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学术渊源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论文文献综述）

陈兰馨^[1]（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张宁芳^[2]（2021）在《民国法政学人的国际法视野 ——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为中心》文中指出中华政治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专业协会,于1915年在北京成立。学会由美国外交官、政治学家芮恩施联络顾维钧等倡导设立,旨在研究国际法与外交等社会科学知识。学会会员包括当时外交界和知识界中外知名人士,形成一个沟通思想的平台。《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是中华政治学会的会刊,创刊于1916年,终刊于1941年,共出版24卷。该刊以英文发表,内容包括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研究,是当时颇有声望的学术刊物。本文通过以学报为中心的学人论着,结合历史档案、时政评论、新闻报道、个人回忆等材料,研究当时外交政策的制定背景和交涉策略的运用,尤其侧重以北洋时期修约为中心的民国法政学人的国际法视野和外交实践,从而丰富我们对民国外交史的认识。全文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论组成。导论主要回顾了学界关于中华政治学会和《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关于学会主要法政人物和民国外交史相关专题的研究状况,在梳理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刊载的相关论着和以中华政治学会为核心的法政学人群体在国际法研究和外交实践中的表现为中心,展现民国外交和国际法研究互动的一个断面。第一章,概要介绍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社会科学专业协会——中华政治学会的成立、发展、组织和活动开展情况。本文重点对20世纪20年代欧美留学归国学人为主体的外交界和教育界人士的人际网络进行分析,包括他们与美国外交界、政界人物的师承关系和私谊,以及中华政治学会作为中美沟通平台发挥的隐性力量等。本章还将梳理学会会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中覆盖的国际法基本主题,包括国际法史、国际法原理、国际组织介绍,以及书评栏目中对国际法重要着作的评介等。第二章,结合北洋时期外交的重大事件,即中国参加“一战”及战后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勾勒出这一时期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运用国际法开展的理论论辩与外交实践。1915年日本趁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以及袁世凯企图称帝之际,将“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中国力图利用列强间矛盾予以折冲解决。国内舆论和外交政策群体围绕参战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终中国以协约国阵营参与战后巴黎和会。美国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十四点计划”为全世界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中国外交界也希望借助外力打破日本步步紧逼的外交僵局。法政学人们对国际联盟等战后新秩序的构想抱以热情,然而巴黎和会带给他们沉重打击。尽管如此,他们的外交努力仍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第三章,关于修约外交的理论探讨。北洋时期正值一批条约修订之际,按照中外约定,随着中国法治的完善,可以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此,外交部专门组织专业研究会,分门别类整理不平等条约相关问题,希望以相对和平的方式换取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国家权利。尽管在“革命外交”的风暴下,“修约外交”的价值曾被遮蔽,但通过这批法政学人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研究集,仍能再现当时他们在国际法法理和外交实践上所做的积极努力,丰富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外交史的认识和评价。第四章,关于外交和法制改革的关系。近代西方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个理论根基便是当时中国法制不完备,缺少符合现代文明的立法制度和专业的司法人才,而我国进行司法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从而迈入“文明国家”行列。在这一目标引导下,我国对外争取平等的重要条件就是国内司法的改革。为此我国付出了相当努力,包括聘请外国法学专家担任政府法律顾问,派遣留学生学习法律,编纂新的法典,积极参考日本等国司法改革经验等。民国在国内法制建设和外交机构、理念方面的变革,也是我国现代化历程的重要部分,而其外部推力更多来自我国追求平等的国际地位,加入世界大家庭的目标。第五章,关于民国法政学人的学术视野与现实政治外交的关系。民国初年这一批法政学人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国际法知识和理论,也有改变中国地位的决心。这些在近代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外交官群体和学者,通过他们的学术主张和对现实政治外交的影响力,在近代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国外交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留下独特印记。一方面作为先驱者,他们试图打破国际间实力与均衡原则下“弱国无外交”现状的束缚,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也在最大限度利用国际法的前提下,以辗转曲折的方式寻找合适中国的外交道路。结论部分,民国法政学人群体中有的是术业有专攻的外交官,有的是重要的国际法学者,也有的兼具外交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一代外交官和学者经历了艰难的摸索,也见证了“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他们积极宣传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成绩,努力运用国际法来打破强加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通过外交渠道和策略来维护国家利益。尽管很多时候面对外交的困局,他们清楚认识到外交问题的背后还是政治问题,是国家间实力的抗衡和国际间力量的平衡,但他们的努力和经历也是民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枭^[3]（2021）在《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怎样形成的?这是现代教学研究首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知道了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路径,那么就可以知道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什么。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是现代中国教学研究的起点,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近代中国教学观念以中国传统教学观念为起点,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近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教育诉求为提供了发展要求,在驱动力和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属性的近代教学观念,即教学做合一观念。本论文采用观念史法、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展研究。首先,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源起、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之处等内容。通过文献综述梳理了教学思想、观念史研究等相关文献,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从而确定论文的研究问题和论文的写作方向。其次,从观念史的含义、理论要义、理论的产生、理论的发展、方法论的意蕴等方面来探析观念史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明确观念史研究为教学思想史带来多个研究启示,如注重教学观念在文化场域中的综合研究、教学观念的语境研究、同一时空下多元教学观念间的互动研究等。再次,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的起点是指中国传统教学观念阶段。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文化场域特征的梳理发现,此文化场域具有稳定和秩序性、直觉和顿悟性、关系性等特征。在此文化场域下,中国形成两种类型的教学观念,一是混沌一体教学观念,二是相对独立的教、学观念。近代中国教学观念转变前的教学观念在教学目的上具有关系性、教学内容上具有稳定性、教学方式上具有体悟性等特征。另外,近代中国教学观念改变的动力来源于文化场域、教学观念转变的内部动力、教学观念转变的外部动力等。随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形成的阶段与路径。横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经历了教学观念的自我批判、欧洲大陆教学观念对教学制度化的改造、英美教学观念对教学方法的改造、近代中国教学观念重塑等四个阶段形成的。纵向来看,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形成是从文化改造、到西方教学观念传播与实验、再到教育改革的路径中形成的。之后,近代中国教学观念的内涵与特征。通过近代中国教学观念内涵的梳理,可知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三种含义,第一教、学、做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第二做是教、学的基础,第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教学做合一观念具有关系论、主体性等特征。从学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国教学做合一观念是一个传承与超越的教学观念。最后,中国近代教学观念的形成历程对我国教学理论本土化建构提供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扎根教育传统;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异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三是关注时代发展,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

武超^[4]（2021）在《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文中认为不同文学研究者关于文学批评的定义或许会有些许差异,但学界普遍认为的文学批评活动,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批评主体、理论思想和批评标准、批评对象、批评方法、批评主体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这其中,批评主体身份主要与批评活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批评者所遵照的理论思想和批评标准主要与当时时代大背景下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密不可分;批评对象是批评活动的焦点;批评方法是批评活动的外在具体表现;而表达批评主体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则是批评活动的最终目的。以上各部分之间都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所谓文学批评转型就是指构成文学批评活动的上述要素均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过程。本论文的选题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是立足于清末民国历史变革时期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将此期文学批评之一的骈文批评作为研究重点。清末民国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总结期,而且也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不仅骈文批评的主体身份发生了改变,由传统封建儒士变为了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作为骈文批评转型核心动力的“文学”观念,其内涵和外延也在古与今、中与西的错综交织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骈文批评转型几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在具体的骈文批评转型过程中,此期出现的大量骈文研究类论着除了在批评形式、批评媒介等外部形态上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外,而且在批评框架、批评内容等内部体系构建上呈现出现代性的特征。当然,清末民国骈文批评的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以上思路,本文拟在介绍清末民国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从骈文批评主体、文学观念变革下的骈文批评、骈文批评的外部形态、骈文批评的内部体系构建以及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的意义等几个方面对骈文批评的转型进行一番综合研究。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章为绪论。考虑到清末民国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转折期而且也是文学发展的转型期,所以论文首先拟对清末民国骈文研究的整体现状进行一番综述和总结,并针对研究现状的成绩和不足提出自己的思考,另外对本论文的研究范围进行一个时间界定。第二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背景。骈文批评在清末民国发生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当时的主、客观因素促成的。清末以来的西学东渐思潮以及白话文运动,一方面加速了中国传统文体——骈文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骈文整理与总结活动的开展。而且,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此期骈文批评的主体身份也发生了转换,由传统的封建儒士转变为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或者具有留洋经历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因而在继承传统文学批评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知识对骈文进行了一番整理和总结。这不仅直接导致二三十年代骈文整理和研究活动的兴盛,而且间接促成了骈文批评的转型。第三章为“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路径,主要从清末民国“文学”观念变革的角度出发,对此期“文学”观念演进下骈文批评转型不同的路径选择进行梳理和论述。文学观念作为骈文批评发展的核心动力,它的变革会直接导致不同时期持不同“文学”观念的批评者对待骈文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从骈文批评形成的六朝开始一直到清末,骈文批评一直围绕传统文章学观念展开;到了清末民国,“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古与今、中与西错综交织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骈文批评转型几种不同的路径选择。以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人为代表的学者仍旧希望通过挖掘传统文学资源来构建中国式“文学”观,因而他们在尝试过程中不仅对骈文这一典型的传统文体进行了重新阐释,而且赋予了其新的意义和价值。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白话文倡导者则试图构建白话文学观,他们主张将由文言文构成的古代文学彻底摒弃,因此作为文言文学典型代表的骈文无疑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这种做法也遭到了一些新文化运动内部成员的质疑和反对。当然,清末民国中国文学观念的演进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入是密不可分的。西方“纯文学”观念引入的初期,因其强调文学审美的属性与讲求语言之美属性的骈文“不谋而合”,所以谢无量等人直接将受西方“纯文学”观念而形成的“美文”概念与骈文进行对接阐释。此外,也有像李详、孙德谦等人继续着旧的批评模式而有所发展。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现代意义上文学观念的逐步确立,学者对于骈文的整理和总结也呈现出现代性特征,这也标志着骈文批评现代化的开启。第四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外部形态表现,主要对骈文批评的外部形态转型进行研究。清末民国“文学”观念的逐步现代化,不仅促成了骈文批评现代化的开启,而且在具体的批评活动中,其批评的外部形态也从传统注重直觉感悟的文话、选本、评点式批评向着逻辑清晰、结构严谨、论证充分的论着式批评发展。当然,骈文批评外部形态的转型不仅包括骈文研究论着的产生,而且诸如文话、选本这两种传统批评形式借助高校骈文讲义和新式骈文选本实现“旧瓶装新酒”式的转换过程。此外,这一时期报刊的出现不仅直接促成了骈文专题论文的产生,而且极大开拓了骈文批评的公共领域。第五章为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内部体系构建,是在第四章骈文批评外部形态分析的基础上由表及里地深入研究,着重探讨民国骈文批评如何在体系构建上向现代逐步转型。清末民国以前的传统骈文批评多侧重于在选本、文话中对骈文具体体裁进行单独且零散的总结,并没有形成宏观且系统的骈文批评体系。民国以来出现了大量的骈文作法、骈文概论类着作以及骈文专题式论文,虽然这些论着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构建骈文批评体系的口号,但却在客观上做着骈文批评体系现代性构建的努力。他们不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逐步确立了骈文批评的框架,而且使得骈文批评的内容逐步理论化和科学化。这不仅是骈文批评在民国转型成功的标志,而且也对现代骈文批评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为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的意义。骈文批评的转型对当代骈文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清末民国骈文批评的转型为当代骈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一大批骈文研究者的努力,不仅使骈文研究独立为一门专深的学问,而且其形成的多维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式为当代骈文研究指明了路径。另一方面,清末民国先辈学者在骈文批评转型路径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对我们当下骈文研究极具借鉴和启发意义,他们的经验表明“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才应该是我们当下骈文研究的恰当选择。

张雪飞^[5]（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路明^[6]（2021）在《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晚清社会积贫积弱,文化和教育的危机对于中华民族堪为灾难。挽救危亡的根本集中到教育变革之上。学制作为教育变革的对象首当其冲。象征新学的学制系统为教育近代化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中国的近代高等艺术教育体系也由此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同时,学制也是在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个变量的建设过程。作为本文研究高等艺术教育的原点,围绕学制的建立、更迭、废止、重塑、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着重探讨其发生、发展对于高等艺术教育的引导和影响。本文研究以近代由国家主导设计的《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壬戌学制》（1922年）四部学制为基本脉络（见附录）。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研究开端,至1949新中国成立作为本文陈述和讨论的基本时间逻辑。可以说,在学制的建立过程中,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制度化建设上经历了学习泰西、师法日本、借鉴美国的演变历程,复杂多变的时局也是促成每一次抉择和转换的历史背书。本文考察的高等艺术教育指涉三大场域,其一是晚清尚未有学制建立时的实业学堂教育,通过对各类实业学堂相关图绘课程的考察,初步建立起高等艺术教育的最初面貌,其中以福建马尾船政学堂为考察中心;其二,依据晚清陆续推出的两个学制,在学制指导下的相关制度规约中梳理出以两江师范学堂为考察中心的早期图画手工教育;其三是民初学制的建立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校艺术教育的完善,以上海美专、北京美专和杭州艺专为考察中心,兼论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学系的师范艺术教育。四部学制确立了从军工学堂的“图绘”到高等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再到高等学校的“专业教育”,考察在这个视阈中的高等艺术教育的自我生长与不息变动,总结出一些经验与反思,为当代中国的高等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启示和参考。

汪颖奇^[7]（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周小渟^[8]（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贾蕾蕾^[9]（2020）在《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古老质朴、巧妙有序、淳朴天然的汉族传统男服是典型东方服饰的代表,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又相互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汉族传统男服对于西方文化有吸收、有摒弃,展示出多元性、民族性、开放性共存的时代特征。汉民族人口分布广泛,各地域的传统服饰受到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服饰特征,不同地域的汉族传统男服存在差异。地域差异视角下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研究,拓展了传统男服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同时为近代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全面系统的近代汉族传统男服文献与实物研究,将丰富完善汉族传统服饰遗产宝库,助力汉族传统男服文化价值弘扬。此外,近代汉族传统男服保护与传承路径的探究,尝试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以近代汉族传统男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上海纺织服装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等馆藏汉族传统男服传世品实物分析,结合近代期刊、报纸、照片、小说、地方志、着作、论文等资料的佐证,运用尺寸测量法、色度测量技术、统计分析法对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实物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揭示了历史进程中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嬗变,勾勒出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整体概貌。选取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流域的吴越地区作为代表,分别从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形制、色彩、面料的物质层面挖掘地域文化差异所呈现的地域特色,运用定量分析法探寻地域差异与男服的关系及影响因素,落脚于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保护传承,构建出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研究体系。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通过文献检索、图文互证、实物分析的方法,梳理汉族传统男服的演变过程。发现汉族传统男服的发展呈现出与政治、经济、制度紧密联系的递进关系,由简至繁。近代时期,汉族传统男服继承清代旧制的基础上,结构、色彩、面料发生了变化,归纳为袍、褂、袄、衫、马甲、大裆裤、套裤七种类别。长袍单穿或配以马褂和马甲是最常见的礼仪场合搭配方式,短衫（袄）和长裤、马甲和短裤是最普遍的日常劳作搭配方式。（2）基于实物分析,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形制是宽松肥大的外部轮廓造型和丰富多样的内部形制结构,体现出均衡对称的造型方法、“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修旧利废的节约意识。通过定性研究发现中原和吴越地区的近代汉族传统男服形制存在地域特色与差异。中原地区呈现褒衣宽袖的服装造型和黜奢崇俭结构特点,吴越地区呈现窄衣长袖和宽腰肥臀的服装造型特点。采用尺寸测量法对实物进行测量,并将中原和吴越男服形制的数据结果运用定量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比较,佐证两个地区褒衣宽袖和窄衣长袖的形制差异。（3）我国传统天然染料独到的艺术表现和西方合成染料的逐步传入促进了近代汉族传统男服色彩的丰富。依托文献资料和对传世实物的色度测量,确证男服色彩的丰富以及黑、蓝、褐色系的高频率使用。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佐证对不同地域男服色彩的主观判断。借助HSB色彩模式分析,有效获取中原地区浓丽纯朴,吴越地区温婉雅致的色彩特征。并通过定量统计分析挖掘,得出中原地区男服色相范围广、多高饱和度和低明度色彩,吴越地区男服色相范围相对较窄、多低饱和度和高明度色彩的结论。（4）传统手工纺织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机械纺织技术的引入为近代汉族传统男服提供了物质基础,丝织物名目愈加繁多,纹样题材包罗万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近代汉族传统男服面料也存在地域特色与差异。中原地区的面料独具匠心,纹样庄重大方;吴越地区纺织业最为发达,面料不胜枚举,纹样优美清雅。结合文献检索与实物面料统计数据,发现中原与吴越地区男服面料品类均以棉、丝织物为主,面料纹样存在稳重大气和优美婉曲的差异。（5）地域差异对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形制、色彩、面料产生的影响是由表及里的。中原地区山川秀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吴越地区地势低平,江河交错,气候温和,影响男性的审美观念和穿着方式。不同的文化造就了服饰审美的差异,中原地区在儒、道文化影响下呈现出古朴厚道、本分自守的“儒骨道风”,同时抵触变革,对待西方外来文化表现出龃龉难入的态度;崇文重教的吴越地区文化、经济发达,乐意尝新,对待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经济发展为男服提供物质保障,中原地区重农抑商,吴越地区重商轻农,不同的经济观念导致两地的经济状况差异显着,同时受到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原地区步履艰辛和吴越地区日新月异的纺织经济,进而形成传统质朴和时尚雅致的地域性男服差异。（6）围绕本真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条路径展开近代汉族传统男服的保护传承研究。针对微生物对博物馆藏品的危害,通过高效的静电纺丝工艺制备抗菌效率较高的新型Ti O2/GO/CA纳米纤维抗菌材料,对近代汉族传统男服进行本真性保护。结合现代时尚元素和先进织物整理技术,探索磁控溅射方法在制备具有红外屏蔽功能的棉服装面料上的应用,实现以创造新功能为主导的创造性转化。运用现代设计的手段,将近代汉族传统男服设计元素进行设计实践,引领当代传统服饰的创新性发展。

周丽威^[10]（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说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二、晚清时期的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清时期的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法政学人的国际法视野 ——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4）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四、晚清时期的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源（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民国法政学人的国际法视野 ——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为中心[D]. 张宁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3]近代中国教学思想的观念史考察[D]. 王枭.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清末民国骈文批评转型研究[D]. 武超. 辽宁大学, 2021(02)
• [5]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6]近代学制视野下高等艺术教育演进研究[D]. 路明.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7]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8]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近代中原与吴越地区汉族传统男服研究[D]. 贾蕾蕾. 江南大学, 2020(04)
• [10]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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