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环保工作适应情况的思考

一、入世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应变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孙舒^[1]（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李其成^[2]（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付正^[3]（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王火灿^[4]（2015）在《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围绕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这一中心论题展开研究，旨在揭示此种耦合关系的现实表征并加以实证分析，进而探究其内在机理与理论根源，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在其国际化进程中针对WTO所建构的生态竞争环境需进行的相应战略调整与适配。在当代，所谓企业国际化即是在以WTO多边贸易体制为核心的国际游戏规则体系下，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与内外向国际直接投资等跨国经营业务和活动以及相应的国际化管理实践的过程。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是在以企业国际化为载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作为一整套国际游戏规则，它又是在“WTO－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双层博弈”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一博弈模式界定了企业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和体制实践的方式与途径。现有的WTO多边规则体系和制度框架结构，对企业国际化产生保障公平竞争、稳定商业预期、降低交易费用等主要效应或功能。本论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耦合理论在经济管理中的机理与内涵，并从企业国际化的两大核心要素——企业国际竞争战略与企业国际竞争力出发，论述了企业国际化与WTO的耦合协调系统，构建了企业国际化与WTO的耦合评价模型。中国与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关系十分独特。在19482014年的67年中，以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为界，可分为两大阶段，即前32年——从短暂“原始缔约国”期到之后漫长的“失联期”；后35年则为复合期。在中国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目标之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复关/入世谈判进程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创建进程“三江并流”，并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潮历史性汇合，终于在时机、理念和战略的“三重契合”下，于最近20多年中，造就了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强耦合关系，并在贸易、投资、制度和观念等四大维度上产生了强大的“四维共振”效应。不过，目前这种双向的强共振效应尚具有不对称性，主要表现为WTO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四维”皆强格局，而中国企业国际化对WTO的影响在制度和观念两大维度上则相对较弱；在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这两大维度上，WTO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崛起，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这种快速崛起也对世界经贸的原有格局以及其他主要WTO成员（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对外经贸格局产生了“破格局性”的重大影响。中国为加入WTO和履行入世承诺，在短期内对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与WTO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直接相关的国际化制度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调整，在入世前后国内出现了罕见的“WTO热”等现象，均充分显示出WTO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巨大影响力。相反，作为长期游离于多边贸易体制之外、正处于转型中的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对于WTO的制度建设和理念贡献尚十分有限。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WTO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Granger原因。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耦合度指标反映出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基本上已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指标则反映出两者基本上处于中度及以上强度的耦合协调状态。本论文尝试提出中国企业国际化“异质性”理论，旨在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间的强耦合关系。该理论指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异质性”由制度异质性、体制转型性、大国规模性、发展后起性、快速崛起性和国企主导性等六个方面组成，前三者与后三者分别构成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外生异质性”和“内生异质性”。它们共同刻画了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特殊外部和内部环境或属性。这六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且与WTO之间也存在密切的互动影响关系。由于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的异质性、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矛盾性与趋同性以及作为后发性大国的快速崛起特性，决定了中国入世谈判和入世协议签订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时也决定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快速崛起以及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强共振效应。WTO的动态发展趋势和一些新兴重大议题的谈判进展表明，包括贸易与环境、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超TRIPS”规则以及竞争中立、TPP等，可能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和机遇。论文利用传统的“SWTO”（优势、劣势、威胁和机遇）分析法，从异质性和WTO体制两大视角，剖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环境因素，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环境资源、体制深化、内向与外向国际化的不平衡、低度化陷阱、技术创新乏力、贸易保护和转型升级等。最后，本论文从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强耦合关系出发，就中国企业国际化崛起进程中的“WTO战略”的原则、目标、实施路径等提出了看法和建议：即战略原则应是多边主义；核心战略目标是维护和推进WTO多边贸易体制更有效运行，以实现强化和确保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强耦合效应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为此，选择“学以致用”和“有效参与”两大战略路径，通过提高参与能力、改善和发挥行业协会功能与作用以及强化政企有效合作等来实施战略。本论文对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强耦合关系存在性的内在成因开展了理论探析，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战略适配建议，有助于丰富WTO与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能为政府和企业参与多边化和国际化进程提供参考和借鉴。

肖文兴^[5]（2012）在《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近九亿农业人口的生存问题和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进行扶持和保护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农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对农业进行保护,确保入世后的农业产业安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紧迫。农业产业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农业在经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时,能够基本上不受威胁、干扰和破坏而保持正常的运行和发展,不会引发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农业竞争力是保障农业安全的基本手段。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新形势下的挑战,如外资对我国农业的控制增强,潜在风险增加；国际农产品市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不容乐观；我国农业产业链不发达,产业整体竞争力受到制约等。经济全球化通过金融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投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农业产业的竞争。一些开放度高、缺乏有效调控手段的产品受贸易和外资进入影响大,产业安全状况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其中羊毛、棉花、大豆是较为典型的三个品种。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作物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一些,包括棉花、糖料作物和油料作物；在粮食作物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玉米、大豆和大麦。而小麦和大米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入世会对水果、蔬菜和畜产品带来有利影响。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冲击大于机遇。根据何维达和何昌（2002）的研究,中国农业在2001前基本安全,本文改进研究方法,借鉴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机构IMD和WEF在整合国际竞争力的多指标体系时的方法,建立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模型。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探索性的结论：根据本文的研究,加入“WTO”后,2002-2009年,中国农业的安全度虽然有所下降,但中国农业仍然是“基本安全”,接近“不安全”的边缘,因为有一些不安全因素增加,需要建立预警机制,采取防范措施。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基本一致。而且,首次对湖南农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加入“WTO”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同时,编写了附录一的案例：“中国反贸易壁垒第一案”。根据农业产业安全评价的五个安全度区域及其状态标识本研究创新地设置相应的预警灯信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它国家农业保护政策启示我们：应完善我国的合规性贸易壁垒体系,有效保护我国农业；产业保护与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产业的良性发展；扩大内需和开拓国际市场应并重,重视对农业的合理支持；保护手段力求多样化和灵活性；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程序性规定,加强国内农业保护；运用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和规定,加强对本国地方名特农产品的品牌保护。在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下,我国要全面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建立农业创新体系；建立农业保障体系,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行乡镇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加速农村城市化建设；提高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利用国际市场扩大农产品出口；推进农业税制改革和国家财政支持,合理利用外资。我们必须要构筑起确保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防火墙”,树立“大开放”、“大发展”、“大安全”的农业产业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于扩大开放的相互依存中促进大发展,于大发展的相互合作过程中谋求大安全。但是,农业产业安全具有其产业特色所要求的特殊性,应采取如下保障措施：树立新的国家产业安全观；健全相关法规体系,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统一规划农业产业安全体系,建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建立灵敏有效的安全预警系统,防范产业安全风险；积极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利用决策机制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用好用足WTO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积极进行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充分利用WTO贸易救济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实施多元化出口战略,出口国家、出口产品多元化；中国农业企业要做大做强,建立完整自主的产业链条,形成自主品牌,自主定价体系,降低对外依存度,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抵御外部冲击,保障产业安全。

齐欢^[6]（2011）在《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文中认为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现代化是一切后发国家摆脱落后形成现代国家的必然进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从本国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出发,同时吸收外部的积极因素追求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价值取向的道路。越南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现代化从启动、发展、对模式的探索和转型且充满了艰辛和曲折。1858年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被卷入了世界现代化性大潮。1945年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获得了民族独立后开始了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6年实施革新开放以来现代化才走上正确的道路。研究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和实施赶超型战略的理解,总结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一般规律。通过对越南的个案分析,有助于丰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实践与理论范式的研究,对学科建设也有一定意义。为一些后发国家探索一条较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可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等理论对越南1945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成就问题与经验教训、现代化水平、模式及走向进行了研究。本文由绪论和正文的第一至第十章和结语构成。绪论主要讨论本论文选题及有关概念的界定、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安排等。第一章讨论了越南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背景（1858-1945年）。国际背景是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使许多前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西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国内背景是法国入侵和殖民统治对越南的传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发生分化和重组,从根本上改变了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封建王朝的历史方向,越南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衰败化”和“边缘化”冲击下,越南在印支共的领导下走向“革命化”,经过义静苏维埃运动和八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越南现代化的启动以19世纪下半叶阮朝的改革为标志。①从阮朝的改革到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是越南现代化低度发展阶段②。第二章探讨了两种社会制度影响下的越南现代化进程（1945—1975年）。本章主要论述二战后越南分治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北方和在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下的南方现代化进程。本章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5—1954年抗法时期；二是1954—-1975年抗美时期。内容包括,北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效果。美国在南越进行移植美式模式的现代化实践。由于战争的影响,越南错过了1945—1973年世界经济黄金时代①的发展机会。而东亚一些国家则利用越战的机会迅速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章阐述了越南统一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及严重挫折（1975—1986年）。越南在1976年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束了长期国家分裂、南方政治衰败、和社会动乱的局面,成立了具有强大社会动员和整合能力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政权,提供了能进行自主型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保证。但多年战争破坏使越南现代化起点很低,这决定了现代化发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由于指导思想和内外政策上的失误,越南再次错过有利的发展时机。虽然从1979年越南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但效果有限。直到实行全面革新开放后才进入现代化的正确轨道。第四章讨论革新开放后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间现代化建设的情况（1986—-1996年）。越共在1986年12月召开“六大”确定了全面革新的路线。六大成为越南现代化进入新时期的标志。越南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合理成分的同时吸收了其他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有益成份,通过实践逐渐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理论。七大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建设纲领》,使越南现代化进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第五章论述了在苏联、东欧解体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越南对现代化战略进行的调整（1997—-2001年）。这时期,越南现代化面临多重挑战：在苏联、东欧的解体的影响下的政治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危机和腐败影响下的社会危机。鉴于此,越南对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经济战略、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提出了在2020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第六章研究了越南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快速发展的情况（2001-2006年）。2001年4月,越共“九大”把七大的《建设纲领》加以具体化。在九大思想指导下,越南的现代化进入第二个加速期。但发展中的问题也大量出现。第七章论述了越共十大到十一大间的现代化进程的情况,并分析了今后现代化进程的走向与趋势（2006—2011年）。经过20年的探索,越南已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和一条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十大后越南现代化进程又取得重大进展。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为今后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第八章对1945年以来越南现代化进程成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对每个阶段现代化获重大进展和遭受挫折的原因从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外交、文化和军事以及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作了较为深入分析。第九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选用以中科院的两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为主对越南的经济、社会、综合现代化、生态、文化和国际现代化水平作了较系统的量化评价。由于政治现代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世界上还没有相关的定量评价体系,因此,对其评价限于定性方面。第十章对越南现代化进程的模式①进行了总结。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本章对越南现代化模式的分析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分析指出,越南早期现代化启动属于典型的挑战——回应（汤因比的说法）的模式。独立后,北方采取了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南方模式则试图建立资本主义模式。革新后,越南现代化模式开始向与东亚模式、中国模式、西方新自由模式相结合的市场化模式转变,形成了具有“越南特色混合型后全能主义模式”。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为结语。对以上各章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升华和提炼。

黄贺^[7]（2007）在《论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原因与解决途径》文中提出本文从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运用国际机制理论剖析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背后的深层原因，认为国际纺织品贸易机制由于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使得美国等发达的纺织品进口国有机可乘，利用机制规则用语的“模糊性”，为其贸易保护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运用GATT／WTO规则，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美国遭受的反倾销、原产地规则、特别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限制措施进行法律分析，最终揭开“法律的面纱”，透视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经济因素，是美国将其国内制造业的失业问题、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与中美纺织品贸易问题捆绑在一起，试图借纺织品摩擦向中国政府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以此削弱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最终达到压缩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空间的目的。同时，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隐性违规行为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国际经济政治化是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本原因，文章进一步阐述了纺织品贸易摩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由于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动机日趋复杂，使得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解决无法一劳永逸。笔者在分析比较之后，提出以外交谈判与协商为主、法律手段为辅，是近期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最佳解决途径。文章的最后，指出我国政府和企业对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应采取的应对之策。

张明^[8]（2007）在《入世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基于和谐的观点》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围绕和谐的观点从四个部分对入世后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首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进展进行概述，然后从理论上研究入世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具有的内涵及其利益形成的动力学机制，进而从实务的角度研判中国现代CSR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且分析产生问题的根源，最后提出中国CSR建设的宏观战略规划及微观操作策略，并对中国未来CSR建设进行预测和展望，由此形成“概说—理论—实务—对策—展望”的完整分析框架。在概说部分，首先分析了中外学界关于CSR的概念及国内外CSR运动的进展情况，然后介绍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于CSR研究的进展，最后简单介绍国外企业CSR建设的实况。通过上述分析，以获得对国内外CSR的理论和实务情况的总括了解。在理论部分，首先对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伦理学进行研究以获得中国CSR理论的思想基础，然后对中国的周易、诸子学说、宋明理学、近代商邦的经营之道进行研究以获得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商业伦理的CSR思想基础。基于中外相关理论的研究，建立入世后中国企业CSR内涵，即以“互利、奉法、仁义、和谐”为核心的4×4责任模型，包括纵向四层的理论性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文化责任以及横向四维的操作性责任：维权责任、环保责任、诚信责任、和谐责任。并进而分析其利益形成的四级动力学机制：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责任盈余模型—基于瓦尔纳斯均衡理论的CSR帕累特最优模型—基于熵理论的CSR运行边界模型—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CSR投入产出模型。由此完成入世后中国CSR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实务部分，首先分析入世后中国CSR建设的必要性，然后基于中国企业CSR的4×4责任模型，设计评价中国企业CSR建设的CECC标准：基于企业CSR敏感性的行业分类：维权敏感型企业、环境敏感型企业、诚信敏感型企业以及一般企业，使得CECC评价标准更具科学性和公证性。并且利用该标准对中国企业CSR现状按照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不同区域进行调研和评估，同时也获得了中国学界和政界对于CSR的认知和行动情况。基于这些第一手资料，分析中国目前CSR存在的问题，进而指出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由此完成对中国CSR现状的实务研究。在对策部分，基于上述理论和实务研究成果，从立法、政府、企业三个层面进行中国CSR建设的宏观规划，然后进入企业微观层面进行操作性策略设计：企业CSR战略设计，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CSR操作策略，以及基于内部价值链的操作策略。完成宏观战略规划和微观操作策略设计后，进而基于企业CSR敏感性分类的行业特性进行中观层面的操作策略设计，最后对当前的热点问题SA8000审核提出应对策略。由此构建宏观—微观—中观的完整的战略规划及操作策略。在展望部分，基于入世后中国CSR理论研究和目前的实务研究，展望并预测中国CSR建设未来的七大发展趋势，至此完成整篇论文的主体内容。

刘光溪^[9]（2006）在《共赢性博弈论 ——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进程加快，国家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相互认同。国际间经济管理制度与运行机制在趋同，共同的利益面在扩大，“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国际关系中日渐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贸易博弈因此正日益摆脱基于“丛林法则”的非合作无序竞争。作为有效治理国际贸易博弈困境的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就是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流体制，其核心价值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法则，是经过谈判博弈形成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与规则。WTO成员之间的国际贸易博弈，就是基于市场经济规则约束的合作性有序博弈，这种博弈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驱使，而且也要符合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要求。每个成员的涉外经济发展战略制定都要体现这种国际贸易博弈规则的变动、完善与强化。在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约束下，各成员博弈的结果是社会总得益趋向扩大，各方得益多寡虽有所不同但总体趋向于不为零的正数，所以，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博弈本质上是合作的共赢性博弈。这种博弈是对各方都有益的博弈，是共赢的结局。各博弈方就要致力于通过提高内在竞争力而取得竞争优势，间接造福于各博弈主体，对这种博弈的研究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简要概述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艰难历程入手，系统分析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贸易博弈的本质，寻找该体制下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并博弈制胜的基本规律，进而提出了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国际贸易博弈是共赢性博弈的理论观点。国际贸易共赢性博弈是指：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中，各成员为了实现共赢性的利益格局，进行着激烈的政治与经济较量，国内政治与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增大加深，参与各方在制度设定中和规则约束下，均能得到博弈收益，完成这一过程并达到共赢性博弈的结局。WTO成员鉴于共同的长远与战略利益，其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是一种辨证互动，加之多边贸易体制近半个多世纪积累起来的一整套规则体制、约束保障机制、利益促进与扩大机制，为WTO成员实现共赢性博弈提供必备的内生性制度条件。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变革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化的深入发展，客观上为实现共赢性博弈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主客观条件的具备，充分说明共赢性博弈论不仅对进一步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本身与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人格，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纵深发展，而且对引导人类社会沿着国际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路径，把“和谐社会”的理念运用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未来和谐大同世界，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与现实意义。

王国珍^[10]（2005）在《入世以来中国传媒市场生态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围绕传媒市场生态选题,在分析我国入世承诺和传媒生存环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我国传媒市场主体和市场竞争两大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传媒市场作了现状分析、问题探究和对策思考。 在入世承诺方面,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我国入世时与传媒相关的承诺,深入分析了我国的入世身份、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分歧等问题。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的,可享受一些优惠待遇,而承担相对较少的义务。“发展中国家身份”,就成为我国入世时争取到的权利和义务平衡支点。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将被要求接纳WTO较为完整的权利与义务框架,而这才是权利与义务平衡的真正支点。WTO所倡导的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等原则,将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外来的参照。就我国传媒业而言,虽然入世承诺十分有限,但开放趋势还是端倪可见。鉴于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我国传媒市场的进一步开放需要考虑国情因素,但过多的媒体保护显然不利于传媒业的活力激发。 在传媒生存环境方面,主要分析了入世后我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传媒与政府、市场关系模式的相应变化。WTO要求其成员能够充分尊重国际规则,尊重市场机制,尊重贸易自由,这推动了我国入世后相应改革措施的出台。在我国传媒对政治的从属关系中,需要引入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赋予传媒相对独立地位。传媒与政府关系的调适,是传媒与市场关系达致和谐的保障。 在传媒市场主体方面,分析了我国传媒市场主体的渐进式培育过程,探究了我国传媒市场主体内涵的缺失问题。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或个人,需要具备三大内涵:产权独立、拥有自主决策权和追求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其中产权独立是核心内涵。产权具有一个本质特征:排他性。而我国传媒的国有产权却具有“共享性”特征,是一种虚置产权,容易导致委托-代理问题。只有赋予传媒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内涵,我国传媒才能激发出进一步的生机和活力。 在传媒市场竞争方面,探讨了我国传媒市场的竞争态势。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独立产权的市场主体,会努力进取,以避免产权转移到其他竞争者手中。市场准入的自由度,是衡量竞争公平性的重要因素。因为即使是高度垄断的行业,只要市场准入之门不被关闭,潜在争胜者的竞争可能,会促使市场垄断者想方设法提高效率。我国传媒市场,呈现一种垄断竞争态势,市场准入控制也十分严格。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我国传媒市场竞争机制还有待健全:一方面,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为市场竞争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传媒不应通过政治庇护获得竞争优势,而应更多地引入WTO公平竞争理念。 入世之路,我国走了漫漫15年。“入市”（争取WTO其他成员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我国还要走多久呢?这无疑取决于我国破除深层障碍的改革决心。我国的传媒改革,已落后于其他行业的改革进程。鉴此,以一定的学术勇气和理性,就传媒市场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独到的剖析,就显示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二、入世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应变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应变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论文提纲范文）

（7）论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原因与解决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8）入世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基于和谐的观点（论文提纲范文）

（9）共赢性博弈论 ——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入世以来中国传媒市场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入世后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应变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2]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3]《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中国企业国际化与WTO之强耦合及其战略适配研究[D]. 王火灿. 东华大学, 2015(11)
• [5]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D]. 肖文兴. 湖南农业大学, 2012(11)
• [6]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1945-2010）[D]. 齐欢. 云南大学, 2011(02)
• [7]论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原因与解决途径[D]. 黄贺. 暨南大学, 2007(02)
• [8]入世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基于和谐的观点[D]. 张明. 复旦大学, 2007(06)
• [9]共赢性博弈论 ——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D]. 刘光溪. 复旦大学, 2006(02)
• [10]入世以来中国传媒市场生态研究[D]. 王国珍. 复旦大学, 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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