内容与形式的设定以及课程实施的路径。另外,研究也试图讨论自然教育园本课程的实施效果及存在问题,为日后国内自然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实践探索提供丰富经验和借鉴意义。本文以行动研究为范式,选取山东省潍坊市W自然幼儿园为研究基地,与专家、园内一线教师协同合作,组成教研团队,探索其自然教育园本课程的建构模式与实施方案,前后共进行了三轮行动研究,历时两年。本研究在课程建构和实施过程中不断改进、优化课程方案,收集过程性资料,并对25名参与课程建构或实施的教师与家长多次进行开放式访谈,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成效的分析。研究表明:自然教育园本课程的建构及实施取得了可观的阶段性成效。首先,自然教育园本课程的实施更新了W园自然教育理念;其次,不同程度的促进了儿童的身心发展、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家长的观念转变;再者,自然教育园本课程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和参考价值。
袁亚丽[4](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张开[5](2019)在《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西北地区唐代的农牧业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之上,综合相关研究成果、广泛搜集资料,运用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对西北地区唐代的人口、土地垦殖、农作物结构、畜牧业、农牧关系、社会因素等方面内容进行探讨。由于农牧业生产在古代农业社会具有传承性,本文首先探讨了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的地理环境与农业基础。在地理环境方面,对西北地区唐代的气候冷暖、干湿状况进行了复原,在时间分辨率上得出更为详细的结论。结果表明,唐代的西北地区存在一个“干旱—湿润—干湿交替-湿润—干旱”的分布特征,干旱时段总体长于湿润时段,并且在区域内部存在差异。在农业基础方面,重点对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进程进行梳理。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唐代之前的农牧业发展除了受气候因素影响之外,政权边界和军事因素也是这一时期农牧业变动的重要因素。人口问题是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项工作。该部分研究中,首先对正史记载的版籍人口进行分时段汇总考辨,接着在土地承载力的视角之下,对活动在西北地区版籍以外的人口数量进行复原。涉及长期驻军数量、隐匿人口和游牧民族人口等方面,整体来看,开元、天宝之际籍外人口几乎达到同时期本区域内编户人口规模的一半。这些结论给后文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思考依据。在土地垦殖层面,本文将西北地区唐代的土地垦殖分为军事屯垦和民间垦殖两部分进行论述。在论证屯垦规模的过程中建立了两套复原模型,军事屯垦的成效用长时期驻军的数量和单位士兵的粮食消耗量来与军屯数量相互验证;民间垦殖的规模则用基于户口数据的应授田数值和基于人均粮食的消耗量、粮食作物的单产求出的生存所需耕地量进行校正。二者均选取开元天宝之际作为时间剖面。结果显示,军事屯垦的规模及其成效在西北地区内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局部地区民间垦殖和军事屯垦的规模相差无几;在军事屯垦成效明显不足的地区,民间垦殖显然承担了弥补粮食缺口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和时空特征进行了讨论。将西北地区划分为渭水流域屯垦区、关内道黄河沿线屯垦区、河湟屯垦区、河西走廊屯垦区和西域屯垦区五个区域进行论述。理清各个屯垦区内屯垦的阶段性过程,总结出空间特征。最后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对区域内部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在分析农作物结构和畜牧业之后,可以发现粟类作物在此时的西北地区仍然居于主要粮食的地位。从赋税到官员的俸禄、从军粮到仓储系统,粮食作物都是以粟为主。畜牧业中的放养畜牧业在本研究区域内地位十分重要,关系到唐廷在西北地区的国防安全和衣食住行,在局部地区羊、马的重要性可以与耕牛相比甚至有所超越。从农牧业结构的特点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农牧业之间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放养畜牧业对粟类、豆类作物有所依赖,这些特定的农作物以草料的形式支撑着西北地区的放养畜牧业。而因放养畜牧业而起的军事行动、税草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作物结构进行调整并与之适应。这是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农业选择过程。本文还探讨了农牧业发展过程中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作用问题。西北地区面积广大的沙漠和山地是农牧业存在和发展的天然限制。在适宜农牧业生产的区域内,水资源和地形地貌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二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综合性的。在不同区域,水资源和地形地貌的影响程度又是不同的。长时间尺度下的温湿组合波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的农作物组合,给地区农业生产带来深远影响。在西北地区农牧业发展过程中,劳动者主体和国家政策是最为关键的人文因素。在劳动者主体层面,本文以“缓冲族群”来概括活跃在西北地区的农牧兼营者,他们的存在使该区域内的农牧业进程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在国家政策方面,人口政策及对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对本区域内的农牧业影响巨大,晚唐时期唐廷对河西陇右地区的经营政策与唐代前中期截然相反,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层面农牧业生产的衰退。但因为有“缓冲族群”的存在,西北地区农牧兼营格局依然存在并缓慢发展。
赵娜娜[6](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新月[7](2019)在《灌云县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现状及危险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目的:近几年来灌云县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疫情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发病数位居连云港市首位,高度散发态势明显。本研究通过对2013-2017年HFRS患者流行特征分析、2015-2017年灌云县HFRS宿主动物情况和健康人群血清学抗体水平分析以及2015-2017年HFRS危险因素分析进一步掌握HFRS在疫区流行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HFRS的预防和控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灌云县2013-2017年HFRS发病情况报表、大疫情网报告HFRS病例数据以及宿主动物监测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灌云县HFRS的流行特征进行分析,并在小伊乡、南岗乡、同兴镇开展动物宿主调查,选取2015年4月-2017年11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报告的确诊病例,按照1:2个体匹配的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进行发病危险因素调查,采用SPSS18.0对HFRS发病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HFRS流行特征灌云县2013-2017年共有确诊病例244例,其中死亡9例。年均发病率为4.68/10万、死亡率为0.17/10万、病死率为3.69%。总体发病率先上升后下降,2015年最低。在2013-2017年期间,全县19个乡镇均有HFRS病例报告,报告发病总数排在前6的乡镇分别是:小伊乡(27例)、南岗乡(24例)、伊山镇(22例)、龙苴镇(21例)、东王集乡(18例)、杨集镇(18例),共报告病例数130例,占全县累计报告的发病总数53.28%(130/240)。病例主要分布在灌云县西部,东部的病例相对比较分散。2013-2017年,灌云县每年HFRS流行季节为秋冬季(10月-次年1月)。秋冬流行峰报告的病例数(190例)占总的病例数的77.87%,春夏季节的病例数比较平稳,居于0-10例之间,流行趋势不明显。209例HFRS患者年龄在30-69岁之间,占总病例数的85.66%,其中60-69岁年龄组最高,占总发病数的30.33%。发病数最少的为≥80岁年龄组和10-19岁年龄组。男性患者186例,女性患者58例,男女性别比3.21:1。男、女发病率分别为6.79/10万和2.34/10万,男性高于女性。农民发病人数最多,为221例,占总发病人数的90.57%,其次是家务和待业,占3.28%。2、宿主情况小家鼠、黄胸鼠、黑线姬鼠为灌云县主要鼠种。平均鼠密度野外3.75%(72/1920)高于居民区2.62%(50/1905),两者有统计学差异(χ2=3.922,P=0.048)。鼠带毒率为3.13%,带毒率最高的为黑线姬鼠,其次为黄胸鼠。秋季鼠带毒率4.10%(10/244)高于春季鼠带毒率2.24%(6/268),两者无统计学差异(χ2=1.459,P=0.227)。3、健康人群血清抗体监测健康人群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显示,阳性率为3.44%。4、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居住房屋内进行灭鼠防鼠工作、从不在沟田边坐卧休息为HFRS的保护因素。常住人口数少、住房中有空置的房间、住房周围种植作物、住房毗邻水塘或河溪、居住房屋有鼠洞、居住房屋中有鼠活动、工作场所有鼠或鼠排泄物、居住地有饲养家畜、居住地有饲养家禽、从不或偶尔加热剩饭剩菜后再食用、经常在沟田边坐卧休息、皮肤有破损、被猫或狗咬伤或抓伤、有接触鼠类或鼠排泄物均为HFRS的危险因素。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住房毗邻水塘或河溪、工作场所有鼠或鼠排泄物、居住地有饲养家畜、从不或偶尔加热剩饭剩菜后再食用、在沟田边坐卧休息、接触鼠类或鼠类排泄物均为肾综合征出血热的发病危险因素。结论:灌云县鼠密度和鼠带毒率均较高,且农民、中青年人群是灌云县HFRS防控的重点对象,在以后的防控工作中,重点加强鼠密度、鼠带毒率以及人间疫情的监测,应加大灭鼠防鼠力度,开展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出血热疫苗接种,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人们了解疾病相关知识及如何防护,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生产习惯,降低出血热发病率。
徐婷[8](2019)在《肥料革命 ——集体化时期山西农业生产中的肥料问题研究(1949-1962年)》文中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农业的基础,而肥料又是粮食的基础,因此肥料无疑是实现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举措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社会生产水平制约,国家为农业生产供应的商品肥料基本上处于“寅吃卯粮”的状况,因此在农业生产中贯彻以农家肥料为主的方针,引导农民进行积造肥料。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的肥料问题是在“革命与生产”政治话语的背景下围绕农家肥的积造投问题展开的,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时期,山西省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将农民组织起来,分区对农业进行指导,因地制宜的提高粮食产量;第二阶段是“大跃进”时期,为了紧跟中央形势,实现粮食的持续跃进,山西各人民公社将积肥、造肥问题摆在了农事活动的首要地位;第三阶段,1960年冬到1962年,为了解决社员向农业社投肥中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山西各地实行了基本投肥制度,标志着积肥制度走向制度化,随之政府将积肥的重点转移到农业投资和肥料技术的现代化革命上,兴办了许多化肥工业。本文致力于探讨集体化时期国家在号召农民进行积肥、造肥和投肥的历史进程中,对农业、农村、农民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国家、技术干部、农民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图景。
侯晓坤[9](2019)在《扶贫背景下的蚕桑产业发展探讨 ——以汝州市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世界桑蚕文明的发源地,桑蚕业已有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古代中国在陆上、海上对外贸易日渐兴盛。丝绸贸易的兴盛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战争等原因,宋代以后,蚕桑业中心南移,中原地区蚕桑业发展逐步落后,再加上当地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村劳动力外流致使大量农田被荒置,更使得当地的蚕桑业发展面临巨大考验。随着新中国成立及后来的改革开放,政府加大对各地桑蚕业的支持力度,调整产业布局,近年来的蚕桑业逐步呈现“东桑西移”“南桑北移”的发展格局。因蚕桑产业具有收益快、稳定且可持续的明显优势,发展蚕桑产业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带动扶贫工作高效的开展,帮助地区农户脱贫,实现乡村振兴。故而桑蚕业已逐步成为精准扶贫背景下的重点发展产业。本文以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为例探讨了扶贫背景下的蚕桑业发展。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解读乡村振兴、扶贫政策背景下蚕桑业作为精准扶贫产业的机理和优势,通过研究国内外新桑产业的发展和现状,现场勘察,对焦村镇邢村地区区位等因素综合分析,结合SWOT分析结论,总结出建设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的原则和规划目标:(1)围绕农民增收、企业增效,创新经营机制,完善服务体系,引进龙头企业,提升蚕桑生产能力,最大化提升农民参与度,使其能够实现自主创业,发展蚕桑产业。(2)建设标准化生态高产桑园,切实提高科学养蚕水平,完善养蚕配套设施,健全技术服务体系,将蚕桑业打造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3)引入传统的种养结合模式和多种经济生产模式相结合,增加蚕桑附加产品值,实现蚕桑产业更加多元化的开发,让产品链不断地延长和拓宽,充分开发蚕桑产业的多元经济化效益。如开发多种特色蚕桑加工产品同时,开发休闲旅游产业,提供采摘园场地等服务,让旅客体验种桑养蚕的文化生活,这对于贫困地区来说能够有效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后,原则和建设目标的指导下,确定了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的主要建设内容与分期规划,形成“一园四区一办”的产业园分区与空间布局,总体建设方案中还包括道路系统、电力系统、水系系统及基础设施规划,重点对养蚕大棚和小蚕共育室进行专项规划,并对桑树栽植成园进行科学研究和阐述。预估项目在进行投资建设过程中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和产业园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完成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的建设,以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实现脱贫,助力乡村振兴,也能为其他地区蚕桑产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池永宽[10](2019)在《喀斯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及技术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南方喀斯特是世界三大喀斯特集中连片区之一,具有分布面积广、地貌类型多、发育序列全等特点,世界罕见。石漠化是该区域最严重最典型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了南方8省的生态安全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草畜工程是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快速修复喀斯特石漠化受损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地理学、岩溶学、生态学、草学、畜牧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系统理论与多元分析原理,针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拟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在2012-2019年以代表中国南方喀斯特总体结构的贵州关岭-贞丰花江喀斯特高原峡谷中-强度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和毕节撒拉溪喀斯特高原山地潜在-轻度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为核心研究示范区,综合运用野外试验与监测、实验室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数理统计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法等系统化研究技术方法,较为系统的研究了石漠化草地高效建植与优化机理及生态畜牧业健康养殖与策略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式构建、技术研发、示范应用和推广研究,以期为喀斯特石漠化治理与经济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石漠化草地高效建植与优化机理通过镇压、覆膜、碎草覆盖以及不同覆土水平对牧草出苗试验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紫花苜蓿等4种牧草出苗率均在中度覆土覆膜处理方式时出苗最短、出苗率最高,变异系数最稳定,其次是镇压和碎草覆盖处理,无处理措施表现最差。牧草出苗时间随覆土厚度增加而增加,中度覆膜覆土出苗率最高保水保墒的效果最好,是最佳牧草种植方式之一。通过对不同石漠化等级“花椒+紫花苜蓿”和“刺梨+多年生黑麦草”等15种林草配置模式的土壤理化性质恢复效果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林草配置对土壤理化性质具有改善作用,随着年限的增长,其不同配置模式改善效果也有差异,但基本上呈趋于良好的态势。中-强度石漠化治理区的土壤理化性质改善速率要好于潜在-轻度区。林草配置模式的土壤物理性质基本优于纯林地,化学性质变化不明显。两个试验区的15种林草模式中均存在部分养分指标低于国家土壤养分标准值,需要针对性补充所缺乏营养元素。通过对紫花苜蓿等退化草地进行施肥改良试验,结果显示:除对照组外,3个退化草地类型施肥改良前后的土壤理化性质差异较大。改良后的土壤在钾:氮肥施肥比为60:60kg/hm2时的土壤含水量、田间持水量、毛管持水量、总孔隙度和毛管孔隙度等物理性质显着改善(P<0.05)。各施肥处理的土壤氮、钾含量普遍高于未施肥的对照组,且所有施肥处理磷含量普遍偏低。(2)石漠化草地生态畜牧业健康养殖与策略机制草地分别施硫酸铵、硝酸铵和不施肥(对照)的试验结果显示:施硫酸铵肥的牧草硫的含量显着高于施硝酸铵肥组与对照组(P<0.01),但硝酸铵施肥与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0.05)。施硫酸铵肥的牧草硒含量极明显低于硝酸铵施肥草地与对照草地(P<0.01),而硝酸铵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牧草硒含量无明显差异(P>0.05)。采食施硫酸铵肥牧草的贵州半细毛羊血液中硒、铜、铁、血红蛋白(Hb)等含量和红细胞压积容量(PCV)、血清铜蓝蛋白含量(Cp)、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血液过氧化氢酶(CAT)和丙二醛(MD)极显着低于硝酸铵组和对照组(P<0.01)。草地施用硫酸铵肥会影响牧草微量元素含量以及家畜微量元素的生理代谢和血液生理生化参数。牧草中硒等微量元素含量低的草地更适合施用硝酸铵肥。在正常草地(对照组)与锌缺乏草地(试验组)开展贵州半细毛羊放牧对比分析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草地的土壤和牧草中锌含量极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而其它元素没有明显差异(P>0.05)。试验组的贵州半细毛羊血液锌含量极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其他元素无显着差异(P>0.01)。试验组血液中白细胞(WBC)、淋巴细胞(LY)和中性粒细胞(E)极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Hb与对照组无显着性差异(P>0.01)。试验组血液生化参数中碱性磷酸酶(AKP)活性、SOD、GSH-PX和CAT的活力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而血液MDA含量极显着高于对照组(P<0.01)。草地缺锌对家畜血液生理生化参数和机体抗氧化酶有显着影响,引起机体抗氧化系统功能和免疫功能出现异常,影响其正常生长发育。补锌对缺锌草地和家畜十分必要,是维持喀斯特畜牧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关岭黄牛和贵州黑山羊、威宁黄牛和贵州半细毛羊开展不同日粮能蛋平衡对体重影响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比较分析,试验后较试验前各处理均显着增重(P<0.05),但净增重差异不十分显着(P>0.05)。但从增重效果上看,表现出中能量中蛋白日粮增重绝对值最高,低能量高蛋白效果次之,高能量低蛋白效果最差的特点。牛羊采食“高蛋白低能量”日粮饲料时,日粮中的蛋白质难以较好的被牛羊利用,造成蛋白质营养浪费。适中蛋白-能量的饲料组合则是最佳能蛋平衡饲喂方式。对喀斯特地域特色家畜品种贵州半细毛羊与西南地区系列半细毛肉质横向比较。结果显示:贵州半细毛羊的氨基酸总量为18.34%,在西南系列半细毛羊中含量最高。在氨基酸计分、必须氨基酸指数(EAAI)评价、必需氨基酸化学评分(CS)中均是贵州半细毛羊肉质最优。通过西南系列半细毛羊的肉质常规营养成分、微量元素、氨基酸计分、必须氨基酸指数、必需氨基酸化学评分等综合比较,评价出贵州半细毛羊是优质的羊肉资源。通过综合常规营养和氨基酸含量等主要肉质评判指标得出,喀斯特地区的特色黄牛的肉质品质要好于西门塔尔牛。(3)模式构建与技术研发以适宜性与限制性理论、人地关系理论等理论为支撑,确定典型模式的构建边界条件,并结合模式的结构与功能特性进行对比分析,构建了关岭-贞丰花江石漠化逆境特色林草建植与特色健康养殖生态畜牧业模式和毕节撒拉溪石漠化草地高效生产与标准化特色健康养殖生态畜牧业模式。通过对现有技术与成熟技术进行总结,研发喀斯特地区牧草发芽实验装置及方法、石漠化地区牧草标准化建植等系列关键共性技术。喀斯特高原峡谷石漠化区应根据其干热河谷的特点,在保持水土恢复环境的前提下,研发暖季牧草高产等关键技术;喀斯特高原山地石漠化区根据其立地条件,研发冷季型牧草高效生产技术等急需关键技术。(4)示范应用与推广自2012年10月以来,在核心示范区累积建设各项示范面积约5000 hm2,牛羊健康养殖等示范2300头/只。运用ArcGIS栅格数据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喀斯特高原峡谷(花江)和高原山地(撒拉溪)石漠化治理示范模式的推广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在中国南方8省“花江模式”最适宜、较适宜、基本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推广面积分别为27.38×104 km2、45.89×104 km2、54.69×104 km2、39.28×104 km2、27.14×104 km2;“撒拉溪模式”最适宜、较适宜、基本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推广面积分别为20.33×104 km2、43.47×104 km2、50.72×104 km2、45.92×104 km2、33.26×104 km2。
二、春季如何开展种植饲养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春季如何开展种植饲养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1)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四、运用的资料 |
第一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上) |
第一节 农村旧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 |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第三节 解放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小结 |
第二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下) |
第一节 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组织 |
第二节 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第三节 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小结 |
第三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 |
第一节 互助组: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 |
第二节 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 |
第三节 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制到劳动定额管理 |
小结 |
第四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 |
第一节 互助组的收益分配方式 |
第二节 初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第三节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长江流域农牧系统氮素向河流和近海的迁移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文献综述 |
1.1 农牧系统氮素输入与利用 |
1.1.1 中国农牧系统氮素利用变化及原因 |
1.1.2 国外农牧系统氮素利用与调控 |
1.1.3 农牧系统养分流动特征研究方法 |
1.2 农牧系统中氮素向水体的迁移和环境效应 |
1.2.1 农牧系统氮素向水环境主要损失途径 |
1.2.2 氮素负荷对水环境变化的影响 |
1.2.3 氮素在河道水体的迁移及影响因素 |
1.3 河流水体氮素营养盐负荷评估方法 |
1.3.1 流域营养盐输出模型主要分类 |
1.3.2 主要流域营养盐输出模型比较 |
1.3.3 流域营养盐输出模型的校正方法 |
1.4 小结 |
第2章 绪论 |
2.1 研究背景 |
2.2 科学问题及研究目标 |
2.3 研究内容 |
2.4 技术路线 |
第3章 长江流域农牧系统氮素流动特征 |
3.1 研究方法 |
3.1.1 研究区域 |
3.1.2 系统边界 |
3.1.3 模型算法 |
3.1.4 数据来源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长江流域系统氮素流动特征变化 |
3.2.2 长江流域农牧氮素输入和环境损失空间变化 |
3.2.3 农牧系统氮素流动驱动力分析 |
3.3 讨论 |
3.3.1 农牧系统氮素流动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3.3.2 区域氮素管理措施分析 |
3.3.3 不确定性分析 |
3.4 小结 |
第4章 长江流域不同作物系统对河流氮素负荷影响研究 |
4.1 研究方法 |
4.1.1 研究区域 |
4.1.2 原流域营养盐输出模型-MARINA2.0 概述 |
4.1.3 原作物生产模型-WOFOST7.2 概述 |
4.2 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
4.2.1 MARINA-WOFOT模型系统构建 |
4.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2.3 模型结果校正 |
4.3 结果与分析 |
4.3.1 长江流域不同作物氮素输入量 |
4.3.2 长江流域不同作物向河流DIN输入量 |
4.4 讨论 |
4.4.1 不确定性分析 |
4.4.2 作物生产系统氮素向河流迁移的调控策略分析 |
4.5 小结 |
第5章 长江流域不同动物系统对河流氮素负荷研究 |
5.1 研究方法 |
5.1.1 研究区域畜禽养殖概况 |
5.1.2 原流域营养盐输出模型-MARINA2.0 概述 |
5.1.3 原养分流动模型-NUFER概述 |
5.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5.2.1 MARINA-NUFER模型构建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3 结果与分析 |
5.3.1 长江流域不同动物粪尿中氮素资源量时空分布 |
5.3.2 长江流域不同动物粪尿中氮素向水体迁移特征 |
5.4 讨论 |
5.4.1 不确定性分析 |
5.4.2 调控策略分析 |
5.5 小结 |
第6章 长江流域氮素从陆地到近海的季节性排放特征 |
6.1 研究方法 |
6.1.1 研究区域 |
6.1.2 原MARINA1.0模型描述 |
6.1.3 MARINA1.1模型开发与介绍 |
6.1.4 模型结果校正 |
6.2 结果与分析 |
6.2.1 长江流域子流域尺度陆地季节性氮素输入趋势 |
6.2.2 长江季节性DIN输出变化特征 |
6.3 讨论 |
6.3.1 模拟结果比较 |
6.3.2 季节性模型不确定性分析 |
6.3.3 调控策略分析 |
6.4 小结 |
第7章 综合讨论 |
7.1 长江流域未来农牧系统发展与水环境保护的挑战分析 |
7.2 农牧系统氮素向水体减排的政策与技术 |
7.2.1 流域氮素调控阈值 |
7.2.2 流域水体氮素污染调控政策 |
7.2.3 农牧系统氮素向水体减排技术措施 |
第8章 结论及创新点 |
8.1 主要结论 |
8.2 创新点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发表论文与参与课题 |
(3)0-6岁儿童的自然教育园本课程建构之行动研究 ——以W自然幼儿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缘起 |
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对象 |
四、研究思路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自然”的概念 |
二、“自然教育”的概念 |
三、“园本课程”的概念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研究 |
一、自然教育思想及历史贡献 |
二、国外自然教育发展脉络、课程模式及相关政策 |
三、国内自然教育发展现状 |
四、研究述评 |
第三章 自然教育园本课程理论与建构 |
第一节 课程建构的理论依据 |
一、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 |
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
三、华德福幼儿教育理念 |
四、建构主义下的学习理论 |
第二节 课程建构的顶层设计 |
一、课程核心理念 |
二、课程定位思考 |
第三节 课程建构的内容选择 |
一、自然课程内容选择的原则 |
二、季节与主题的选择 |
三、活动方案示例 |
第四章 自然教育园本课程实施与改进 |
第一节 课程行动研究概况 |
一、研究模式 |
二、研究安排 |
三、研究准备 |
第二节 第一轮实施与改进 |
一、0-3岁自然教育园本课程试实施 |
二、反思与改进 |
三、第一轮实施总结 |
第三节 第二轮实施与改进 |
一、0-3岁自然教育园本课程正式实施 |
二、反思与改进 |
三、第二轮实施总结 |
第四节 第三轮实施与改进 |
一、3-6岁自然教育园本课程问题研讨 |
二、3-6岁自然教育园本课程正式实施 |
三、反思与改进 |
四、第三轮实施总结 |
第五章 自然教育园本课程进展与成效 |
第一节 研究进展 |
第二节 研究成效 |
一、理念的认同 |
二、儿童的转变 |
三、教师的转变 |
四、家长的反馈 |
五、课程的反馈 |
第三节 问题与解决方案 |
一、存在问题 |
二、解决方案 |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
第一节 研究总结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4)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范围及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及手段 |
四、资料的运用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一、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
二、复杂的人文环境 |
三、政区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 |
四、道路交通的新变化 |
第二章 耕地及农业技术 |
一、农业经济的地理基础 |
二、耕地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三、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
四、农作物种植及单位产量的变化 |
五、农田水利建设新成就 |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
一、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二、赋税的种类及特点 |
三、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四、河湟地区人地关系问题 |
五、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 |
六、农村借贷关系的新变化 |
第四章 畜牧业经济与牧民生活 |
一、畜牧地的优势条件 |
二、驻牧地及牧民分布 |
三、牲畜种类及数量 |
四、草场占有权及租佃关系 |
五、牧业经营方式及改良技术 |
六、畜产品加工及交易 |
七、牧民收支与生活 |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 |
一、藏传佛教寺院概况 |
二、寺院经济及基本类型 |
三、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 |
四、寺院的收入与支出 |
五、寺院经济的特点 |
第六章 农村市场 |
一、寺院与市集的形成 |
二、民间贸易与市场 |
二、皮毛贸易与市场 |
三、庙会、花儿会与市场 |
五、市场盛衰及其原因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二、相关说明 |
(一) 时间范围 |
(二) 关于唐代分期的划定 |
(三) 研究地域的划定 |
(四) 本文所用文献史料说明 |
三、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一) 人口研究 |
(二) 屯垦及农业开发研究 |
(三) 主要农作物及其分布研究 |
(四) 畜牧业研究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气候背景与农业基础 |
第一节 气候冷暖干湿状况复原 |
一、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及其参考意义 |
二、文献记录中的冷暖干湿状况 |
(一) 强对流天气所见冷暖气团的分布时段 |
(二) 干湿状况与冷暖气团互动 |
第二节 前代农业基础的传承 |
一、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进程 |
(一) 陇右及其以西地区的农业 |
(二) 关内道北部地区的农业 |
二、魏晋至隋代农牧形势变化及其特点 |
三、秦汉魏晋时期西北地区农牧交错带摆动的几点思考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区域人口规模及其特点 |
第一节 版籍所载的户口考订 |
一、贞观年间户口数据 |
二、唐代中后期户口数据 |
第二节 土地承载力视角下的常驻人口推测 |
一、长期驻军数量 |
(一) 唐代西北地区军事形势变化概述 |
(二) 史籍所载节度、军镇及其兵马数量 |
(三) 驻军兵马数差异的军事形势解读 |
二、其他人口数量 |
(一) 隐匿户、客户、僧尼的数量 |
(二) 游牧族群的人口数量估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土地垦殖的规模 |
第一节 农耕业的制度保障及屯垦必要性的阶段变化 |
一、制度保障——均田制是否施行的争议、军事屯垦制度的奉行 |
二、屯垦必要性的转变——以军屯为例 |
(一) 武德至贞观初屯垦的必要性 |
(二) 贞观至天宝年间屯垦必要性的变化 |
(三) 安史之乱后西北屯垦必要性的转变 |
第二节 军事屯垦的规模及成效 |
一、屯田数量的直接换算 |
二、基于军队数量的屯田成效的间接验证 |
第三节 民间垦殖规模估算 |
一、垦殖面积的重建模式及方法流程 |
二、垦殖面积重建的指标选择 |
三、西北地区天宝年间民间垦殖面积的估算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土地垦殖的区域差异及时空特征 |
第一节 渭水流域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第二节 关内道黄河沿线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性特征 |
第三节 河湟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第四节 河西走廊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第五节 西域垦殖区 |
一、地形地貌与水资源 |
二、屯垦的阶段特征 |
第六节 土地垦殖的时空特征 |
一、军事屯垦的整体特征 |
(一) 关中——陇右地区是“发源地”和“战略保障地” |
(二) 凉州、灵州——三受降城是军事屯垦的重心所在 |
(三) 中唐以前鄯州、龟兹是屯垦的前锋地带 |
(四) 两次军事屯垦高峰期及其分布区域 |
二、民间垦殖的时空特征——以关内道地区为中心 |
(一) 贞观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二) 开元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三) 天宝年间的民间垦殖及其分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牧生产结构与农牧关系发展过程 |
第一节 主要粮食作物及其分布 |
一、粟类作物及其分布 |
(一) 粟类作物的地位 |
(二) 粟类作物的生长时限及其生产条件需求 |
(三) 粟类作物的分布 |
二、麦类作物及其分布 |
(一) 麦类作物的种类及其生长习性 |
(二) 麦类作物的地位变化及其生产的限制性因素 |
三、“杂种”类作物及其分布 |
(一) 稻类作物的时空分布 |
(二) 豆类作物在本区域内的农业地位 |
第二节 畜牧业的分类与规模 |
一、畜牧业在唐代西北地区的地位 |
二、唐代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分类 |
(一) 传统游牧地区的游牧型畜牧业和放养型畜牧业 |
(二) 官营畜牧业和民间私牧 |
三、主要牲畜品种及其生产规模 |
(一) 主要的牲畜品种 |
(二) 主要牲畜之间的比例及其规模 |
第三节 农牧关系及其发展演变 |
一、放养畜牧业与特定粮食作物 |
二、“刍藁”所见的税草问题 |
三、税草、作物结构与放养畜牧业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牧发展过程中自然与人文的交汇 |
第一节 农牧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因素及其可能性影响 |
一、自然环境对农牧格局的限制 |
(一) 沙漠山地是农牧存在与发展的天然限制因素 |
(二) 水资源与地形地貌综合作用下的农牧格局 |
二、温湿组合与作物组合的可能性关联 |
第二节 农牧过渡地带上的“缓冲族群”及其农业角色 |
一、“缓冲族群”的界定 |
二、唐代以前西北地区“缓冲族群”的存在及其变化 |
三、唐代西北地区的“缓冲族群”与区域农牧业发展 |
(一) 唐代前期的“缓冲族群”及其农牧转化过程 |
(二) 唐代中后期的“缓冲族群”与区域农牧业 |
第三节 政策与地区农牧发展 |
一、人口政策及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 |
(一) 中唐以前的“招徕人口”与括户政策 |
(二) 内附游牧族群的安置及其争议 |
二、唐廷对河西陇右“失陷之地”的态度及后续经略 |
(一) 失陷之际唐廷的态度 |
(二) 晚唐社会对已经“失陷之地”的态度 |
(三) 河西陇右的收复及唐廷的处置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6)“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一、“大跃进”运动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一、“合伙吃饭”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三、粮食大丰产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二、推广经验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一、供给制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一、出现问题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二、救助灾荒队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一、基本概况 |
二、初步整顿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三、继续“大跃进”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五、反瞒产私分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一、学习林县 |
二、整顿措施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一、保粮运动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二、中毒事件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一、艰难的维持 |
二、保人保畜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一、供给不足 |
二、分配不均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灌云县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现状及危险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表 |
前言 |
第一章 灌云县2013-2017年HFRS流行特征 |
1 资料与方法 |
1.1 一般资料 |
1.2 研究方法 |
2 结果 |
2.1 灌云县2013-2017年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概况 |
2.2 地区分布 |
2.3 时间分布 |
2.4 人群分布 |
2.4.1 年龄分布 |
2.4.2 性别分布 |
2.4.3 职业分布 |
3 讨论 |
第二章 灌云县2015-2017宿主动物情况分析 |
1.资料和方法 |
1.1 灌云县2015-2017年宿主动物监测 |
1.1.1 鼠密度的监测 |
1.1.2 鼠带毒率调查 |
1.2 灌云县2015年健康人群血清抗体监测 |
1.2.1 监测人群 |
1.2.2 采样(每组) |
1.2.3 血清抗体检测 |
1.3 相关指标计算公式 |
1.4 统计学分析 |
2.结果 |
2.1 灌云县2015-2017年宿主动物的监测结果 |
2.1.1 鼠种构成及鼠密度 |
2.1.2 鼠带毒率 |
2.2 灌云县2015年健康人群血清抗体监测 |
3 讨论 |
3.1 灌云县2015-2017年宿主动物的监测结果 |
3.2 灌云县2015年春秋季健康人群血清抗体监测 |
第三章 灌云县2015-2017年HFRS危险因素调查 |
1.资料和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调查方法 |
1.3 研究方法 |
1.4 质量控制 |
2.结果 |
2.1 研究因素变量的基本情况 |
2.2 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
2.3 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
3 讨论 |
建议 |
本研究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附录 1 调查问卷 肾综合征出血热危险因素调查表 |
附录 2 血标本采样登记表 |
文献综述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致谢 |
(8)肥料革命 ——集体化时期山西农业生产中的肥料问题研究(1949-1962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相关概念说明 |
四、研究方法、资料 |
第一章 组织起来:肥料与增产的历史建构过程 |
一、肥料种类 |
二、民众口中的肥料与生产 |
三、文献中的肥料与生产 |
第二章 惜粪如金:集体化时期山西积肥研究 |
一、养猪积肥 |
二、拾粪 |
三、城粪下乡 |
第三章 土洋并存:集体化时期山西造肥研究 |
一、晋南农业区旱地麦田绿肥压青技术 |
二、集体化时期山西的土化肥研究 |
第四章 多面实践:集体化时期山西投肥实践 |
一、基本投肥制度 |
二、陵川县张庄生产大队 |
三、壶关县川地生产大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扶贫背景下的蚕桑产业发展探讨 ——以汝州市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蚕桑是我国古老传统优势特色产业 |
1.1.2 蚕桑业市场前景广阔 |
1.1.3 蚕桑业具有短、平、快特点,持续增收效果明显 |
1.1.4 政府高度重视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 |
1.5 技术路线 |
2.相关政策及理论概述 |
2.1 相关政策 |
2.1.1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提出 |
2.1.2 “产业兴旺”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的突破点 |
2.1.3 精准扶贫产业选择要求 |
2.1.4 蚕桑产业精准扶贫的机理 |
2.2 国内外新桑产业相关研究及发展 |
2.2.1 国外新桑产业的发展 |
2.2.2 国内新桑产业的发展 |
2.2.2.1 桑产业规划 |
2.2.2.2 蚕桑产业的价值与商用发展趋势 |
2.2.2.3 蚕桑产业的商用发展趋势 |
2.2.3 蚕桑的综合利用 |
3.汝州市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规划 |
3.1 项目背景分析 |
3.1.1 项目区概况 |
3.1.2 区位分析 |
3.1.3 现状分析 |
3.1.4 SWOT分析 |
3.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3.2.1 是焦村镇脱贫攻坚战的需要 |
3.2.2 是焦村镇乃至汝州市蚕桑业发展的需要 |
3.2.3 是提高移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
3.2.4 解决如何促进焦村镇蚕桑生产快速发展的需要 |
3.2.5 是焦村镇美丽乡村的需要 |
3.3 项目规划目标 |
3.3.1 实现产业园扶贫、移民致富特性的目标 |
3.3.2 实现产业园的农业特性目标 |
3.3.3 实现产业园示范特性的目标 |
3.3.4 实现产业园现代特性的目标 |
3.3.5 实现产业园休闲特性的目标 |
3.3.6 实现产业园创业特性的目标 |
3.4 规划原则 |
4.汝州市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建设方案 |
4.1 蚕桑主要建设内容与分期规划 |
4.2 蚕桑产业园总体建设 |
4.2.1 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鸟瞰图 |
4.2.2 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总平面图 |
4.2.3 总体空间布局 |
4.2.4 道路系统规划 |
4.2.5 电力系统规划 |
4.2.6 水系系统规划 |
4.3 蚕桑产业园基础设施专项建设 |
4.3.1 停车场规划 |
4.3.2 环卫系统规划 |
4.4 蚕桑产业园生产设施专项规划 |
4.4.1 养蚕大棚规划设计 |
4.4.2 小蚕共育室规划设计 |
5.桑园建园主要技术方案和发展 |
5.1 桑树品种选择 |
5.1.1 育711 高产桑种植说明 |
5.1.2 育711 高产桑桑园管理 |
5.1.3 强桑1 号高产桑种植说明 |
5.2 产业园发展模式及组织管理措施 |
5.3 蚕桑产业园组织管理措施 |
6.蚕桑产业园投资及效益分析 |
6.1 园区投资概算 |
6.1.1 总投资概算 |
6.1.2 大蚕饲养蚕棚投资概算 |
6.1.3 小蚕共育棚投资概算 |
6.2 效益分析 |
6.2.1 经济效益 |
6.2.2 蚕桑业生产经济效益 |
6.2.3 社会效益 |
6.2.4 生态效益 |
7.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讨论与展望 |
7.2.1 创新点 |
7.2.2 存在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英文摘要 |
(10)喀斯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及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章 研究现状 |
1.1 人工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 |
1.2 喀斯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 |
1.3 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研究进展与展望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2.1 研究目标与内容 |
2.2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2.3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2.4 数据获取与可信度分析 |
第三章 石漠化草地高效建植及优化 |
3.1 牧草高效控苗建植 |
3.2 林草配置模式与土壤性质 |
3.3 施肥与草地改良 |
第四章 石漠化草地生态畜牧业健康养殖及策略 |
4.1 草地施肥对牧草-家畜的影响 |
4.2 草地微量元素与特色家畜健康养殖 |
4.3 日粮能蛋平衡配置与家畜育肥 |
4.4 特色家畜品质评价与比较 |
4.5 地域特色饲用资源发掘 |
第五章 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构建及技术 |
5.1 模式构建 |
5.2 技术研发与集成 |
第六章 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应用及推广 |
6.1 模式应用示范成效与验证 |
6.2 模式优化调整方案与推广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7.1 主要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讨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春季如何开展种植饲养活动(论文参考文献)
- [1]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2]长江流域农牧系统氮素向河流和近海的迁移特征[D]. 陈轩敬. 西南大学, 2020
- [3]0-6岁儿童的自然教育园本课程建构之行动研究 ——以W自然幼儿园为例[D]. 朱梦涵.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4]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西北地区唐代农牧业地理研究[D]. 张开.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6]“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7]灌云县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现状及危险因素研究[D]. 王新月. 东南大学, 2019(01)
- [8]肥料革命 ——集体化时期山西农业生产中的肥料问题研究(1949-1962年)[D]. 徐婷. 山西大学, 2019(01)
- [9]扶贫背景下的蚕桑产业发展探讨 ——以汝州市焦村镇邢村移民创业蚕桑产业园为例[D]. 侯晓坤. 河南农业大学, 2019(04)
- [10]喀斯特石漠化草地建植与生态畜牧业模式及技术研究[D]. 池永宽. 贵州师范大学,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