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推进湖北新一轮经济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廖伟[1]（2020）在《新高考“3+1+2”学生科目选择的实证研究 ——基于武汉市四所高中的数据分析》文中提出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高考改革正式拉开序幕。作为第三批试点改革单位,湖北省将承接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任。不同于浙江省的“7选3”方案和上海市的“6选3”方案,湖北省采取了更加平缓的改革取向,即“3+1+2”方案。这一方案将科目组合缩减至12种类型,使新高考改革在操作层面上能更有效地落实。为了更好地了解湖北省高考改革的实际情况,论文以科目选择为切入点,以武汉市四所高中为研究对象,运用混合研究方法,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手段,调查学生科目选择及搭配的实际情况,分析新高考实践成效、现实困境及改革路径。定量研究中,论文回收学生问卷654份,并借助SPSS 22.0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定性研究中,论文使用访谈调查法,访谈了学生、教师及教育专家等三类主体,共计17人。从兴趣学科、选科过程、实际选择三个层面研究学生科目选择的内在机理及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困境分析,为顺利推进湖北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提出现实依据和理论对策,实现困境突破。科目选择一方面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和恩格斯无限性理论的科学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变革和改革趋势的现实诉求。湖北省新高考改革使用了“3+1+2”方案。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种学生选择考试科目制度,将选择权和自主权赋予了学生,保障了学生主体性地位。从理论层面而言,这一方案符合国家教育改革与长期规划的整体布局,对学生、高校和国家人才培养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3+1+2”方案的实施并未一帆风顺。论文借助两种研究路径分析学生选科现状,窥探学生科目选择的特点。整体而言,十二种科目组合皆有学生选择,“大文”与“大理”的传统组合更受学生青睐,男生偏向理科选择,女生偏向文科选择。并且学生选择的科学性和自主性表现较好,同时对新方案满意度较高。但实际选择过程中,学生的兴趣选择与实际选择相违背,并希望改选;各方对科目选择的支撑性不足,部分学生对新方案的公平性存在质疑。因此,论文整理汇总后将学生的科目选择困境归纳为选择落实、走班教学、选择支撑和公平性四个方面,并分别从国家政策层面、高校层面、高中学校层面和学生层面提出了有效性的对策及建议。国家政策层面上,要完善教育投入机制,优化教师培养和管理体系,同时设计新的赋分模型,保证选考制度的科学性和公平性;高校层面上,考试与招生应进一步耦合,加强再选科目与专业报考之间的关联性,破除“换汤不换药”式改革窘境。并强化同各方之间的联动,协力推进高考综合改革;高中学校层面上,学校要承担起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与学校指导工作的重任,与高校合作建设先修课程,推动课程建设的中高衔接;学生层面上,学生们应强化自我认识,拓展认知视角,提高自控力,且深入了解高考新政策,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应对新高考改革。
郭书剑[2]（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刘淑萍[3]（2019）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急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更改变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的发展是对过往历史的不断总结与革新,更是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马克思指出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决定了现实财富的创造,是历史的革命性推动力量。随着大步迈向数字社会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的创新衍生出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今最为炙热的话题,并深深地刻画着新时代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一切”的时代。随着制造业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发达国家再次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先后制定出与新技术相关联的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坐标定位。2015年全国两会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同年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均指出要大力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我国数字化、智能化、协同一体化制造技术,突破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强国建设;2019年,十三届二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互联网+”,积极广泛的运用新技术和新模式。根据《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国互联网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二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商务市场主体,4G用户渗透率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在2019年春晚实现5G网络4K超高清直播后,5G商用已经进入制造业并将大规模推广。截止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为8.02亿,手机网民规模7.88亿,占比98.3%,互联网普及率为57.7%。1IDC公司预测2019年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可达到486亿美元。2根据42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1到5月,我国电子商务平台收入就突破1164亿元,同比增长39%。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我国已经具备抓住新机遇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需求市场以及政策支持,“互联网+”已经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增长、推动产业优化的新引擎。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四次工业革命、各国先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相关发展战略进行梳理,立足当前及未来“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发展情况,深入剖析“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遇和升级的必然性;以制造业结构升级规律以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规律探索为主线,在系统梳理前沿文献基础上,利用历史分析与对比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研究“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与路径,试图为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身制造业强国提供决策的理论基础与政策工具选择。本文围绕“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为主题,从三方面开展研究。第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第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和作用机理是什么?第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路径是什么?本文在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献评述、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点和存在的不足加以概括。第一章是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主要通过对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理清,对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逻辑关系以及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间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为本文开展研究打好理论基础。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必然性,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熊彼特指出如果不掌握历史,不具备历史感或历史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3故第二章首先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总结出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新工业革命争论与制造业范式演化过程的梳理,总结出历史维度中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历史机遇与面临的挑战。第三章主要对德、美、日三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进行梳理和对比,总结出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发展的共性及关键;并通过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内涵和关键;在此基础上,对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面临挑战进行分析。本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第四章首先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根据第二章历史维度总结出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五个要素,结合马克思理论、佩蕾丝技术-经济-制度协同演化模型、罗默经济增长四要素模型以及技术创新动力三元论模型,确定“互联网+”技术驱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政策支撑力所形成的聚合力;其中技术驱动力部分包括“互联网+”技术基础驱动力以及融合驱动力,“互联网+”市场拉动力包括市场规模拉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动产生的拉动力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以及淘汰机制产生的拉动力,“互联网+”政策支撑力包括互联网+政务能力以及“互联网+”相关政策的支撑力。其次,通过对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结合产业内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特征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制造业产业结构视角和制造业价值链视角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第五章,首先构建“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31个省“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和分类。其次,在理论分析“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系统GMM计量方法对中国2006-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显着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升级。本文的第六章主要探讨“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路径选择。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以及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最后是结论及展望,通过对本文研究结论的总结,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设计。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补充和完善“互联网+”相关概念和认识,明晰“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发展方向。本文结合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对“互联网+”作为历史发展新机遇予以分析,指出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对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对“互联网+”认识不足和认识不清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本文通过马克思技术进步思想与产业升级理论的指导建立“互联网+”技术基础模型和“互联网+”技术融合模型,提出“互联网+”三要素聚合力,对“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和认识进行补充和完善。第二,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理论框架。本文在理清“互联网+”与制造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基础之上,通过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研究框架,通过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提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制造业结构和制造业价值链作用机理的研究提出三驱动链条升级路径,对相关理论基础、作用机理、动力结构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对我国“互联网+”发展以及制造业发展提出参考。第三,补充和完善“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的内生性关系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检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途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升级的机制,随后采用系统GMM方法尽可能减少“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二者之间的内生性来考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辛冲冲[4]（2019）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问题就日益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讨。不过回顾既有相关文献,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许多学者依然倾向于将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界定为地方政府在其辖区范围内,按照法定税率与税基,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并将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标准的基本依据。而且在应用评价中,对其强弱的衡量也更多是选择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或考虑了人口因素的人均财政收入等量化指标来表示。理论上来讲,上述内涵界定及衡量标准显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难以触及财政职能的本质,即政府汲取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要的活动。如果仅从汲取环节对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进行考察,那么,这种能力既不能够反映地方政府财政资源汲取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更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职能的全面性,尤其是配置和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产品的有效程度,以及财政资源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从中也难以体现。这反而会误导地方政府在财政实践活动中过度重视财政资源的汲取而忽视其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性。不仅限于此,这也与中国当前纵深推进以适应于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明显偏离,既不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不符合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内在要求。为此,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与评价标准需要作出适时拓展和深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改革导向,保持与时俱进。当然,近年来尽管也有一些学者逐步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对其内涵界定与评价标准有了较大拓展,但更多仅是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且也缺乏与其内涵配套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继而更缺乏对其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因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怎样建立与其内涵更契合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变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如何?省域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存在何种差异、是否存在收敛性?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变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既有研究中比较鲜见。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有效解读和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发展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的宏观认知,也有利于立足于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政策建议,为加快推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质升级、切实践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发展方向奠定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以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既有相关文献,以及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以确保研究根基。其中在内涵确定方面,本文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就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涵进行了深化拓展,从有效性视角将其内涵简要概述为有效实现政府财政职能目标所具备的综合能力。其核心思想重在反映地方政府实施有效财政活动从而实现其职能目标的有效程度,并以此确定了依托于地方政府财政活动作用效果来评价其财政能力的基本路径。同时,以本文界定的内涵为依据,在结构层面上将财政综合能力细化为财政汲取能力、财政供给能力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的基准能力,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然后,在构建与其内涵相匹配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方法,先是分别对样本观测期内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进行了全面核算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所测得的相关数据,继而分别科学测算和实证检验了其地区差异、收敛性特征以及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深入探究了它们的时序演变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以此来揭示这些年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现状。之后,还剖析了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变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力图从中探寻出导致它们变化发展的关键动因。最后,在总结和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深化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切实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与政策参考。本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其研究内容共分为导论、理论分析（第一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第二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第三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第四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第五章）、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第六章）、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第七章）、促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等十个部分。通过这一较为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本文分别测算了样本观测期内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省域层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数,并分析了其时空特征。结果显示:①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在时序层面上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时序层面上则呈明显“波动下降-反弹上升-波动下降”变化轨迹。具体到省域层面,除个别省份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出现明显下滑和放缓态势以外,其余省份与全国和三大区域时序演变规律一致。②从空间分布来看,三大区域间差距依然十分悬殊,总体呈“东高西低”阶梯状特征,即东部>中部>西部。具体到省域层面,西部落后省份与东部发达省份之间差距的缩小幅度并不明显,反而扩大趋势较为强劲。第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表现各异,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均来自于区域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法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区域差异均进行了科学测度,并依次从总体空间差异、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差异来源及其贡献四个方面分析了它们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表明:①总体空间差异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能力总体空间差异都呈明显下降趋势,而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总体则均表现为不稳定的波动态势,降幅不够显着。②区域内差异方面。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表现各异。其中,东部和中部区域均是除了财政供给能力内部差异趋于明显下降趋势外,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波动上扬趋势,而西部区域内部差异变化趋势呈明显缩小的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其余两个能力则呈小幅扩大趋势。③区域间差异方面。三大地带间差异变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东-西部之间和东-中部之间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整体均呈明显或波动下降过程;而中-西部之间仅有财政汲取/供给能力趋于一定幅度下降外,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则都呈小幅波动上扬趋势。④差异来源及其贡献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均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对总体空间差异形成的贡献率最大,发挥了主导驱动作用。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在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层面均同时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但σ收敛特征则表现有所不同。通过对观测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收敛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σ收敛方面。财政汲取能力在全国层面和西部区域存在σ收敛,而在东部和中部区域则不存在σ收敛;财政供给能力不仅在全国层面也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σ收敛;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在全国层面趋于小幅度σ收敛,而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具有σ收敛特征;财政综合能力也仅是在全国层面存在σ收敛现象,同样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不存在σ收敛。②绝对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③条件β收敛方面。全国层面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也同时均存在条件β收敛现象。第四,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指数总体呈趋稳递增态势,地区间差距虽有缩小但依然显着;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化发展影响较大,外部驱动力影响较弱。通过对三重（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及其驱动力进行测算和实证检验得知:①从时序演变来看,全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以及31个省份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指数总体均呈趋稳递增态势,耦合协调等级都有所升级;且中西部区域多数省份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区域,区域间以及省域间差距呈明显缩小趋势。②从空间分布来看,虽然空间格局随着时间推移有所变动,但省域间的差距依然显着,协调度高的省份多集聚在东部发达区域,低的省份则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③从影响三重财政能力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全国和三大区域层面均表现为汲取-供给能力、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三个内部驱动力对其变动具有显着正向驱动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外部驱动力则影响较弱。第五,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存在显着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制度、经济、社会等各因素对其影响效果则存在一定差异。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别对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①地方政府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一阶滞后项和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都显着为正,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明显存在。②制度因素方面,收入分权对财政汲取/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支出分权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政府竞争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却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收/支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不过收入分权与政府竞争交互项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③经济因素方面,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对财政汲取/供给/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均具有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能力具有抑制作用,且它与财政供给能力存在“U”型关系,同时与财政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存在倒“U”型关系;居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财政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效应则都不显着;产业结构变迁有助于促使财政汲取/供给/综合能力的提升,但对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不显着。④社会因素方面。城镇化率对财政汲取/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人口密度对财政汲取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对财政供给/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抑制作用,而对财政综合能力影响效应不显着。最后,立足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主要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二是,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三是,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四是,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蔡春林[5]（2019）在《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和对外贸易制度创新与改革的前沿地,在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贸易增长极制度变迁的极化集聚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是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和开放型经济突破,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并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国际环境新变迁和国内环境新常态下,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在深入探索贸易增长极离岸功能与在岸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践上相辅相成,并通过区港一体化路径的制度变迁破除行政边界的屏蔽效应,促进中国全面开放空间格局的形成。本文在厘清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基本概念及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园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易混淆概念基础上,通过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确立增长极与点轴理论为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空间效应研究的最基础理论,并进一步延伸出克鲁格曼“区域—城市—国际贸易”三位一体理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边界效应理论及港口与腹地关系理论等共同构成研究的理论框架。基于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理论分析结论: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集聚和溢出的作用,并表现为创新和示范效应,规模效应,开放型经济空间结构优化效应,集聚经济效应等,文章进一步定性分析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间布局优化与集聚扩散作用,以佐证开放型市场经济中培育和发展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重要性,并提供一定的事实解释。在理论分析和事实解释基础上,文章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效应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内容包括空间集聚效应、溢出效应和绩效评价等。最后,文章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核心观点有:第一,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间布局优化具有时代同步性和空间递进性;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集聚扩散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扩大对外开放和贸易增长极等方面;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优化布局中伴随着功能体系的演变与现代整合。第二,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促进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集聚水平,在空间时序上分别呈现为“倒U”型和“倒L”型;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产业集聚表现为非线性关系,在空间尺度上展现为从“面”到“点”的不均衡空间格局特征。第三,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通过增长极与点轴开发功能强化地区城市间的经济联动性,带动了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点”-“线”-“面”发展,具有显着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非沿海地区和非港口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要弱于沿海城市和港口城市,非省级行政边界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与省级行政边界城市相当。第四,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培育提升了经济增长绩效水平,对港口型地区的提升效果高于腹地型地区;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扩大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自2013年开始改善效果明显,且呈现出“东高西低”和“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协调效应。
姜帅[6]（2019）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3年,中央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发展新战略,开启了第一轮东北振兴。在10年时间里,东北振兴通过作规划、上项目,改善发展环境等措施,取得了比较好的增长效果。在第一轮东北振兴期间,东北三省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成为自改革开放后东北经济增长相对最好的时期。然而,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东北地区经济适应新常态的能力明显不足,从而出现经济增长整体性的下滑,并跌落到全国的后几名。这促使中央又启动了新一轮的东北振兴。如此,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摆在东北三省的面前,就是东北发展滞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找到实现东北振兴的关键点?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着力打造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好环境。”这为新一轮东北振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也可以说是东北振兴的关键点。本文就是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以法治环境建设对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影响为主线,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机理分析和典型考察相印证的梳理和解读。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述评,找到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进一步整理了相关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区域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和法学中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历史和现实困境、法治环境现状及问题、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影响、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的经验借鉴,提出了健全东北老工业基地法治环境的构想及对策。通过这样一个研究过程,最终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法治环境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前提;第二,法治环境是优化东北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支柱;第三,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需要制度建设、观念转变、严格执法等环节的努力。
侯佳宁[7]（2019）在《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一个生产力落后、物质极度匮乏的国家快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广泛学习世界领先科学技术和商品生产制造技术,满足了大多数国民的物质文化消费需求,取得了蜚声世界的经济发展成就。新时期,如何改变原有的加工、代工驱动发展模式,以技术创新推动本国制造业升级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持续深化改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制造业升级的有效国策之一。2013年9月,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以更深度的对外开放推动行业发展,通过更为深度的国际产业融合与技术交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制造业升级。检验新时期全面开放政策暨“一带一路”建设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培育内生型经济增长动能,证实国际产业融合助力本国产业高质量发展背后机理,对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极具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本文针对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升级问题展开研究,讨论深度开放政策、国际产业融合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检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国际间技术溢出效应和对中国制造行业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首先,通过分析生产的本质和供需匹配规律,奠定行业生产率提升和行业发展理论框架;从消费者需求变化、行业用地成本上升倒逼行业技术升级现象,解析内生型行业技术进步动因,得到消费偏好变化和消费升级、土地成本上涨倒逼行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结论。提出市场竞争使各行业、各企业长期生产率趋同,需求偏好和要素成本倒逼低技术制造行业向中、高技术行业升级假说。进一步,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阐明开放政策、国际产业融合加速技术溢出效应。由于,封闭经济体主要依赖人均技术进步率和人均智力资本增长率两大要素实现内生经济增长,而开放经济更有利于资本流通、技术传播,其技术进步速度显然快于封闭经济体。参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意味着本国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开发力,以谋得国际市场一席之地。国际市场竞争与行业合作在令行业角逐白炽化的同时,也加速了新技术传播速度,引致本国行业技术不断升级、工业实力不断增强,最终实现突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瓶颈的宏伟目标。在以上理论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整理制造行业财务数据并与行业出口贸易数据匹配。以制造业各行业对外依存度和进出口总值占比行业总产出测度行业对外开放、国际产业融合程度。测度主要研究变量,并通过政策有效性内生性问题检验后,面板回归模型精确估计深度开放对制造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具体分析产业融合、经济一体化对不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实证研究证实,更为深度的经济开放,为国际技术溢出提供了渠道,为企业发展赢得市场与时间,有效提高行业技术复杂度7-8.32个单位,国际产业融合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引擎之一。研究结论佐证了中国中、高技术制造行业,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进行深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互联互通、智能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开启新业态、新技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创新之处在于:（1）将消费升级、土地成本因素从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显现出来,理论结合实际,分析企业和行业为迎合消费者偏好、维持利润空间,长期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趋同,挖掘制造业升级动因,充实产业发展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2）证明内生行业技术升级动力,夯实产业发展理论基础,向开放经济拓展,验证国际产业融合有利于技术溢出,进而快速获得行业技术进步;（3）利用商品技术含量测度法,从行业角度考量,估算制造业行业国际出口竞争力和技术复杂度,较为客观地反应和描述中国企业自主制造能力及技术水平;（4）在既有文献研究基础上,采用反事实检验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厘清研究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合成2013年深度开放之前,即无“一带一路”倡议时的中国制造业行业技术复杂度,解决主要研究对象即,深度经济开放和制造业技术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证实新时期扩大开放政策有效性,更为科学、精准地估计深度经济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助益;（5）在自由贸易、FDI和ODI三大技术溢出路径理论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检验证实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提高创新型生产率,存在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和生产模式优化作用。
刘建党[8]（2019）在《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伴随深刻的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取得了伟大成就。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都从战略层面肯定了良好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治理议题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上升为中央重大政策决策研究。围绕治理议题的相关研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1）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以跨国分析为主,关注中国省域的研究大多忽视了治理质量的多维视角,忽视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数据期限也比较陈旧。（2）治理质量的实际测度,注重跨国、跨地区的比较分析,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研究比较少,多维治理视角忽略了市场化改革,指标筛选忽视了定量方法,权重确定忽视了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因此,本文的关键科学问题为:治理质量如何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基于此,本研究以“诺斯悖论”为逻辑起点,通过界定“中国省域治理”概念和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计算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体系与实证研究,即,提出中国省域治理评估的主要内容,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实证分析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2001-2016）。（2）权力悖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从缓解“权力悖论”的视角入手,实证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内生性等多个方面开展稳健性分析。（3）时间跨度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纳入时间跨度的影响,分别研究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长期效应,从多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4）空间效应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研究,即,检验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计算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比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对上述内容进行系统剖析,深化和丰富了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1）把空间溢出因素纳入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构建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新理论框架,提出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三种主要路径,以及本地区治理质量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反馈效应,剖析了空间溢出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2）首次实证检验了治理质量、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获得了周边地区治理质量与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空间溢出效应受到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发现。量化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空间溢出已成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新结果。量化了空间溢出效应在邻近地区的梯次分布情况,提出了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变小的新观点。（3）采用了新的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实证分析提出了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的新观点;获得了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倒U曲线”变化趋势的新发现;得到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均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异质性显着影响的新结论。基于如上主要创新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理论意义,一方面,本文构建了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为理解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描述,为开展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本文界定了“中国省域治理”概念,提出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框架,为开展有关中国省域治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新支撑。（2）实践意义,一方面,本文证实了良好治理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这些可以作为中国大力提升省域治理质量、培育治理质量高值集聚中心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演进特征,这可以成为识别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薄弱地区和薄弱环节的重要参考。
郑程月[9]（2018）在《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 ——以高考、中考为例》文中指出高考、中考直接关系着我国新时代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影响着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1977年以高考恢复为发端带动了中考和整个考试招生政策的复苏,整个教育领域焕发了崭新气象。可以说,1977年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恢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教育领域与社会制度变迁的关键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这是我国考试招生政策发展的法律保障。考试招生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环节,而高考与中考是我国现今最主要的两大升学考试,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考试招生。第一,高考与中考是我国人才选拔与培养的主要方式,是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主渠道,同时还对基础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第二,高考与中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往往都是统筹进行的,中考改革必须配合并适应高考的改革。另一方面,两者都服务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多样化需求的这一根本目标。简言之,高考与中考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整个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因此,本研究以高考与中考政策恢复40年来的历史演进为研究内容与逻辑脉络,通过历史研究视角对其演进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窥探我国考试招生政策4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本研究立足历史回溯、政策内容分析与现实关照的三重维度,通过对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全面、系统的分析,完整地审视40年来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发展演进。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育政策的内容分析法,基于“政策演进主线—政策改革主旨、内容特征聚焦—影响因素与价值分析—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与审思—展望与建议”的分析思路与阐述方式,首先通过对高考、中考现实状况的关注,以及对既有相关文献的梳理述评,发现有价值、可挖掘的研究视域,明确本研究开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然后对我国考试招生政策进行历史溯源,扩大必要的历史视野,为深入研究夯实历史积淀,随后密切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变迁,在历史的回溯中对高考与中考的政策文本进行梳理,通过考试科目设置、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体制等方面的细致剖析,归纳出高考、中考政策的演进主线与内容特征,再然后分析阐述高考与中考政策演进发展的影响因素与价值取向变迁,进而总结40年来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并进行政策演进发展的趋向审思,最后对高考、中考政策演进的历史贡献进行总结,并进行新时代的政策展望和提出改革建议。本研究得出以下重要认识: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是考试招生政策改革的根本坚守;政策改革既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要关注人的特殊化、个性化发展,既要突出普适性又要秉持选拔性原则;考试招生模式由统一走向多样化是政策创新的必然选择;考试招生政策的规范化与法治化是发展的必然。40年来高考与中考政策的演进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高考、中考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同时高考、中考政策改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历史需要还原,并且通过回顾历史,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对40年来我国高考与中考政策演进历程的梳理描绘,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下我国高考与中考的改革完善与深度创新。针对当前高考与中考政策改革所面临的形势,可采取的适切性举措建议包括:推动国家考试法的出台,深化考试招生法治化建设;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招考分离与特殊人才选拔;推进异地考试招生政策完善,补齐教育短板;全面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政策体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多措并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适才选择”,立足人才结构的调整,健全招考机制;凝聚改革共识,综合施策,构建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构建科学评价标准,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进行考试招生政策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
柳思维,徐志耀,熊曦[10]（2014）在《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13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3.1浅谈集镇商业在农村市场中的横向联系功能关于农村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曾在1983年撰文作过初步探讨（见《经济学周报》,1983年9月5日）。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呢?我认为主要是通过集镇商业在农村市场上的横向联系功能来实现的。本文特就这一问题谈点看法。13.1.1农村市场的崛起与集镇商业的发展集镇商业,是农村集镇上所有商品交换活动的统称,既包括生活资料的流通,也包括生产资料的流通。从所有制的成分去分析,既有国营的,又有集体的、个体的和各种联营性质的商业活动;从流通环节去考察,既有专门的批发
二、积极推进湖北新一轮经济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积极推进湖北新一轮经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新高考“3+1+2”学生科目选择的实证研究 ——基于武汉市四所高中的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 |
| 1. 新一轮高考改革试点的战略价值 |
| 2. 多样化科目选择与选择受限之间的现实冲突 |
| 3. 科目自主选择的价值达成不足 |
| (二)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实践意义 |
| (三) 概念界定 |
| 1. 新高考 |
| 2. “3+1+2”科目选择方案 |
| (四) 研究综述 |
| 1. 新高考改革相关研究综述 |
| 2. 科目选择问题相关研究综述 |
| 3. 当前研究述评 |
| (五) 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法 |
| 2. 混合研究方法 |
| 一、高考科目选择的理论基础与变革路径 |
| (一) 高考科目选择提出的理论基础 |
| 1.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2. 多元智能理论 |
| 3. 无限性理论 |
| (二) 高考科目设置与选择的三十年变革 |
| 1. 20世纪80年代:高考改革大讨论 |
| 2. 20世纪90年代:“三南”方案、“3+2”方案 |
| 3. 20世纪90年代末:“3+X”改革方案 |
| 4. 21世纪初:新一轮高考试点改革 |
| (三) 高考科目选择改革的发展趋势 |
| 1. “套餐”式基本模式的突破 |
| 2. 共同基础上的有个性发展 |
| 3. 科目选择自主性的延伸 |
| 二、湖北省“3+1+2”科目选择方案的提出与实施 |
| (一) “3+1+2”方案提出的背景 |
| 1. 湖北高考改革的宏观政策背景 |
| 2. 湖北高考改革的现实背景 |
| 3. 改革过程中的反思 |
| (二) “3+1+2”方案的本质与价值 |
| 1. “3+1+2”方案的本质 |
| 2. “3+1+2”方案的价值 |
| (三) “3+1+2”方案在湖北的实施 |
| 1. 从“6选3”到“3+1+2” |
| 2. “3+1+2”方案在武汉的落实概况 |
| 三、学生科目选择的整体特点与具体现状 |
| (一) 研究设计 |
| 1. 问卷调查研究设计 |
| 2. 访谈调查研究设计 |
| (二) 学生科目选择的整体特点 |
| 1. 学生选择整体表现较为科学 |
| 2. 学生科目选择的支撑性不足 |
| 3. 选择自主性整体上表现较好 |
| 4. 新方案满意度较高,但仍有质疑 |
| (三) 学生科目选择的具体现状 |
| 1. “大文”和“大理”的传统选科组合更受学生青睐 |
| 2. 首选科目下六类组合选择情况不同 |
| 3. 男生更偏向于理科选择,女生更偏向于文科选择 |
| 4. 兴趣科目与实际选择中存在出入 |
| 5. 科目难度与班级适应性影响学生改选 |
| (四) 结论 |
| 四、学生科目选择的困境分析 |
| (一) 12种科目组合难以完全落实 |
| 1. 部分科目组合选择人数较少 |
| 2. 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 |
| 3. 保守的改革态度 |
| (二) 走班教学止于表面 |
| 1. 实施的现实困境 |
| 2. 班级管理新难题 |
| 3. “唯分论”教育评价标准 |
| (三) 选择支撑性不足 |
| 1. 学生的不成熟选择 |
| 2. 家长及高中学校指导满意度不高 |
| 3. 高校的新要求尚未得到满足 |
| (四) 新方案的公平性问题 |
| 1. 可选与不可选之间的公平性 |
| 2. 不同科目之间的分数不等值问题 |
| 五、学生科目选择的困境突破 |
| (一) 国家政策层面 |
| 1. 优化教师培养和管理体系 |
| 2. 完善教育投入机制 |
| 3. 设计科学且公平的赋分模型 |
| (二) 高等学校层面 |
| 1. 考试与招生进一步耦合 |
| 2. 强化高校同各方之间的联动 |
| (三) 高中学校层面 |
| 1. 完善教育管理体系建设 |
| 2. 加强学生生涯规划教育 |
| 3. 构建学校指导体系 |
| (四) 学生层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附录B: 访谈提纲 |
| 致谢 |
（2）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3）“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与评述 |
| 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相关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制造业升级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 二、西方创新理论与产业升级理论 |
| 第二章 历史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规律归纳研究 |
| 第一节 工业革命与制造业发展历史经验 |
| 一、工业革命演进与争论 |
| 二、制造业结构升级一般规律 |
| 三、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一般规律 |
| 四、制造业竞争力演进一般规律 |
| 第二节 历史维度下制造业发展影响因素 |
| 一、因素一：需求面驱动 |
| 二、因素二：技术面驱动 |
| 三、因素三：人力资本面驱动 |
| 四、因素四：能源机制面驱动 |
| 五、因素五：制度面驱动 |
| 第三节 新工业革命与制造业范式选择 |
| 一、新工业革命浪潮：“互联网+” |
| 二、制造业范式演化与选择 |
| 三、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历史机遇 |
| 四、历史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 第三章 空间维度下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外国互联网+制造业战略梳理 |
| 一、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 |
| 二、各国先进制造业战略关键：“互联网+”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2025》战略选择 |
| 一、《中国制造2025》战略背景 |
| 二、《中国制造2025》战略核心与内涵 |
| 三、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发展战略机遇 |
| 四、空间维度下中国互联网+制造业升级面临挑战 |
| 第四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研究 |
| 第一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分析 |
| 一、三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因理论 |
| 二、社会总生产模型拓展与“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理论 |
| 第二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动力因素分析 |
| 一、动力一：“互联网+”技术基础与技术融合驱动力 |
| 二、动力二：“互联网+”市场多层次拉动力 |
| 三、动力三：“互联网+”政策支撑力 |
| 第三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一：基于产业结构视角 |
| 一、“互联网+”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二、“互联网+”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三、“互联网+”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 |
| 第四节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作用机理二：基于价值链视角 |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横向扩张升级作用机理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纵向渗透升级作用机理 |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价值链跃迁升级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 一、“互联网+”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二、“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
| 第二节 “互联网+”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实证分析 |
|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
|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
| 三、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路径选择研究 |
| 第一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技术驱动链 |
| 一、“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开放创新驱动路径 |
| 二、“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多层次可持续创新驱动路径 |
| 三、“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协调创新驱动路径 |
| 第二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市场驱动链 |
| 一、制造业服务化驱动路径 |
| 二、“中国质造”和“中国智造”耦合驱动路径 |
| 三、国家价值链协同发展路径 |
| 四、链条式一体化管理发展路径 |
| 第三节 构建“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政策驱动链 |
|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二、社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三、企业层面的政策优化路径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范畴探讨 |
| 一、能力与组织能力 |
| 二、地方政府 |
| 三、政府能力 |
| 四、政府财政能力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财政分权理论 |
| 二、公共产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三、政府间税收划分理论 |
|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理论 |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公债理论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型构建 |
| 二、各影响因素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形成的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与构建 |
| 一、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
| 二、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三、指标选取范围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算方法 |
| 一、基础指标的无纲量化方法 |
| 二、熵值法 |
| 三、线性加权组合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
| 一、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测算 |
| 二、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序演变规律分析 |
| 三、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差异分析 |
| 四、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时空演变进程可视化描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差异测算及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来源与区域说明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汲取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与结果分析 |
| 一、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 |
| 二、财政综合能力区域差异测算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收敛性检验与结果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收敛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一、σ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二、β收敛检验及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
| 第一节 内涵界定、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三重财政能力内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
| 一、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度时空演变特征 |
| 二、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特征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三重财政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动力识别 |
| 一、全国层面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二、区域异质性考察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空间相关性检验与判别 |
|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空间相关性特征检验与判别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影响因素: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二、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三、地方政府财政供给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四、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五、地方政府财政综合能力影响因素实证估计与解读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促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积极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
| 一、合理分配各级政府事权 |
| 二、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
| 第二节 完善地方税收体系与健全转移支付制度 |
| 一、构建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
| 二、改革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 第三节 加快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 |
| 一、亟待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法律法规建设 |
| 二、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结构 |
| 三、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考核问责制度 |
| 四、积极探索和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模式 |
| 第四节 加强配套措施建设 |
| 一、构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综合评价机制 |
| 二、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
| 三、稳妥推进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内部结构的协调发展 |
| 四、全方位增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提升的“驱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环境新变迁 |
| 二、国内环境新挑战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解释与辨析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 |
| 二、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自由贸易园区的积极效应和否定效应研究 |
| 二、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及模型研究 |
| 三、关于自由贸易区在促进经济一体化方面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建立问题研究 |
| 二、对海关特殊监管区整合、转型、创新问题研究 |
| 三、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
| 四、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研究 |
| 五、关于中国自贸试验区开放度与开放成效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非均衡增长与增长极理念的运用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增长极理论的运用 |
| 二、点轴开发理论与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布局 |
| 三、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二节 克鲁格曼“国际贸易—城市—区域”三位一体理论的运用 |
| 一、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产业转移与扩散问题 |
| 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区域集聚力问题 |
| 三、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三节 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运用 |
| 一、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
| 二、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四节 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与边界效应理论的运用 |
| 一、中介效应与屏蔽效应理论 |
| 二、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五节 港口和腹地关系理论的运用 |
| 一、经济地理学视角的港口-腹地经济发展 |
| 二、运输经济学视角的港口-腹地经济发展 |
| 三、城市经济学视角下的港口-腹地经济发展 |
| 四、港口区位论视角下的港口-腹地经济发展 |
| 五、对本文研究的应用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间布局优化与集聚扩散作用 |
| 第一节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空间布局优化 |
| 一、时代同步性的空间布局优化 |
| 二、空间递进性的空间布局优化 |
| 第二节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布局中的集聚扩散作用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设立促进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 |
|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培育扩大对外开放 |
| 三、海关特殊监管区发挥贸易增长极作用 |
| 第三节 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优化布局中的功能整合 |
|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优化布局的功能演变 |
|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空间优化布局的功能现代整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集聚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二、空间权重矩阵选择与估计方法解释 |
| 第二节 指标选择和变量描述性统计 |
| 一、指标选择 |
|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与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变量的相关检验 |
|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
| 二、共线性检验 |
| 三、空间相关性检验 |
| 四、产业集聚时序检验 |
| 第四节 产业空间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第二产业空间集聚效应 |
| 二、第三产业空间集聚效应 |
| 第五节 空间集聚的非线性效应检验 |
|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 |
| 二、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指标选择和数据描述 |
| 一、指标选择 |
|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相关性检验 |
| 一、共线性检验 |
|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
| 第四节 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
| 二、分区域检验结果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检验 |
|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二、非对称性实证结果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绩效评价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PSM方法应用分析 |
| 二、PSM分析过程 |
| 第二节 指标选择和数据描述 |
| 一、指标选择 |
|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三、变量差异性检验 |
| 第三节 PSM绩效评价 |
| 一、全样本绩效评价 |
| 二、港口型地区绩效评价 |
| 三、腹地型地区绩效评价 |
| 第四节 耦合协调检验 |
|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一) 选题的背景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 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老工业基地 |
|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 |
| 三、法治环境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区域经济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的法律与经济关系的理论 |
| 三、西方经济学和法学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历史与现实问题 |
| 第一节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历史 |
| 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
| 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
|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时期的发展 |
| 第二节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实问题 |
|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结构问题 |
|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观念问题 |
|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体制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现状及问题 |
| 第一节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律体系现状 |
| 一、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现有的法律体系 |
|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待完善的法律体系 |
| 第二节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问题 |
| 一、法治文化薄弱 |
| 二、法治意识淡薄 |
| 三、法律执行困难 |
| 第三节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问题形成原因 |
|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
| 二、社会方面的原因 |
| 三、历史方面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治环境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法治环境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市场体制建设的影响 |
| 一、法治环境对培养东北老工业基地市场主体法治观念的影响 |
| 二、法治环境对规范东北老工业基地市场秩序的影响 |
| 三、法治环境对形成东北老工业基地高效率市场的影响 |
| 第二节 法治环境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生产要素发挥作用的影响 |
| 一、法治环境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 二、法治环境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 |
| 三、法治环境对资本集聚的影响 |
| 四、法治环境对技术集聚的影响 |
| 第三节 法治环境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依法行政的影响 |
| 一、法治环境对政府管理规范化的影响 |
| 二、法治环境对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影响 |
| 三、法治环境对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化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法治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的措施与经验 |
| 一、出台的法律 |
| 二、改造的结果 |
| 三、借鉴的经验 |
| 第二节 德国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的措施与经验 |
| 一、出台的法律 |
| 二、改造的结果 |
| 三、借鉴的经验 |
| 第三节 英国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的措施与经验 |
| 一、出台的法律 |
| 二、改造的结果 |
| 三、借鉴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优化东北老工业基地法治环境的构想及对策 |
| 第一节 健全经济法律制度形成有效法治环境 |
| 一、配套完善经济法律制度 |
| 二、优化东北老工业基地营商环境 |
| 三、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加强人们的法治观念 |
| 一、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 |
| 二、普及法治文化宣传教育 |
| 三、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 |
| 第三节 建立完备依法行政及监督体系 |
| 一、完善执法体系培育良好法治环境 |
| 二、完善司法体系培育良好法治环境 |
| 三、健全内部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加强东北老工业基地法治环境建设的对策 |
| 一、强化法律服务 |
| 二、加强相关法治环境建设 |
| 三、强化法治研究 |
| 四、加强法治建设的多重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7）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界定研究对象 |
| 一、制造业技术升级的界定 |
| 二、行业深度对外开放的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深度开放、要素配置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
| 第三节 关于深度开放对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及路径 |
| 第四节 关于企业和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行业发展驱动力与生产技术升级 |
| 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
| 二、消费升级、制成品需求结构与产出效率提升 |
| 三、土地成本倒逼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升级 |
| 第二节 深度开放、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
| 一、深度开放与产业融合有利于缩小技术差距 |
| 二、出口篮子技术复杂度与制造行业结构升级 |
| 三、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
| 四、自由贸易引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
|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
| 一、扩大投资和减低生产成本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 二、外资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意义 |
| 三、资本边际产出率的提升效应 |
| 四、促进基础设施完善与提高资本共享率 |
| 五、跨国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
| 一、境外市场回报对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 |
| 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三、FDI与ODI之间的双向促进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造业升级的衡量、深度开放的测度及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第一节 变量测度 |
| 一、行业深度开放的度量 |
| 二、制造业行业技术复杂度的度量 |
| 三、其他控制变量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出口情况与技术复杂度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财务数据统计 |
| 第四节 世界各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比较 |
| 主要统计量表 |
| 第五章 实证模型构建与估计方法 |
| 第一节 HCW反事实检验法控制内生性问题 |
| 一、合成虚拟控制组 |
| 二、弹性网Elastic-Net自动筛控制组对象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构建 |
| 第六章 深度开放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估计 |
| 第一节 深度开放政策的内生性检验 |
| 一、中国制造业技术复杂度的反事实检验 |
| 二、弹性网Elastic-Net筛选法 |
| 第二节 国际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估计 |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与学术成果 |
（8）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伟大成就 |
| 1.1.2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挑战 |
| 1.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地位 |
| 1.1.4 提出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1.3.2 治理质量的测度视角与实证 |
| 1.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1 主要贡献 |
| 1.4.2 主要不足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
| 2.1.1 从“诺斯悖论”到“权力悖论” |
| 2.1.2 “权力悖论”的“中国省域治理”解 |
| 2.1.3 “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 |
| 2.2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权力悖论视角 |
| 2.2.1 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模型 |
| 2.2.2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本地效应 |
| 2.3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时间跨度视角 |
| 2.3.1 制度变迁、时间跨度与绩效传导 |
| 2.3.2 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先增后减现象 |
| 2.3.3 治理质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
| 2.4 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
| 2.4.1 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4.2 治理质量、地理位置与空间依赖 |
| 2.4.3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 |
| 3.1 评估体系构建 |
| 3.1.1 基本原则 |
| 3.1.2 评估内容 |
| 3.1.3 指标体系 |
| 3.1.4 指标筛选 |
| 3.2 数据与方法 |
| 3.2.1 样本数据 |
| 3.2.2 评估方法 |
| 3.3 时序全局因子分析 |
| 3.3.1 构建分析模型 |
| 3.3.2 检验前提条件 |
| 3.3.3 确定指标权重 |
| 3.4 治理质量评估结果 |
| 3.4.1 指数有效性 |
| 3.4.2 省域排名 |
| 3.4.3 改善幅度 |
| 3.4.4 变异水平 |
| 3.4.5 聚类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权力悖论视角 |
| 4.1 理论假说 |
| 4.1.1 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着正向影响 |
| 4.1.2 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边际递减 |
| 4.2 模型与方法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选择 |
| 4.2.3 研究方法 |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模型假设检验 |
| 4.3.3 初步计量结果 |
| 4.3.4 地区差异性 |
| 4.3.5 时期差异性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内生性问题 |
| 4.4.2 样本类型选择 |
| 4.4.3 模型形式选择 |
| 4.4.4 变量形式选择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时间跨度视角 |
| 5.1 理论假说 |
| 5.1.1 治理质量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倒U曲线”关系 |
| 5.1.2 良好治理具有显着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 |
| 5.1.3 治理质量对人均GDP增长率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
| 5.2 模型与变量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择 |
| 5.3 长期效应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模型假设检验 |
| 5.3.3 初步分析结果 |
| 5.3.4 地区差异性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短期效应分析 |
| 5.4.1 初步计量结果 |
| 5.4.2 经济发展水平 |
| 5.4.3 地区差异性 |
| 5.4.4 时期差异性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
| 6.1 理论假说 |
| 6.1.1 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
| 6.1.2 空间溢出效应随着距离扩大而逐步衰减 |
| 6.2 模型与变量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择 |
| 6.2.3 空间权重矩阵 |
| 6.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6.3.1 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
| 6.3.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4 空间计量分析 |
| 6.4.1 初步计量结果 |
| 6.4.2 地区差异性 |
| 6.4.3 时期差异性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4.5 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 ——以高考、中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问题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意义 |
| (一) 丰富与完善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理论研究 |
| (二) 多维度探究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历史逻辑,丰富政策研究范畴 |
| (三) 推动现代考试招生政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
| (四) 协同推进高考与中考政策改革完善,统筹构建人才选拔与培养体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政策与教育政策 |
| (一) 政策 |
| (二) 教育政策 |
| 二、考试与招生、考试招生政策 |
| (一) 考试 |
| (二) 招生 |
| (三) 考试招生政策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我国考试史的相关研究 |
| 二、我国考试招生政策发展史的相关研究 |
| (一) 对科举考试制度的重新审视与探究 |
| (二) 对民国时期考试招生政策的研究 |
| (三) 对1949至1977年考试招生政策的研究 |
| (四) 对1977年高考政策恢复以来的研究 |
| 三、对高考、中考政策改革及政策具体内容的研究 |
| (一) 对高考与中考政策改革的研究 |
| (二) 对高考与中考政策具体内容的研究 |
| 四、异地考试招生政策的相关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历史研究法 |
| (三) 内容分析法 |
| 第二章 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历史溯源 |
| 第一节 先秦至清末时期考试制度的发展与特征 |
| 一、考试制度的萌芽:先秦时期的举贤选能 |
| 二、古代考试制度的雏形:汉代察举制与课试 |
| 三、古代考试制度的演变:科举的创始、发展与终结 |
| (一) 科举考试的诞生与发展 |
| (二) 科举考试的革废与新式考试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考试招生政策的确立与发展 |
| 一、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确立与发展 |
| (一) 高校从单独考试、联合招考到统一招考的演进 |
| (二) 中学考试权的变化与会考制度的建立 |
| 二、革命根据地考试招生政策的发展 |
| 第三节 1949至1977年考试招生政策的确立与变革 |
| 一、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政策的确立、反复与废止 |
| 二、中学考试招生政策的逐步规范与废止 |
| 第三章 40年来考试招生政策的演进脉络与内容特征 |
| 第一节 高考政策的演进与内容特征 |
| 一、恢复重建阶段(1977-1984年) |
| (一) 考试科目设置从文理分科到考试科目的逐步稳定 |
| (二) 全国统一招考形式的确立 |
| (三) 以知识立意考查为主 |
| (四) 摒弃“血统论”,确立参照政治表现、全面衡量的录取标准 |
| 二、尝试改革阶段(1985-1992年) |
| (一) 缩减考试科目,丰富考试科目组合形式 |
| (二) 由知识立意到侧重于能力立意的考查 |
| (三) 尝试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实行保送生与自费生政策 |
| (四) 考试招生工作管理制度化与法治化建设的起步 |
| 三、基调摸索与初定阶段(1993—1998年) |
| (一) 由“双轨”到“并轨”改革的完成 |
| (二) 素质教育理念逐渐纳入考试内容 |
| (三) 综合能力测试的探索与试点 |
| (四) 现代信息技术在招考工作中的初步应用 |
| 四、大力改革与调整完善阶段(1999-2009年) |
| (一) “3+X”考试科目设置的确立与调整 |
| (二) 从知识与能力立意转向素质立意的考查 |
| (三) 考试机会的增加与分省命题的推行 |
| (四) 报考条件的放开与“阳光录取”制度的建立 |
| (五)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机制的建立 |
| (六) 考试招生政策法治化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
| (七) 政策倾斜力度逐步加大,多措并举实施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
| 五、全面创新深化改革阶段(2010年-至今) |
| (一) 新一轮考试招生政策的深化改革酝酿期(2010-2013年) |
| (二) 新一轮考试招生政策深化改革实施期(2014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考政策的演进与内容特征 |
| 一、中考政策恢复与酝酿改革期(1977-1997年) |
| (一) 重点中学的恢复与发展 |
| (二) 因地制宜推进中考改革 |
| (三) 考试管理权的逐步下放 |
| 二、中考政策的改革推进期(1998-2009年) |
| (一) 开启改革试点,探索特色与多样化考试模式 |
| (二) 均衡分配教育指标,实施指标到校 |
| (三) 以等级制方式替代唯分数的评定办法 |
| 三、中考政策的创新与全面深化改革期(2010年-至今) |
| (一) 确立学业水平考试与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考试评价体系 |
| (二) 多元录取招生体系的构建 |
| 第三节 高考与中考改革的互动关系 |
| (一) 高考改革基于顶层设计牵引中考改革的主方向 |
| (二) 中考改革体现了对新高考改革的全面回应 |
| 第四章 40年来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与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
| 一、外部因素: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演变 |
| (一) 经济与政治是影响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主导因素 |
| (二) 社会发展变革推动考试招生政策的演进 |
| 二、内部因素: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与考试招生政策的自我完善 |
| (一) 人才选拔倾向与培养目标的转变 |
| (二) 考试招生政策自身的调整与完善 |
| 三、价值因素:协调价值冲突与平衡利益博弈 |
| (一) 协调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 |
| (二) 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博弈 |
| 第二节 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价值取向 |
| 一、从单一的国家、社会本位到统一于国家、社会发展下的“以人为本” |
| (一) 人才选拔、培养的国家与社会本位 |
| (二) “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确立与强化 |
| 二、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高质量发展下的公平 |
| 三、从基本均衡到优质均衡发展 |
| (一) 保证入学权利的基本均衡 |
| (二) 优质均衡的推进与发展 |
| 第五章 40年来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与趋向审思 |
| 第一节 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历史经验 |
| 一、把考试内容与考试形式作为政策改革的重点 |
| 二、不断完善考试评价与录取机制以发挥政策功能 |
| 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来推动政策改革 |
| 四、优化人才选拔与培养始终是政策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五、从招考合一到招考分离以推动科学选才 |
| 六、把强化考试监管与法治建设作为规范考试招生的根本 |
| 七、基于国情坚持顶层设计、试点先行与逐步推进是政策改革主要模式 |
| 第二节 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趋向审思 |
| 一、教育扩大与普及化进程中的政策演进 |
| (一) 政策改革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化相适应 |
| (二) 与教育扩大、普及进程相适应,推进政策的规范化、法治化 |
| 二、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进程中的政策演进 |
| (一) 推动政策改革,引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
| (二) 正确发挥“指挥棒”作用,实现由招分到招人的转变 |
| 三、从公平选才、科学选才的“钟摆”到和谐统一的过渡 |
| (一) 政策改革要兼顾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的需要 |
| (二) 推动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的和谐统一 |
| 第六章 新时代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展望与建议 |
| 第一节 40年来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的重要贡献 |
| 一、为人才选拔构建了科学有效的制度化渠道 |
| 二、推进了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
| 三、不断扩大了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 |
| 第二节 对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改革的认识及未来发展的建议 |
| 一、理性认识我国考试招生政策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
| 二、考试招生政策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与长期性 |
| 三、考试招生政策改革的展望与建议 |
| (一) 推动国家考试法的出台,深化考试招生法治化建设 |
| (二) 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招考分离与特殊人才选拔 |
| (三) 推进异地考试招生政策完善,补齐教育短板 |
| (四) 全面构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政策体系 |
| (五)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多措并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
| (六) “适才选择”,立足人才结构的调整,健全招考机制 |
| (七) 凝聚改革共识,综合施策,构建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
| (八) 构建科学评价标准,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
| (九) 与国际接轨进行考试招生政策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 |
四、积极推进湖北新一轮经济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高考“3+1+2”学生科目选择的实证研究 ——基于武汉市四所高中的数据分析[D]. 廖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2]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3]“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升级机理与路径研究[D]. 刘淑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研究[D]. 辛冲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5]中国海关特殊监管区贸易增长极的空间效应研究[D]. 蔡春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7)
- [6]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建设研究[D]. 姜帅. 黑龙江大学, 2019(02)
- [7]深度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D]. 侯佳宁. 湖北大学, 2019(05)
- [8]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建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9]我国考试招生政策演进研究（1977-2017） ——以高考、中考为例[D]. 郑程月. 天津师范大学, 2018(12)
- [10]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13专题研究[A]. 柳思维,徐志耀,熊曦. 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域为例,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