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11月畜产品及饲料集市价格（论文文献综述）
郭卫东,程安,李国景[1]（2021）在《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回顾及未来展望》文中研究指明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在党和国家的统筹规划与坚强领导下,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在服务国家农业农村发展战略、促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全面梳理总结党和国家领导下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产生、发展与演变过程,基于当前已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深入剖析其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对新时期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方向进行研判和探讨,从而为农产品期货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发展,深化流通领域改革提供理论思考和经验借鉴。
陈斌[2]（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研究表明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郭婧驰,张明源[3]（2021）在《经济政策稳定性对我国生猪产业链价格的影响》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强烈,"肉贱伤农,价高伤民"等情况时有发生。经济政策是造成我国生猪产业链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选取2005—2019年全国生猪产业链价格的月度数据及经济政策稳定性指数,运用TVP-VAR模型实证研究经济政策稳定性对生猪产业链各环节价格的冲击传导机制及各环节价格的响应特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稳定性变动对生猪产业链价格的冲击强烈且持续性较强,其对生猪产业链各环节价格的冲击在强度、方向和持续期上呈现差异性;经济政策稳定性变动对生猪上游产业链价格和中下游产业链价格的冲击具有非对称性,生猪中下游产业链价格受到负向冲击的强度大于上游产业链,受到正向冲击的强度小于上游产业链,揭示了生猪产业链各环节承担风险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特征;在经济政策稳定性指数波动期的波峰时点,经济政策稳定性变差会对生猪产业链各环节的价格迅速造成负向冲击。因此,应采取措施预防和缓释经济政策稳定性变动对生猪产业链的影响,引导产业链各主体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趋向合理化,长效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王倩倩[4]（2020）在《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居民饮食结构的优化,牛奶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受到了全民的关注。基于奶业的重要地位,中国政府对奶业战略地位进行了明确,提出“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或缺的产业,是食品安全的代表性产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和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作为奶产业链的上游产业,原料奶产业的发展是保障整个产业顺利运行的基础。然而,近年来中国原料奶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价格的大幅波动成为突出问题。在中国原料奶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中国奶农作为弱势一方承担着较大的价格与市场风险,各地区频发的“倒奶杀牛”事件折射出奶农之痛。基于此背景下,本研究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重点提出并回答了以下问题: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具有哪些显性与隐性特征?通过垂直与空间传导如何影响原料奶价格波动?有哪些可以平抑原料奶价格波动的途径与实践?通过机理与实证结合,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第一,首先采用季节调整与滤波法对中国原料奶价格的波动进行分解,结果发现,中国原料奶价格季节性波动特征明显;样本期内出现了两次不规则的剧烈波动;从2007年以来,原料奶价格呈上升趋势,并于2014年中旬达到最高值,随后开始缓慢下降逐渐趋向稳定;样本期间中国原料奶价格可分为四个完整的周期。其次使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类模型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原料奶价格波动具有显着的集簇性;原料奶价格波动具有成本推进型特征,牛肉的价格收益率的提高则能显着地降低原料奶价格波动;原料奶价格波动不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征;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原料奶价格波动没有显着的非对称性。第二,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考察了产业链上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与牛奶价格波动的垂直传导关系,研究发现,下游牛奶价格波动是上游原料奶价格波动的原因,但上游原料奶价格波动却不是下游牛奶价格波动的原因,中国奶产业链农场到零售价格波动垂直传导存在着方向的非对称性;利用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对非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样本区间内变量关系并未发生显着的非线性变动。第三,利用多变量GARCH模型即BEKK-GARCH模型,研究了开放背景下国际奶粉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原料奶市场波动的空间传导,即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乳制品贸易（GDT）全脂奶粉市场与中国原料奶市场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具体来说,GDT全脂奶粉对中国原料奶存在ARCH型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且中国原料奶对GDT全脂奶粉存在着GARCH型的波动溢出效应;但GDT脱脂奶粉市场与中国原料奶市场间仅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即GDT脱脂奶粉对中国原料奶市场存在着GARCH型的波动溢出效应,但中国原料奶市场的不存在向GDT脱脂奶粉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第四,基于养殖规模化的视角,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不同的养殖规模化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作用效果,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原料奶波动相关变量的条件下,存栏量100～199头的小型养殖规模化水平的提升能显着地减少原料奶价格波动,从而促进原料奶价格的稳定;存栏量200～499头中型养殖规模化在平抑原料奶价格波动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显着;存栏量500头以上大型养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反而加剧了原料奶价格的波动。第五,对上海市、黑龙江省、山东省与河北省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从发展的历程、价格的产生、经验与特点三个方面开展论述。从整体上来看,四个省（市）都建立了完善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尽管在实践中的发展演化、运行机制等存在着差异,但建立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稳定各区域的原料奶市场供给,是对维护奶农利益、平抑原料奶价格波动的有益探索与实践。但是在现实操作中,仍然存在着协调性不足、监督约束力弱等问题,未来需要政策的进一步保障。本文以现实问题为背景,深入剖析了中国原料奶的价格波动,主要的创新点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方面,本研究从显性特征与隐性特征双视角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规律与特征进行了探讨;本研究将进口乳制品划分为短缺消费型与价差替代型,并指出对原料奶产业影响最大与最直接的是价差替代型的乳制品;在对平抑原料奶价格波动方面,本研究从规模养殖化的视角揭示出能够平抑价格波动的养殖规模,为中国政府在养殖规模方面的扶持政策转变提供依据与参考。（2）在研究内容方面,为了全面把握国内外市场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影响,本研究在原料奶价格波动传导中将产业链的垂直传导与国外市场的空间传导两个方面都纳入研究系统中,综合判断出影响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国内外因素与动因。（3）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利用月度、周度等高频观测数据构建出了包括周度、双周、月度及年度多类型、多层次的研究数据对原料奶价格波动展开了多维度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此外,对GARCH类模型进行扩展,更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的隐性特征。
李永娜[5]（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孔繁陈[6]（2020）在《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甘南地区历史悠久,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独特的地形和天然的水草资源,就决定了居住于甘南境内的人们世代依靠草地,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与畜牧业息息相关,一年四季跟随牛羊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同时甘南地区受地理因素制约,交通不便,畜牧业发展始终徘徊不前,只有马匹养殖随战事而兴衰。民国初期,受清代鸦片战争影响,西方列强涌入内地,掠夺原材料,本地区羊毛、羊皮等畜产品开始大量输出。但受当地政教合一制度和土司制度的影响,绝大多数资源都掌握在寺院、部落头人和土司衙门手中,牧民拥有极少数的畜牧资源,畜产品生产停留在自给自足阶段,生产方式也停留在原始阶段。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经济中心的转移,西部地区得到开发,实施了一系列畜牧业现代化措施,包括畜种改良、畜疫防治和畜产品开发等方面得到了极大进步,甘南地区畜牧业也由原始的粗放形式初步迈入科学化、现代化的进程,是解放前甘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这样的变革过程是被迫的,且不被资源所有者所接受,缺乏一个长效的计划,开发中还引来诸多问题和矛盾,又受当地社会环境等因素制约,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甘南畜牧业的发展。
袁亚丽[7]（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李攀[8]（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赵雅鑫[9]（2019）在《集体化时期石家庄家畜养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破坏、资源匮乏等因素导致了农村家畜数量的减少与缺乏。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家畜养殖形势严峻,为恢复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国家着重发展农村家畜养殖以助推工农业生产。石家庄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建立完善畜牧组织,改善家畜繁殖、防疫等条件,推动农村家畜养殖的发展。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影响了家畜养殖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家畜养殖集体化的要求与农村资源匮乏以及饲养经验不足之间的矛盾,基层执行中的冒进情绪及强迫命令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石家庄家畜养殖的“非正常化发展”,出现基层家畜养殖实践与国家治理逻辑不同步的现象。基于此,国家不断调整并落实家畜养殖政策,促使其进入良性发展。70年代,家畜养殖发展逐渐回稳,但深受革命化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阶段特征。在石家庄家畜养殖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农民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产生了不同于上层制度安排的家畜养殖实践,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推动了国家农村经济治理政策及方式的调整与优化,从而促进家畜饲养、使役制度的不断完善与畜牧技术的发展,这推动了家畜养殖自身结构化的转变。同时,国家借助农民家畜养殖这一日常生活场景,在农村中建构并传播国家意志,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农民的思想及行为,增强其政治认同感。在这“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相调适的过程中,农村经济革新得以实现。
刘利[10]（2019）在《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文中认为农业既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产业,也是一个国家的弱质性产业,因此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均对农业实施了不同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部署对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体部署内容则通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外公布,文件重点强调了要加速建立我国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体系。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养殖户收入持续增长、促进畜牧业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强对畜牧业的支持与保护符合我国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符合我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重中之重”战略的要求,对于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意义重大,有利于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养殖户收入、改善养殖户生活、维护农村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支持水平及效应评价。主要内容为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立足于中国畜牧业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并整合畜牧业及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整体发展过程,在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内涵与衡量方法进行比较选择的基础上,采用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2001年-2016年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并从养殖户增收、产量增长、环境影响、结构调整方面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效应评价。与此同时,本文立足于养殖户微观视角,通过调研的方式对畜牧业支持政策中的典型政策展开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并给出对策建议,以便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上述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畜牧业发展,并将其分为:畜牧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发展时期;中国畜牧业发展的迅速增长时期;畜牧业提质增效、结构调整时期;以及以环保为重点的全面转型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畜牧业结构的变动与畜牧业总量的变动展开分析,得出了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稳步上升的论断,主要畜产品供给结构趋于合理,生产模式由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变。通过对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分析得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猪生产带,其地域特征为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产区,逐步向南北两侧扩散;形成了两条完整的肉牛生产带,主要包括中原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形成了三条完整的羊肉生产带,主要包括西北牧区、中原牧区和西南牧区;肉禽生产带以东部省份为主,蛋禽生产带则以中原省份为主;奶业优势生产带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华北及京津沪等城市郊区。通过对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的分析,从历史发展和时间序列的角度看,我国畜牧业经营主体由上世纪初的农户家庭的副业形态,分离出畜牧专业户,再到现在的专业化畜牧业公司。2.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2007年起,我国加大了通过实施市场价格支持和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畜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最后,总结了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一是畜牧业政策阶段性目标差异性强,政策目标趋向于多元化;二是在对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演变梳理中发现,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本质是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利益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利益分配的过程。3.通过对畜牧业支持政策衡量方法比较选择得知,WTO方法仅能够作为一种用于谈判的工具,而OECD农业支持水平的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包含国内和边境的农业支持政策,其测算农业支持水平目的则在于进行政策评价、政策分析和政策解读。因此,利用这一方法可以更好地测算、评估国家全部的农业政策,它的作用既能够进行国际间对比,又能够帮助国家农业政策展开评价与分析,对于提升政策效率意义重大。基于这一客观事实,本文采用了OECD评估方法来对我国畜牧业的支持水平进行评估。基于OECD农业支持水平测度模型,对我国2001年-2016年以来畜牧业支持政策进行分类和支持水平进行测度,发现有以下几点特征:一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总体来看,2001年-2016年我国畜牧业支持总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可分为两个阶段,在2001年至2006年之间,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水平较低,对畜牧业支持力度非常小;自2007年起,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及畜牧业支持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快速提高。二是从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结构来看,生产者支持占比始终较大,进一步细分得知,在生产者支持内部构成中,生产预算支持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相较于生产预算支持,市场价格支持的贡献更大。三是从不同种类畜产品支持水平来看,各项畜产品在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猪肉、牛肉、羊肉、羊绒的支持水平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禽肉和牛奶的支持水平却存在相对较大的波动。禽蛋和羊毛的支持水平多数年份基本为负值,且禽蛋的支持水平负值较多,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造成上述三种特征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边境保护政策作用,二是国内饲料粮价值转移,三是受疫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导致的畜产品价格波动。4.本研究对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展开了探索。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了解到我国农牧民的牧业收入与我国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存在同方向变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则会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但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农牧民收入增长效果较弱。我国畜牧业总产值与财政对畜牧业的支出总量之间也存在同方向的变动关系,也就是说增加对畜牧业的财政支持能够推动生产的增加。然而,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牧业总产值相对增长效果同样较弱。另外,我国畜牧业支持政策有利于污染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合理性,加强畜牧业支持力度能够起到对排污增量的抑制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畜牧业支持政策是畜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肉牛产业发展的政策,同时促进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和畜产结构组成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畜牧养殖”示范工程的推广在肉牛产业以及拥有秸秆饲料优势的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发展比较好,但是畜种结构选取的是全国的数据,畜种结构的改变在各个区域并不均衡。同时本研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间范围在2001年-2016年,在此阶段畜牧业结构的调整相对放缓,畜牧业支持增加所能够引起的畜种结构变化作用较弱。5.从养殖户微观维度出发,在吉林省生猪养殖户调研访问的基础上,从养殖户对政策认识程度、满意程度,并深入了解总结养殖户不满意的原因,对生猪养殖支持政策进行评价。结合养殖户调研访问结果,对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实施中影响养殖户满意的因素,即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资金补助为主要方式的生猪养殖支持政策,多数没有侧重点,基本上对大多数养殖户具有普惠性,尤其是生猪疫病防控类政策,一旦发生疫病,相较于散养户,大规模养殖户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而政策并没有因为养殖户风险的大小而有所差别。二是规模化养殖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方面,补贴方式以资金为主,缺乏技术扶持、疫病防控的指导,方式单一;另一方面,补助领域为养殖生产环节,不能满足养殖户对销售、管理经营等方面需求。三是宏观调控中的生猪生产和市场信息预警监测机制存在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养殖户认知程度不高;以及该机制对市场信息的预测不全面,对养殖户的生产安排没有起到实际应有的作用的问题。四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门槛高、审核程序复杂、申请周期长、资金发放过程存在程序繁琐的通病。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以及畜牧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提出政策建议:改善对畜牧业支持资金的使用方式、建立健全畜产品价格监测和市场信息预警机制、构建全国性畜牧业政策保险大灾准备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框架、进一步完善畜牧业生态保护政策,推动畜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提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健康养殖、提高畜牧业生产技术水平、增强养殖场疫病防控能力、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建设、发展现代草地畜牧业、支持牧区畜牧良种推广为我国畜牧业未来支持政策的重点。
二、2003年11月畜产品及饲料集市价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11月畜产品及饲料集市价格（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回顾及未来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回顾 |
| （一）准备阶段（1987—1989年） |
| （二）初创与治理整顿阶段（1990—2000年） |
| （三）规范发展阶段（2001—2013年） |
| （四）创新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 |
| 三、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产生发展的内在逻辑 |
| （一）农村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商品流通体系 |
| （二）价格体制改革，要求建立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 |
| （三）所有制改革，促使各类企业的避险需求激增 |
| （四）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
|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
| （一）农产品期货国际化水平偏低 |
| （二）农产品期货的整体交易规模遇到瓶颈 |
| （三）部分农产品期货的功能发挥不够 |
| （四）农产品期货上市品种结构仍不完善 |
| （五）多层次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形成 |
| 五、未来展望 |
| （一）多条战线共同发力，加快期货市场国际化步伐 |
| （二）加大政策宣传和支持力度，培育和引进更多市场参与主体 |
| （三）持续推进农产品期货服务“三农”发展，提升期货市场的服务功能 |
| （四）完善上市退市制度，丰富农产品期货品种结构 |
| （五）扩充农产品衍生品链条，满足投资产品多样化需求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3）经济政策稳定性对我国生猪产业链价格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回顾 |
| (一)随机因素对生猪价格或猪肉价格的影响研究 |
| (二)随机因素对生猪产业链价格的影响研究 |
|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
| 四、经济政策稳定性影响分析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时变冲击响应函数分析 |
| (三)传导机制分析 |
| 五、结论与建议 |
（4）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主要的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主要的不足 |
| 1.6 分析框架 |
| 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原料奶产业相关概念 |
| 2.1.2 价格波动的度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供给需求理论 |
| 2.2.2 蛛网模型理论 |
| 2.2.3 理性预期理论 |
| 2.2.4 市场失灵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的研究 |
| 2.3.2 农产品价格波动驱动的研究 |
| 2.3.3 农产品价格波动传导的研究 |
| 2.3.4 文献评述 |
| 3 中国原料奶产业发展概况与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
| 3.1 中国原料奶产业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原料奶产业的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原料奶生产面临的主要挑战 |
| 3.2 原料奶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
| 3.2.1 国内供给因素 |
| 3.2.2 市场需求因素 |
| 3.2.3 国际贸易因素 |
| 3.2.4 制度性因素 |
| 3.2.5 突发事件因素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规律与特征分析 |
| 4.1 引言 |
| 4.2 基于分解法的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规律分析 |
| 4.2.1 Census X13 季节调整方法 |
| 4.2.2 H-P滤波法 |
| 4.3 基于GARCH类模型的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
| 4.3.1 理论适用性与模型介绍 |
| 4.3.2 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 |
| 4.3.3 模型构建与诊断性检验 |
| 4.3.4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产业链利益分配格局下的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传导 |
| 5.1 引言 |
| 5.2 概念界定与机理分析 |
| 5.2.1 价格波动传导的界定 |
| 5.2.2 中国原料奶与乳制品价格波动传导的机理分析 |
| 5.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数据说明 |
| 5.4 模型估计与非线性检验 |
| 5.4.1 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
| 5.4.2 门限非线性检验 |
| 5.5 结果与讨论 |
| 5.5.1 农场到零售价格波动的非对称传导 |
| 5.5.2 非对称性的原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开放背景下的国际市场对中国原料奶市场波动溢出效应 |
| 6.1 引言 |
| 6.2 贸易结构与作用机理 |
| 6.2.1 中国奶粉进口贸易结构 |
| 6.2.2 国际奶粉对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溢出作用机理 |
| 6.3 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3.1 BEKK-GARCH模型 |
| 6.3.2 数据说明 |
| 6.4 模型构建与检验 |
| 6.4.1 条件均值方程的确定 |
| 6.4.2 ARCH效应检验 |
| 6.5 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平抑效应:基于养殖规模化的视角 |
| 7.1 引言 |
| 7.2 结构演化与作用机理 |
| 7.2.1 中国奶牛养殖规模结构演化 |
| 7.2.2 不同养殖规模化对原料奶价格波动的作用机理分析 |
| 7.3 变量选取、模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7.3.1 变量选取 |
| 7.3.2 模式设置 |
| 7.3.3 数据说明 |
| 7.4 模型估计与分析 |
| 7.4.1 估计方法选取 |
| 7.4.2 估计结果分析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5.1 内生性分析 |
| 7.5.2 子样本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8 稳定原料奶价格的各地实践: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1 引言 |
| 8.2 各地区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2.1 上海市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2.2 黑龙江省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2.3 山东省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2.4 河北省的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 |
| 8.3 各地区原料奶价格协商机制的比较与评价 |
| 8.3.1 比较分析 |
| 8.3.2 成就与不足 |
| 8.4 本章小结 |
| 9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内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生产环境 |
| 第一节 面积与人口 |
| 一、民国时期的甘南地区 |
| 二、甘南地区的人口状况 |
| 第二节 草场与利用 |
| 一、民国时期甘南地区草场的类型 |
| 二、民国时期甘南地区草场的管理利用 |
| 第三节 牲畜品种与数目 |
| 一、甘南地区主要的牲畜品种 |
| 二、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的牲畜规模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现代化 |
| 第一节 现代畜牧思想 |
| 一、开发西北,畜牧为重 |
| 二、西北畜牧,首在防疫 |
| 第二节 畜疫防治情况 |
| 一、主要牲畜疾病及损失 |
| 二、民间藏兽医土法 |
| 三、畜疫防治技术改进 |
| 第三节 畜种改良状况 |
| 一、传统方式 |
| 二、现代化改良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甘南牲畜畜产品贸易及开发 |
| 第一节 甘南地区的畜牧贸易背景 |
| 一、贸易市场 |
| 二、贸易主体 |
| 三、政府机构 |
| 四、销售运输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的畜牧贸易及畜产品开发 |
| 一、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牧贸易的转变 |
| 二、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牧贸易状况 |
| 三、抗战时期甘南地区畜产品开发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甘南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缺乏安定的发展环境 |
| 一、军阀割据 |
| 二、抗战影响 |
| 第二节 落后的观念和制度 |
| 一、落后的思想观念 |
| 二、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
| 三、乏力的政策实施 |
| 四、畜牧业开发的不完善 |
| 第三节 自然环境的破坏 |
| 一、草场森林的破坏 |
| 二、自然灾害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古籍类 |
| 三、着作类 |
| 四、论文类 |
| 附录 |
| 致谢 |
（7）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范围及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手段 |
| 四、资料的运用 |
| 第一章 青海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 一、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复杂的人文环境 |
| 三、政区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演变 |
| 四、道路交通的新变化 |
| 第二章 耕地及农业技术 |
| 一、农业经济的地理基础 |
| 二、耕地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三、农业技术的传承和发展 |
| 四、农作物种植及单位产量的变化 |
| 五、农田水利建设新成就 |
| 第三章 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 |
| 一、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 二、赋税的种类及特点 |
| 三、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变动趋势 |
| 四、河湟地区人地关系问题 |
| 五、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 |
| 六、农村借贷关系的新变化 |
| 第四章 畜牧业经济与牧民生活 |
| 一、畜牧地的优势条件 |
| 二、驻牧地及牧民分布 |
| 三、牲畜种类及数量 |
| 四、草场占有权及租佃关系 |
| 五、牧业经营方式及改良技术 |
| 六、畜产品加工及交易 |
| 七、牧民收支与生活 |
| 第五章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 |
| 一、藏传佛教寺院概况 |
| 二、寺院经济及基本类型 |
| 三、寺院经济的经营方式 |
| 四、寺院的收入与支出 |
| 五、寺院经济的特点 |
| 第六章 农村市场 |
| 一、寺院与市集的形成 |
| 二、民间贸易与市场 |
| 二、皮毛贸易与市场 |
| 三、庙会、花儿会与市场 |
| 五、市场盛衰及其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8）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集体化时期石家庄家畜养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相关范围界定 |
| 1.3 学术研究述评 |
| 1.4 研究主题及目标 |
| 第二章 石家庄家畜养殖的恢复与发展(1949-1957) |
| 2.1 家畜养殖的发展背景 |
| 2.1.1 严峻的家畜养殖形势 |
| 2.1.2 石家庄家畜养殖的历史概况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家畜养殖的制约因素与政策支持 |
| 2.2.1 家畜养殖的制约因素 |
| 2.2.2 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 |
| 2.3 农业生产合作社下家畜养殖形式及保畜措施 |
| 2.3.1 家畜饲养使役形式的概况 |
| 2.3.2 农民及干部的顾虑与行为 |
| 2.3.3 家畜饲养使役的调整措施 |
| 小结 |
| 第三章 石家庄家畜养殖的挫折与调整(1958-1965) |
| 3.1 政策导向下家畜养殖的挫折 |
| 3.1.1 家畜养殖的“跃进”与挫折 |
| 3.1.2 家畜养殖出现挫折的原因 |
| 3.2 政策调整下家畜养殖的转折 |
| 3.2.1 调整饲养方针与落实奖励政策 |
| 3.2.2 整顿饲养队伍与加强防疫训练 |
| 3.2.3 提高配种技术与建立繁殖基地 |
| 3.2.4 广辟饲料来源与建立家畜三院 |
| 小结 |
| 第四章 石家庄家畜养殖的转变与提升(1966-1978) |
| 4.1 家畜养殖的发展样态 |
| 4.1.1 基层牲畜养殖实态 |
| 4.1.2 基层猪只养殖实态 |
| 4.2 家畜养殖的阶段特征 |
| 4.2.1 家畜养殖的不平衡性 |
| 4.2.2 家畜养殖的新转向 |
| 小结 |
| 第五章 家畜养殖视域下的国家与农民 |
| 5.1 家畜养殖中国家的策略与表达 |
| 5.1.1 家畜养殖中的动员方式 |
| 5.1.2 家畜养殖中的政治伦理 |
| 5.2 家畜养殖中基层的选择与应对 |
| 5.2.1 家畜养殖中的基层干部 |
| 5.2.2 家畜养殖中的乡村民众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3 畜牧业支持的理论基础 |
| 1.4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6 逻辑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7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分析 |
| 2.1 畜牧业发展历程分析 |
| 2.2 畜牧业总量与结构的变动分析 |
| 2.3 畜牧业生产布局的演变 |
| 2.4 畜牧业经营主体的变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分析 |
| 3.1 畜牧业支持政策概念界定 |
| 3.2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
| 3.3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现状及其特征 |
| 3.4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发展的演变规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 畜牧业政策支持水平衡量方法的比较与选择 |
| 4.2 基于OECD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分类及其政策含义 |
| 4.3 代表性畜产品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4 不同阶段中国畜牧业支持水平及结构特征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的效应分析 |
| 5.1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养殖户增收效应分析 |
| 5.2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产值增长效应评价 |
| 5.3 畜牧业支持政策的环境效应评价 |
| 5.4 畜牧业支持政策对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效应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微观视角的畜牧业典型支持政策评价 |
| 6.1 生猪养殖支持政策的发展与实施现状 |
| 6.2 养殖户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生猪养殖各项支持政策评价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畜牧业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养殖户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四、2003年11月畜产品及饲料集市价格（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回顾及未来展望[J]. 郭卫东,程安,李国景.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1(07)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3]经济政策稳定性对我国生猪产业链价格的影响[J]. 郭婧驰,张明源. 经济纵横, 2021(01)
- [4]中国原料奶价格波动：机理与实证研究[D]. 王倩倩. 浙江大学, 2020(04)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6]民国时期甘南地区畜牧业研究[D]. 孔繁陈.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7]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集体化时期石家庄家畜养殖研究[D]. 赵雅鑫. 河北大学, 2019(08)
- [10]中国畜牧业支持政策及效应分析[D]. 刘利.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