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适应财政体制改革 努力加强科研院所预算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韩凤芹,周孝[1]（2021）在《科研院所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的改革创新》文中研究说明过于僵化的绩效工资总量管理不仅限制了科研院所创新的动力、活力与能力,而且使得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科技创新政策难以有效落地,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当前,要发挥科研院所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应当适当放开绩效工资总量管理,让绩效名副其实。同时,应加快实施以绩效管理为主的宏观管理,建立供需相匹配的经费分配机制,推进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行以科技创新为目标的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结构,从制度上激发科研院所的创新动力与活力,真正夯实创新发展的微观基础。
刘洋[2]（2021）在《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文中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作为一种经济功能区,是我国学习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进行体制设计的产物。作为国家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的科技特区,高新区的发展,关键在于其管理体制。作为新旧体制碰撞与改革创新之结果的现行管理体制,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而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着高新区功能日益丰富完善,实现了承载的功能作用,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成为了—种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共生的经济、社会现象。但高新区现行管理体制也面临一些问题,存在着一些困境,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高新区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区已逐渐进入由“政策驱动”向“体制驱动”的转型期,正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迫切需要高新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中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管理体制转型,为高新区下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体制支撑。新时代,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已然在此背景下悄然发生。实践探索让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更加丰富多彩,一定程度也产生倒逼力量,引发我们的思索。而这种思索之逻辑起点是“为什么转”?就目前学术研究上的回应而言,要么聚焦于高新区的宏大叙事,要么沉迷于管理体制的细枝末节,却不能给我们系统而清晰的答案。因此,本文试图从新时代背景切入,框定高新区这一特殊对象,研析高新区管理体制,聚焦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弥补高新区管理体制研究中的缺憾。全文沿着“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脉络,围绕高新区管理体制这一特殊对象,确定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整体脉络设计,梳理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背景及沿革,研判高新区发展阶段,总结高新区特点。回答“为什么转?”的问题后,逻辑演绎的进程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转什么?”。通过对个案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描述分析和价值判断,发现可行性经验;通过对高新区和行政区管理体制的结构、功能、成效以及二者运行机制的深入对比、分析,结合案例研究得到一些启示;通过总结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就,分析存在的困境及成因,得到了“转什么?”的答案。在“怎么转?”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变量提取,确定转型的目标和内容,并从新时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层面建构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最终目标。本文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坚持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相结合,以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视角,用整体性政府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治理理论作为理论研究工具,深入分析我国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进行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管理体制存在的困境,探讨转型的目标、内容和路径,思路与方略,以期建立起—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反映高新区发展客观规律,符合高新区自身发展状况的管理体制,为我国高新区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蒋晓婷[3]（2020）在《科研院所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难点及对策探讨》文中提出现阶段,在全面预算管理改革背景下,各科研院所愈加认识到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预算绩效管理已逐渐成为科研院所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对预算管理的深入开展与不断完善有着重要价值,科研院所可以利用全面预算管理与绩效考核的优势互补,实现单位的战略发展目标。随着国家持续加大对科研发展投入财政资金的力度,科研院所作为财政资金的使用者,以及绩效管理的重要责任人,如何推进财政资金合理、合法和规范使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建立科学规范、富有实效、控制有力的预算管理制度,全面落实绩效管理制度,推进科研院所绩效管理改革已势在必行。
喻红玲,汤华娴[4]（2020）在《广东省科研院所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实践与思考》文中研究表明广东省《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管理改革的意见》（粤办发〔2018〕17号）的出台,是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总思想和具体要求,体现广东敢为人先,走在全国前列的新时代新作为。本文基于科研院所视角总结广东省在不断深化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具体做法与成效,围绕如何建立适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制度建言献策,可供国家或其他省份深化科研财政预算管理改革作参考。
杜海龙[5]（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提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贺佳[6]（2020）在《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科技决定国力,科技改变国运。在现代经济体系下,企业是一个国家的创新主体,而企业的创新能力主要体现为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得到了显着提高,在诸如高速铁路、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领域,中国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已经居于世界前列。然而,这些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上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高端芯片、光刻机、高端精密制造设备、航空发动机、精密数控机床等前沿高端技术的研发和装备制造方面,也表现在高新技术在企业生产的应用方面。基于科技投入的风险特征,为了促进企业加快科技竞争力的发展,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减税措施。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对提升企业科技竞争力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作用的程度如何?如何更加合理地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国家财政收支的一个重要因素,又需要注意怎样把握和其他财政政策相协调的关系?特别是面对目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和国内人口老龄化、城乡发展不平衡、民生需求持续高压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财政刚性支出增加、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赤字率攀升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如何让必要的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产生出更加有效的成果,这对于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对其他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亦具有参考价值。论文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计量分析法对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总体上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但是仍有部分优惠措施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此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可能造成非税收入的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和市场的分割。所以,应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以税收优惠法定、公平效率兼顾、循序渐进为原则,完善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辅之以相关的配套措施。主要内容和结论为:（1）理论分析。以税收调节理论、创新理论、外部效应理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等相关理论以依据,阐述了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提高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此外,还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在科技投入方面,利用预算约束线、等产量线、劳动供给曲线、劳动需求曲线的变动,发现税收优惠能够增加企业科技投入;在科技产出方面,以拉姆齐经济增长模型为框架,引入政府税收要素,通过数理推导,得出企业的平均税率与资本的边际产出的关系和企业的平均税率与劳动的边际产出的关系。可以看到,税收优惠能够增加企业科技产出。（2）评价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与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首先,从总体发展状况、整体实力、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支撑等方面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表明,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整体上已经取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诸如研发效率不高、地区之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其次,梳理了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照企业的生命周期对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梳理,得出的结果是: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中适合实证分析的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减按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同时,税收优惠政策呈现以税务规章为主、多元化、直接优惠多等特点。（3）实证分析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效应。利用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别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支撑、科技转化效率这四个方面,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效应。此外,在模型中引入特性变量,从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创新意愿、企业所在地理位置、企业金融约束这四个方面,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异质性对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从具体的效应来说,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科技投入的促进效应最强,然后依次为科技支撑促进效应、科技转化促进效应、科技产出促进效应。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措施来看,研发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的促进效应较强,减按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的促进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此外,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创新意愿强、东部地区、金融约束小的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4）阐述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种主动让渡,固然能够激励或保护受惠人更好地实施其正常的经济活动,从宏观上来说,也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社会长远的发展目标。但是,就某一特定时期而言,政府的减税措施必然会对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市场运行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还应当阐述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需要处理好与税收相关的其他经济问题。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固定效应静态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与非税收入、地方政府债务、公共支出效率、市场分割的关系。研究表明,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会促进非税收入的增长、地方政府债务的增加、公共支出效率的提升、市场分割程度的加剧。（5）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以税收优惠法定、效率与公平兼顾、循序渐进为原则,提出相关的具体建议,包括:加大研发加计扣除优惠力度、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异质性。同时,为了避免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经济方面的其他不利影响,提出了相关配套政策,包括: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加强地方债务管理、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效率、促进市场融合。论文的创新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机理,税收政策通过影响预算约束线、劳动供给曲线、劳动需求曲线的变动,得出税收优惠对企业科技投入的影响,以拉姆齐经济增长模型为框架,引入政府税收要素,通过数理推导,得出税收优惠对企业科技产出的影响;其二,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差异性,考虑了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在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创新意愿、所在地理位置、金融约束等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通过在模型中引入特征变量而体现的,并没有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其三,系统思考了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时所面临的其他经济问题,该项研究不仅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在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效应,同时还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政府的非税收入、地方政府债务、公共支出效率、市场分割的影响,有助于丰富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理论;其四,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参考以往的研究并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自身特点,构建了本文的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同时,使用熵权法对各个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
陈子晔[7]（2020）在《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测量与效能评估 ——基于2009-2018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文中提出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成为各个国家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中央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国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各省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2009年,苏州市开始建立以“姑苏人才计划”为主导的人才政策体系。政策协同能够反映政策体系的完善和匹配程度,良好的政策组合和协调机制能够发挥单一政策所不具备的政策优势,不同领域的政策研究表明:政策协同能够对政策效果提升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这对人才政策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为了精准、客观地评估人才政策体系对苏州市人才队伍建设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升人才政策的效果,本文从人才政策内容出发,以苏州市高层次人才规模、科技和经济产出数据为效能评估指标,对人才政策的协同度及协同效能进行量化分析。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编制人才政策量化标准表,对苏州市2009-2019年的政策文本量化赋值。首先,测量人才政策协同状况:测算并分析政策目标、措施、目标和措施之间的协同度高低;其次,评估人才政策协同效能:构建政策协同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量化模型,评估人才政策协同对提升引才成效的作用。研究发现:总体来说,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性良好,对提升引才成效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有助于苏州市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科技、经济的发展。但人才政策协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使得政策协同效能部分失效。深入分析引起上述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人才政策协同效能提升的优化路径。
金辉[8]（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邱国庆[9]（2020）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文中认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也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区域创新的重要性尤其凸显。因此,未来政府如何进一步增强区域创新活力成为学界和决策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制定创新战略和引领创新发展,塑造创新环境和提供创新服务,积极为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财税保障。可见,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具有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特征的中国财政分权制度能够深刻地影响政府行为决策。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加规范科学的制度平台,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不仅仅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激励。可见,财政分权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刺激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本辖区的经济发展。那么,创新活动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经济行为,是否会受财政分权制度的影响呢?然而,目前的已有研究文献却很少关注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鉴于此,研究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探究地方财政行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这一核心研究问题,通过对话相关理论、描述特征事实和实证检验,主要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等三个主要问题。本文的理论研究表明:（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模型表明,以财政分权制度为背景,经济相对分权对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创新政策效果具有负面影响,但政治相对集权弱化了经济分权的负面效应。（2）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行为构成约束和激励,地方财政行为波动成为影响区域创新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中,财政科技投入、科技事权划分、地方税收和土地财政成为影响区域创新效果的关键所在。（3）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导致了区域创新存在“竞优”效应,政府间会以相邻或周边地区创新水平为标尺展开“为创新而竞争”。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层面的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或随机面板计量模型、中介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财政分权激励机制确实改善了区域创新活动效果,且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表现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2）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强度低于门槛值时,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不显着,当财政分权强度跨越门槛值后,对区域创新产生显着地促进作用。（3）基于地方财政行为视角,财政分权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存在显着中介效应,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向地方下放创新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地方税收努力程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策略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遮掩效应”现象。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中、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显着。（4）区域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邻或者周边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创新集聚效应。东、中和西部地区创新也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沿海地区及部分中部地区处于“高—高”空间分布形式。然而,处于“低—高”和“低—低”区域的大部分是西北、西南及东北地区。（5）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导致了区域创新的“竞优”效应,会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应。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竞优”效应,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空间“逐底”现象。本研究对未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和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财政分权改革与区域创新发展可实现双赢。首先,推进区域创新的财政分权激励体制应围绕着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进行改革和优化。其次,区别于以往推进区域创新政策模式,新时期推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政策选择应引入财政治理的新思维,运用财政政策推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未来应重点扩大创新领域财政支出规模,完善科技“双向”分权体制,规范地方税收行为和约束扩张性土地出让行为的政策建议。最后,以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统筹财政与人才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和空间规划等方面,促使财政领域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共同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周平录[10]（2020）在《财政分权、政府补贴与区域创新绩效》文中研究指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持续4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不断得到提升。我国的高速增长离不开资本规模的积累与劳动力的密集投入。但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逐渐转换为更加依靠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的集约型增长模式。如何获取先进技术转向集约型增长,一个有效的途径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缩小,依赖国际资本的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先进技术的空间已缩窄,自主创新需求日益迫切。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首先需要明确影响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财政分权改革无疑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到创新活动。财政分权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自主权力,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其辖区的经济绩效。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继续发挥好财政分权的制度优势,以促进更加依靠自主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财政分权能否激励地方政府转变辖区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以及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地方政府运用何种手段扶持区域创新活动进而取得良好的创新绩效,就成为值得探讨的研究主题。基于此,本研究依据财政分权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对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考察,主要围绕以下逻辑展开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并得出相应的结论。首先,由于区域创新绩效在概念界定、测量指标、研究范围等方面的不一致,本研究通过构建区域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厘清了不同概念间的关系以及考察了区域创新绩效的动态变化。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绩效的现状。具体地,根据“量—质”关系及规律,将区域创新绩效划分为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两种类型。其中,广延边际是从创新“数量”角度对区域创新绩效所作的界定,包括追求知识积累的科研创新绩效与体现创新商业化程度的产品创新绩效,反映创新的规模存量;集约边际是从创新“质量”角度对区域创新绩效所作的界定,包括科研创新与产品创新互动的耦合创新绩效以及衡量投入产出比的区域创新效率,均能有效体现创新的边际增量提升。基于此概念模型,本研究对我国区域创新绩效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取得了良好的广延边际创新绩效,呈指数型增长趋势,整体处于较高水平;集约边际创新绩效存在异质性,部分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其中,耦合创新绩效整体处于优质耦合以下,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区域科研创新效率较高,而产品创新效率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其次,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本研究将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视为一种对区域创新而言有价值、稀缺、不可完全模仿和组织可利用的资源,检验了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分权或支出分权对广延边际科研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作用;收入分权对支出分权与广延边际创新绩效的关系不具有约束作用,即不支持“以收定支”假说;区域市场化程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区域科研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减弱,而其对区域产品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增强;财政分权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广延边际创新绩效的提升。再次,考虑到科研创新与产品创新互动耦合会产生区域创新绩效的边际增量。因此,本研究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各省区的财政分权、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平均影响、异质性影响以及政府研发补贴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或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作用,但对于产学研互动水平不同地区,财政分权或政府研发补贴的影响均存在异质性。与产学研高度互动地区相比,财政分权对创新耦合度低的地区影响更大;而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产学研互动程度的“最优区间”,即仅对产学研互动处于中等程度地区的影响显着为正。同时,政府研发补贴在财政分权与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此外,两者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阶段差异。最后,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有助于区域创新边际增量的产生。因此,本研究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横向税收竞争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我国现有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具有倒U型的曲线关系,即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过犹不及”效应;财政分权对横向税收竞争具有U型的曲线影响;横向税收竞争对区域科研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区域产品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横向税收竞争在财政分权与区域科研创新效率的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而其在财政分权与区域产品创新效率的关系中发挥遮掩效应。分地区看,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着;其对中部地区的科研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产品创新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而其对西部地区的创新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考虑到我国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机制,处于换届周期年份,横向税收竞争对区域科研创新效率抑制作用更强。本研究论证了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补贴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并将区域创新绩效划分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两种类型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基于资源基础理论重新认识了财政分权所给予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在区域创新活动中的重要资源价值,通过对公共部门创新行为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边界;（2）构建区域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有利于深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认识,也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3）财政分权既有正向作用,又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区域创新中财政分权作用的全面考察,有利于探索中央与地方之间最优的财政分权模式,以及明确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从而对财政分权理论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进行有益的补充。
二、适应财政体制改革 努力加强科研院所预算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适应财政体制改革 努力加强科研院所预算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科研院所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的改革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的产生、发展与挑战 |
| （一）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
| （二）科研院所绩效工资总量管理面临的挑战 |
| 三、绩效工资总量管理妨碍科技创新的表现 |
| （一）削弱科研人员创新动力 |
| （二）限制科研院所创新能力 |
| （三）抑制科研院所创新活力 |
| 四、绩效工资总量管理妨碍科技创新的症结 |
| （一）绩效工资总量管理过于僵化 |
| （二）科研院所自主权不足 |
| （三）科研院所功能定位不明 |
| （四）行政管理体制约束过多 |
| 五、深化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
| （一）实施以绩效管理为主的宏观管理 |
| （二）优化调整财政科研经费分配机制 |
| （三）推进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 （四）实行以创新为目标的科研院所法人治理结构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个案价值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创新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本研究基本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解读 |
| 一、新时代 |
| 二、高新区 |
| 三、管理体制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 |
| 一、整体性政府理论 |
| 二、政府职能理论 |
| 三、治理理论 |
| 第三节 逻辑建构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动因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目标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策略 |
| 四、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重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况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高新区设立 |
| 一、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
| 二、高新区设立背景分析 |
| 三、我国高新区的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高新区沿革 |
| 一、探索初创期(1988-2000) |
| 二、巩固提升期(2001-2012) |
| 三、转型发展期(2013年至今) |
| 第三节 比照 |
| 一、国外高新区管理体制及特点 |
| 二、我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
| 三、研究启示 |
| 第三章 个案研究: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 |
| 第一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及现行管理体制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概况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现状及特点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下取得的成就 |
| 第二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异同分析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国家高新区的共同点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与一般高新区的差异性 |
| 第三节 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探索及其价值 |
| 一、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的转型之路 |
| 二、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方式创新 |
| 三、常州国家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价值 |
| 第四章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二节 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 |
| 一、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模式比较 |
| 二、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的特点解读 |
| 三、高新区与行政区运行机制比较的启示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的成效、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高新区管理体制取得的成效 |
| 二、高新区管理体制面临的困境 |
| 三、高新区管理体制困境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目标及内容 |
| 第一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影响管理体制转型的变量提取 |
| 第二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目标确立 |
| 一、动力:高新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
| 二、方向:高新区行政区管理体制二合一 |
| 三、目标:建立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内容落定 |
| 一、功能优化 |
| 二、职能转变 |
| 三、权力重构 |
| 四、机构改革 |
| 第六章 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转型目标 |
| 一、紧扣为民宗旨,实现终极目标 |
| 二、瞄准时代战略,提升功能定位 |
| 三、立足自身职能,加强兼收并蓄 |
| 第二节 转型策略 |
| 一、上下结合的“渐进式”转型 |
| 二、政社合作的“包容性”放权 |
| 三、社会治理的“开放型”共建 |
| 第三节 转型保障 |
| 一、“法治型”高新区建设的有效实施 |
| 二、“大部制”高新区改革的有序推进 |
| 三、“合作式”府际关系的有力构建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3）科研院所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难点及对策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科研院所预算绩效管理现状 |
| 1.1 预算绩效管理意识薄弱 |
| 1.2 预算编制无法充分体现绩效考核目标 |
| 1.3 预算执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
| 1.4 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未遵循全面性原则 |
| 1.5 预算绩效评价指标和结果滞后 |
| 2 科研院所预算绩效管理中的难点 |
| 2.1 预算指标设置的问题 |
| 2.2 预算考核工作中的问题 |
| 2.3 预算考核结果应用的问题 |
| 2.4 预算考核信息化建设的问题 |
| 3 完善科研院所预算管理绩效考核的有效对策 |
| 3.1 转变观念，切实提高预算绩效考核意识 |
| 3.2 狠抓预算编制工作，充分体现绩效管理目标 |
| 3.3 加强对科研院所预算管理绩效考核的监督 |
| 3.4 科学设置绩效考核指标，健全考核指标体系 |
| 4 结束语 |
（4）广东省科研院所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背景 |
| 二、广东省深化财政预算改革的做法与成效 |
| （一）实践预算管理新理念 |
| （二）加强预算执行管理 |
| 1. 不断改善预算执行环境 |
| 2. 简政放权，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
| 3. 加强预算执行监管 |
| （三）全面实施预算绩效考核及公开机制 |
| （四）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
| （五）加强预算单位内部控制管理 |
| 1. 完善制度建设 |
| 2. 加强信息化建设 |
| （六）推进政府会计制度建设 |
| 三、进一步深化省级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工作的建议 |
| （一）加强宣传，进一步落实单位主体责任 |
| （二）完善工作机制 |
| 1. 加强财政绩效评价应用 |
| 2. 进一步完善政府会计准则制度配套措施 |
| 3. 扎实会计基础工作 |
|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 |
| （四）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改革相关内容 |
| 1. 精简预算执行进度报告频率 |
| 2. 进一步优化核算监管考核指标 |
（5）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6）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减税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
| 2.1.2 减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
| 2.1.3 减税政策促进科技竞争力提升的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减税政策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研究 |
| 2.2.2 提升创新能力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 |
| 2.2.3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 |
| 2.2.4 科技竞争力评价体系的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研究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 |
| 3.1 相关概念 |
| 3.1.1 税收优惠 |
| 3.1.2 高新技术产业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税收调节理论 |
| 3.2.2 创新理论 |
| 3.2.3 外部效应理论 |
| 3.2.4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 |
| 3.3 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机理 |
| 3.3.1 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投入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3.2 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产出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3.3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现状评价 |
| 4.1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发展状况 |
| 4.1.1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历程 |
| 4.1.2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结构 |
| 4.1.3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规模 |
| 4.1.4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
| 4.2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整体实力评价 |
| 4.2.1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状况 |
| 4.2.2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状况 |
| 4.3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投入的现状评价 |
| 4.3.1 中国高新技术研发经费投入 |
| 4.3.2 中国科研人员队伍 |
| 4.4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产出的现状评价 |
| 4.4.1 专利申请数量 |
| 4.4.2 产品产值 |
| 4.5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支撑评价 |
| 4.5.1 固定资产投入 |
| 4.5.2 高新技术研究平台 |
| 4.6 支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及特点 |
| 4.6.1 企业初创期的税收优惠政策 |
| 4.6.2 企业成长期的税收优惠政策 |
| 4.6.3 企业成熟期的税收优惠政策 |
| 4.6.4 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特点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税收优惠政策提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实证分析 |
| 5.1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及权重计算 |
| 5.1.1 评价指标的确定 |
| 5.1.2 指标权重的计算 |
| 5.2 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投入效应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2.2 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问题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4 稳健性分析 |
| 5.3 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产出效应分析 |
| 5.3.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3.2 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问题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4 稳健性分析 |
| 5.4 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支撑效应分析 |
| 5.4.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4.2 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问题 |
| 5.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4 稳健性分析 |
| 5.5 税收优惠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转化效率的效应分析 |
| 5.5.1 科技转化效率的计算 |
| 5.5.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 5.5.3 数据来源、描述性统计与多重共线性问题 |
| 5.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5 稳健性分析 |
| 5.6 实证分析主要结论的汇总 |
| 5.6.1 对科技竞争力的效应汇总 |
| 5.6.2 高新技术企业特性对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影响汇总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
| 6.1 减税与非税收入的关系 |
| 6.1.1 减税与非税收入的变化 |
| 6.1.2 构建模型、变量解释、描述性统计 |
| 6.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1.4 小结 |
| 6.2 减税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 |
| 6.2.1 减税对政府债务形成的影响 |
| 6.2.2 政府债务的规模及风险 |
| 6.2.3 模型构建、变量解释、数据说明 |
| 6.2.4 实证分析 |
| 6.2.5 小结 |
| 6.3 减税与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关系 |
| 6.3.1 减税对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影响 |
| 6.3.2 政府公共支出效率的现状 |
| 6.3.3 模型构建、变量解释与数据说明 |
| 6.3.4 实证分析 |
| 6.3.5 小结 |
| 6.4 减税与市场分割的关系 |
| 6.4.1 减税对市场分割形成的影响 |
| 6.4.2 市场分割的现状 |
| 6.4.3 模型构建、变量解释与数据说明 |
| 6.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5 小结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基本结论 |
| 7.1.1 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提升 |
| 7.1.2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并不十分理想 |
| 7.1.3 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具有差异性 |
| 7.1.4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会导致非税收入提高 |
| 7.1.5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增加 |
| 7.1.6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会导致政府公共支出效率提升 |
| 7.1.7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会导致市场分割问题加剧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总体目标与原则 |
| 7.2.2 加大研发加计扣除优惠力度 |
| 7.2.3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 |
| 7.2.4 考虑高新技术企业的异质性 |
| 7.2.5 加强非税收入管理 |
| 7.2.6 加强地方债务管理 |
| 7.2.7 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效率 |
| 7.2.8 促进市场融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测量与效能评估 ——基于2009-2018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人才政策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政策协同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于人才政策协同的相关研究 |
| 四、研究内容和技术路径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技术路径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德尔菲法 |
| (三) 实证分析法 |
| 六、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人才政策 |
| (二) 政策协同 |
| (三) 人才政策协同效能 |
| 二、理论基础 |
| (一) 人力资本理论 |
| (二) 人才流动理论 |
| (三) 公共政策评估理论 |
| 第二章 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的测量 |
| 一、苏州市人才政策的量化与协同度计算 |
| (一) 人才政策的量化 |
| (二) 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的基本假设 |
| (三) 苏州市人才政策文本数据来源 |
| (四) 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度计算 |
| 二、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状况 |
| (一) 政策目标协同水平 |
| (二) 政策措施协同水平 |
| (三) 政策目标与措施协同水平 |
| 第三章 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的效能评估 |
| 一、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的效能评估模型 |
| (一)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二) 评估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三) 宏观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
| (四) 模型的构建 |
| 二、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效能状况 |
| (一) 政策目标协同的效能 |
| (二) 政策措施协同的效能 |
| (三) 政策目标与措施协同的效能 |
| 第四章 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效能部分失效的原因 |
| 一、人才政策目标定位缺少长远性、全局性 |
| 二、人才政策内容盲目模仿,部分条款与本地区的实际脱钩 |
| 三、人才政策措施落地执行的基础不夯实 |
| (一) 人才培训和管理工作难度大,导致相应政策措施不够具体 |
| (二) “软福利”措施众口难调,导致配套政策措施不够完善 |
| (三) 科研经费使用成本过高,优惠措施反成掣肘 |
| 四、人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缺乏评估,政策调整滞后 |
| 第五章 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效能提升的优化路径 |
| 一、推进人才政策目标措施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 |
| (一) 拓展思路创新模式,加强人才培训和管理工作 |
| (二) 完善人才服务保障机制,提高政策措施的丰富性 |
| (三) 加强多元主体协作,打造人才政策新格局 |
| 二、建立人才政策落地的配套机制,以有效助推政策目标实现 |
| (一) 科学设定绩效考核指标,发挥管理机制的激励作用 |
| (二) 优化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使优惠措施切实发挥服务效能 |
| (三) 改进住房补助措施,使其发挥应有的保障和激励功能 |
| 三、完善人才政策评估机制,不断加强苏州市引才成效 |
| (一) 创新人才政策评估方式,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
| (二) 引入多元政策评估者,提高人才政策评估全面性 |
| (三) 理性认识地方政府间人才竞争,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期间学术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8）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
| 2.1.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1.3 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
| 2.2.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3 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财政分权 |
| 3.1.2 中国财政分权 |
| 3.1.3 区域创新效应 |
| 3.1.4 政府行为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公共品理论 |
| 3.2.2 外部性理论 |
| 3.2.3 公共选择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3.3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直接效应假说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 |
| 3.3.3 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
| 3.4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假说 |
| 3.4.1 财政科技投入与区域创新 |
| 3.4.2 科技事权划分与区域创新 |
| 3.4.3 地方税收与区域创新 |
| 3.4.4 土地财政与区域创新 |
| 3.5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假说 |
| 3.5.1 基本假设 |
| 3.5.2 理论模型建立 |
| 3.5.3 理论模型推导 |
| 3.5.4 理论模型结论 |
| 3.6 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现状考察 |
| 4.1 财政分权的现状考察 |
| 4.1.1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历程 |
| 4.1.2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演变的基本特点 |
| 4.1.3 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状况 |
| 4.2 创新水平的现状考察 |
| 4.2.1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历程 |
| 4.2.2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
| 4.2.3 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状况 |
| 4.3 政府财政行为的现状考察 |
| 4.3.1 财政科技投入规模状况 |
| 4.3.2 科技事权划分状况 |
| 4.3.3 宏观税负水平状况 |
| 4.3.4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状况 |
| 4.4 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直接效应 |
| 5.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5.2.1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2 分地区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基于收支自主权指标检验 |
| 5.3.2 基于税收分成率指标检验 |
| 5.3.3 基于市场化进程指标检验 |
| 5.3.4 基于专利强度指标检验 |
| 5.3.5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检验 |
| 5.3.6 基于分时间段检验 |
| 5.4 扩展性讨论:门槛效应检验 |
| 5.4.1 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门槛值估计及区间划分 |
| 5.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4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5.5 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 |
| 6.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选取 |
| 6.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6.2.1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2 分地区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基于专利强度指标检验 |
| 6.3.2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6.4 小结 |
| 第7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 |
| 7.1 方法与模型 |
| 7.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 7.1.3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 |
| 7.2 空间权重矩阵设计 |
| 7.2.1 邻接权重矩阵 |
| 7.2.2 经济权重矩阵 |
| 7.2.3 距离权重矩阵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 7.3.2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
| 7.3.3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基于创新产品转化指标检验 |
| 7.4.2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7.5 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理论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2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分权改革方向 |
| 8.2.2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政策选择 |
| 8.2.3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与其他配合改革 |
| 8.3 未来的扩展性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财政分权、政府补贴与区域创新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问题 |
| 1.2.1 总体思路 |
| 1.2.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财政分权理论 |
| 2.1.2 资源基础理论 |
| 2.1.3 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2.2 关键概念界定 |
| 2.2.1 财政分权的内涵 |
| 2.2.2 政府创新补贴的内涵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区域创新绩效的研究 |
| 2.3.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
| 2.3.3 政府补贴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
| 2.3.4 财政分权与政府补贴关系研究 |
| 2.3.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区域创新绩效概念模型及我国创新现状分析 |
| 3.1 区域创新绩效概念模型 |
| 3.2 广延边际创新绩效现状 |
| 3.2.1 全国层面创新现状 |
| 3.2.2 区域层面创新现状 |
| 3.3 集约边际创新绩效现状 |
| 3.3.1 耦合创新绩效的测算及分析 |
| 3.3.2 创新效率的测算及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创新绩效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区域创新绩效 |
| 4.1.2 收入分权的调节作用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 |
| 4.3.1 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科研创新绩效 |
| 4.3.2 财政分权与广延边际产品创新绩效 |
| 4.3.3 收入分权的调节作用 |
| 4.3.4 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创新强度的影响 |
| 4.4.2 内生性的讨论 |
| 4.4.3 考虑创新价值链因素 |
| 4.4.4 分地区比较 |
| 4.4.5 分阶段比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5章 财政分权、政府研发补贴与区域耦合创新绩效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1 财政分权与区域耦合创新绩效 |
| 5.1.2 政府研发补贴与区域耦合创新绩效 |
| 5.1.3 政府研发补贴的中介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实证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测量 |
| 5.2.3 数据来源 |
| 5.2.4 研究方法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财政分权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3.2 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耦合创新绩效的影响 |
| 5.3.3 中介作用检验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分地区比较 |
| 5.4.2 分阶段比较 |
| 5.4.3 替换财政分权指标 |
| 5.4.4 内生性检验 |
| 5.5 本章小节 |
| 第6章 财政分权、横向税收竞争与区域创新效率 |
| 6.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效率 |
| 6.1.2 横向税收竞争的中介作用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测量 |
| 6.2.3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4 研究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适应财政体制改革 努力加强科研院所预算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科研院所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的改革创新[J]. 韩凤芹,周孝. 行政管理改革, 2021(07)
- [2]新时代高新区管理体制转型研究 ——基于对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的分析[D]. 刘洋. 苏州大学, 2021(07)
- [3]科研院所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难点及对策探讨[J]. 蒋晓婷. 当代会计, 2020(24)
- [4]广东省科研院所财政预算管理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 喻红玲,汤华娴. 财政科学, 2020(12)
- [5]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6]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科技竞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D]. 贺佳. 河北大学, 2020(02)
- [7]苏州市人才政策协同：测量与效能评估 ——基于2009-2018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D]. 陈子晔. 苏州大学, 2020(03)
- [8]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9]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D]. 邱国庆. 辽宁大学, 2020(08)
- [10]财政分权、政府补贴与区域创新绩效[D]. 周平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