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在西部大开发条件下发展南阳旅游经济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张丽[1]（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认为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岳燕祥[2]（2020）在《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高。同时,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更为复杂,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仍旧存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搅动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内“三期叠加”仍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探索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迫在眉睫。伴随着生产要素向旅游业的大量集聚、旅游生产力的日益加强,旅游生产关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刻,以及旅游发展中凸显出来的优化产业结构、提质增效中的积极作用,旅游化正成为我国日益重要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城市是一个国家最重要和活跃的组成单元,城市效率反应着一个城市的发展能力,城市的旅游发展与城市效率有着历史性的关联,由此,本研究以城市为切入点,立足城市发展,对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空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首先以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具有相同的发展因素,以及城市旅游化通过对城市发展投入、产出因素的影响而对城市效率产生作用,城市效率的认知与实践惯性也作用于城市旅游化发展为支撑,提出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存在时间上的关联关系的假设,同时在论述城市类型和城市定位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协同存在空间差异的假设。其次,开展了定性分析。一方面通过文献研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梳理并明确了该领域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另一方面由于“旅游化”、“城市旅游化”和“城市效率”本就是三个动态概念,而“城市”则是一个时空交叠的整体,故通过回溯历史,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下城市与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推演。上述研究完善了对相关概念的认知,同时得出: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有着历史性的关联,旅游化是在后工业社会应运而生的一种生产方式,表现为在生产领域中旅游业逐步上升为主导产业,在生活领域中旅游成为人们不能缺少的内容的动态过程。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驱动下的必然趋势,是当下可与工业化并行的有效生产方式,对缓解工业化发展中的伴生问题,以及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和增强人民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着科学严谨、逻辑合理与切实可操作的原则,在吸收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优化的城市旅游化和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并分别运用线性权重法和SBM-DEA法测算和分析了我国2007年-2016年间268个地级及以上样本城市的旅游化指数值及增长率和城市效率指数值及增长率,应用协整模型进一步从定量的角度论证了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在时间维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空间维度,利用四象限分析模型及交叉组合法将城市分类为十六种类型,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旅游化发展特征、城市效率特征进行了阐述,同时给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最后,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将研究的创新归纳为优化了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指标体系、以城市发展为立足点来研究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依城市类型的差异客观理智地给出不同的旅游化发展建议。从旅游学人的角度,提出三个观点以讨论,分别是:1、旅游化是顺应历史的必然却不是旅游业的一支独大;2、旅游化兼具逆向的表征和正向的效用;3、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适合全面推进旅游化。对相关知识和思想进行创造性探索将是一项长久的使命。同时,从认知的使命角度,总结了研究的局限并对未来研究可拓展的方向进行了阐述。
吕慧娜[3]（2020）在《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文中指出“二战”后,各国都处于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国际上经济赶超竞赛的时代背景,面对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景象,各国普遍开展了以对特殊落后区域的重点开发以及对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区域援助,在国际上形成了由国家（政府）对区域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援助浪潮。国内,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环节,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在改变欠发达地区贫穷落后面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随着援助实践的逐步开展,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饱受质疑。在此背景下,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价值和当代品性值得我们重新反思。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作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益倾斜性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缩小区域差距方面仍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本身存在诸多局限,主要表现在:援助对象识别缺乏明确的标准、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因制度缺陷而大打折扣、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不完善等方面。为此,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制度上的完善,成为当下该制度突破发展困境的有力举措。域外主要国家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援助时,多采用“立法先行”的调控模式,通过法律制度的规定性和强制性,保证了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的强制性,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通过法律制度保障国家区域援助的长效供给是正确的选择,这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迪。当前学界提出对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加强法制保障的着述并不鲜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关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建设的研究,要么仅停留在观点提出层面,要么止于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文化和伦理等高度,呈现出模糊化的研究态势。至今尚未有从经济法独有的研究视角,将国家区域援助法制理念或观念,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搭建起国家区域援助法律制度框架,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法治化提供制度理论支撑。本选题之创作初衷即源于经济学提出国家区域援助急需法制保障,而法学研究却并未跟进的现状。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法学视角为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援助方式选择和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提供些许制度理论上的参考与借鉴,并期望成果能够引起国家区域援助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除了引言与结语之外,共包括七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和制度要素。首先,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相关的核心概念“区域”、“援助”、“区域援助”、“国家区域援助”等进行界定。关于“区域”,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的先期研究,但并未对区域的概念形成共识。法学学科中法理学、行政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对区域的界定,也是各家之言,范畴不一。为此,笔者对不同学科关于“区域”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在借鉴各学科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区域”界定为“一国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关于“援助”,笔者对脱胎于国际层面发达国家或地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发展援助的援助理念进行了追溯,在此基础上,将“援助”界定为资源从一个国家或地区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愿转移,且这里的“资源”泛指一切能转化为生产利益的资料、资金、能源、服务、工作人员、知识或其他资产。关于“区域援助”,范围涉及到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而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涉及的“区域援助”主要是中观层面,即一国范围内中央政府或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分别称为“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综上,可以将“国家区域援助”界定为一国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投入或政策推动的方式对其国内跨越行政区划界限限制的、具有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欠发达”的地域共同体进行的资源转移。为了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一步展开研究,笔者对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制度要素进行了解构,并将援助前期需要明确的援助对象、援助过程中需要选择的援助方式和援助结束后需要进行的绩效评估和结果应用作为重要的制度要素,为后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本章主要讨论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首先,明确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演进。国家从最初的安全保障职能到后来的经济调节职能的演进,使其从以往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微观经济的调节者。而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加剧,使国家又肩负起“中观经济的协调者”的重任,国家区域援助义务即是这一职责的内容之一。一般而言,国家区域援助义务是指将国家所负有的援助欠发达区域的职责进行义务化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规范。从逻辑根源上看,国家所负有的对各区域进行平等保护的职责要求,正是国家对先天资源禀赋条件恶劣的欠发达区域具有区域援助义务的内在根源;对历史上作出过“特殊牺牲”的区域进行成本的延期支付或补偿,是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产生的历史根源。其次,将发展权引入区域领域,使欠发达地区获得与发达地区同样的区域发展权利。区域能否作为发展权的主体,建立在区域是否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区域具有法律主体地位,能够成为发展权的主体,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传统的主体制度无法有效应对区域问题;法律主体发展史表明,赋予“区域”以法律主体地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制度空间;从法律主体意志要素、能力要素和道德要素方面分析,“区域”与法律主体要素相契合;“区域”作为区域政策等制度供给的概念主体已经普遍化,且区域合作协议显示了“区域”作为契约主体全面符合法律主体资格标准,同时,区域环保公益诉讼反向肯定了区域的法律主体地位,可见,区域主体性得到实践佐证,也是实践所需;从价值分析角度来看,赋予区域主体地位是为了区域市场秩序,实现区域正义;等等。综上,区域利益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区域主体也是对法律主体扩张理论和“非法人团体或其他组织”等当代社会崭新的第三类主体类型出现的有力佐证,区域作为法律主体具有正当性法律基础。由此,发展权主体由“人”向“区域”的扩展,使得发展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革。从内容上来看,区域发展权应包含一系列权利,包括获得信息权、参与权、融资权、获得援助权、获得法律救济权等;同时,区域发展权应以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要内容。从权利实现上看,区域发展权需要宪法保障,笔者建议在第四条之前增加一条针对“区域”的宪法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保护区域发展权,并将保护的对象区域进行列举;区域发展权实现须进行结构性分配,对于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造血式”援助能帮助其实现自我发展,对于其他不具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区域,“输血式”援助仍具有现实意义。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正义理论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区域正义”。针对区域市场出现的“非正义”现象,对区域结构中的弱质主体进行法律制度上的区别对待,进而使弱质主体获取与强质主体对等的发展权利,此种实质正义的实现就是“区域正义”。要实现“区域正义”就必须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权利倾斜”,而国家区域援助就是“权利倾斜”配置的有效路径。总之,国家区域援助义务与区域发展权构成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权义架构”,为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进行法律视域的研究和架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同时,国家区域援助对“区域正义”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治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三章——“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本章主要讨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立法现状、政策规范及存在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经历了从萌芽到正式形成,再到推动立法的发展过程。自建国伊始,我国区域发展层面就存在“援助”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以国家直接投入的区域援助和国家政策推动的区域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制度体系正式形成;世纪之交以来,我国陆续实施战略性扶贫、“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极大地扩张了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内容,同时,由国家层面推动的区域援助立法工作也使得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律化。其次,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专门立法,援助理念大多散落在各部门法法律的个别条款之中。通过对我国成文法和政策法规的梳理,笔者发现,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较多问题:国家区域援助前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国家区域援助过程中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家区域援助后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性的强制性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有效性、存在的必要性、时代意义和当代品性深受诟病。本文主要针对这三个方面,从法学视角进行制度分析,以期重塑国家区域援助的制度价值。第四章——“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本章主要讨论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立法规定、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目标和原则,以及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首先,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区域援助立法中都明确了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达到标准的才有权接受援助。其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是国土规划中的区域规划层面。在国土空间规划方面,我国现行的主要法规政策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等,根据这些政策要求,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进行科学识别必须建立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要求基础之上,对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进行整合,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相衔接。再次,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专项规划,具体内容包括援助对象的识别及对应的识别标准。笔者在综合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早期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过去存在且延续至今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边境地区、贫穷地区和实际发展中出现困难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划定为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并拟构了各援助对象识别的地域单元标准和识别标准,建议通过“基本法+单行法”的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立法规定。在与现行立法的衔接方面,区域规划相关的现行立法被统一囊括进国土空间规划中,与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相关的立法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的相关专项规划,并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第五章——“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各类型援助对象区域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和区域金融支持制度。首先,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根据域外国家区域援助方式分类以及我国针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所采用的援助方式,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由直接援助和间接援助构成的援助方式体系,本文主要研究以财政援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为主构成的直接援助方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性地构建了我国未来国家区域援助援助方式组合适用体系,以期发挥各项援助方式及相关制度的“合力”。其次,区域财政援助制度。根据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存在的立法质量不高、制度安排与制度目标自相矛盾、转移支付结构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限、缺乏细化的用途限制、缺乏统筹安排和项目衔接调整等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完善建议:加强对国家区域财政援助的立法规定,并对现存的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整合和清理,同时重视转移支付程序的立法工作;税收返还应放弃“基数法”,改采特定税种税收返还法;结构上应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的细化规定,包括资金所占项目的比例、援助资金与区域发展所需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的关系、资金的拨付时间、使用限制等方面;转移支付项目设置注重统筹协调安排,增设“转移支付调整费”用于转移支付项目的衔接和协调成本支出;等等。再次,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区域税收优惠制度与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相辅相成,部分财政援助需要依靠区域税收优惠措施来实现,二者在进行国家区域援助中联系紧密,组合适用,不可分割。在借鉴美国、日本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笔者对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诸如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变相减免税、税制结构不合理、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定不明确等,提出了以下完善建议:通过立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规范,进一步清理、整合混乱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赋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税收优惠调节权;逐步增加直接税在税收体系中的比重;进一步明确跨区域税收分成规则等。最后,区域金融支持制度。我国在区域金融支持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区域金融支持法律制度供给不足;银行金融机构本身制度性原因诱发“资金外流”;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致不同的地域意义;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功能缺位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通过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区域援助基本法或单行法中规定倾斜性区域金融支持条款,加强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法律供给;通过对“总行——大区分行——中心支行——支行”一元四级的央行组织制度在职权与职责方面进行改良,在金融机构设置与职能安排上实现区域金融支持;实施区域差异化金融,对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进行差异化安排;通过设置政策性和市场性双目标、设立区域政策性银行等路径,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功能进行补强。第六章——“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及应用”。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主体内容及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首先,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从法制思维角度而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法律制度是对国家区域援助行为“监管的监管”;从理论依据角度而言,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区域财政援助绩效评估作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核心构成,存在很多问题,进而引发了对国家区域援助进行绩效评估的制度思考。其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成。在对国家区域援助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对评估主体、评估周期、评估指标、评估结果等“结构性构成”进行细化,搭建起以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为框架的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制度,保障了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有效性及结果的合理性。再次,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无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进行援助无效责任追究,并通过“资格减等”对援助主体能否获得国家在援助制度中设置的各项优惠资格及优惠的级别进行降级减等,通过“回转”实现援助力量的保存,从而把积极的鼓励促进和消极的限制禁止相结合,通过奖励和惩罚实现对区域援助行为的指引和调控;对于绩效评估结果为有效的国家区域援助,要通过动力机制、补偿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有序推进相关援助对象区域退出国家区域援助,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第七章——“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本章主要讨论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及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首先,域外各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考察。各国区域援助普遍“立法先行”,法律体系呈现出以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为核心、以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为实施细则的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特点,对我国进行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其次,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立法应是由多层级、多位阶立法和政策等不同法律形式构成的一套法律体系,具体包括:以法律形式为内容的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以政策、规划等形式为内容的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第一,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制定方面,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应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要重视地方参与和社会参与,满足对现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进行宏观梳理和指导的立法要求。内容方面,统筹国家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涉及到援助理念、援助原则、援助对象、援助方式和绩效评估及应用的一般性规定。第二,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在单行法体系方面,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和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结果,我国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主要包括老少边穷地区援助单行法和困难地区援助单行法,具体包括革命老区援助单行法、少数民族地区援助单行法、边境地区援助单行法、穷困地区援助单行法、资源枯竭型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产业衰退的老工业城市地区援助单行法和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援助单行法。根据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主要方式,我国特定援助方式单行法主要包括区域财政援助单行法、区域税收优惠单行法和区域金融支持单行法。在单行法形式方面,鉴于我国当下的法制环境和区域法治实践,笔者认为以法规政策为主要形式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在单行法层级和制定主体方面,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所涉及的援助对象区域与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相对应,存在国家、省、市、县、镇（乡）5个层级,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等也应在层级上分为5个层级,针对不同层级空间区域规划进行援助的单行法也相应分为5个层级,而不同层级单行法的制定主体也分别由国土资源部法规司（跨省级）、国土资源部在省级的派出机构与省级立法部门（省级且国土资源部在该省设立派出机构）、国土资源部指定人员与援助对象区域所在行政层级立法部门（省级及以下各层级且国土资源部未在该行政层级设立派出机构）承担;如果涉及到区域援助的特定援助方式,则由该援助方式所涉主管部门参与到特定区域援助单行法的起草工作中来。在单行法内容方面,要进一步细化对象识别的标准,明确特定区域援助中适用的援助方式,并对区域财政援助、区域税收优惠、区域金融支持等主要援助方式进行特殊规定。在单行法的实施与监管方面,要加强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充分利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维持稳定性。
赵楚[4]（2020）在《建国以来宝鸡城市文地变迁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化的加速、功利性的城市建设导致部分城市的文化空间建设层面上出现了种种问题,而近年来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国家和学者的重视,文化空间强调尊重城市特色、延续城市文化的重要性。文地系统规划是对于文化空间如何保护、传承的系统研究方法,本文基于此理论,以宝鸡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建国以来城市进入现代化建设后,其文地随着城市空间的发展而变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案例的研究,充实文地理论框架并对未来宝鸡的文化空间建设产生指导意义。宝鸡是中华民族始祖炎帝降临之厚土,文化产生之故乡,为周秦朝发祥之地。对中国经济政治文明之发展有重大意义,有着丰厚的历史遗存及有地方特殊性的历史空间格局,城市建设发展也与其厚重的文化休戚相关,这对大部分市县的文化建设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首先,界定了本文的支撑性核心概念以及研究对象的时间、空间范围,综述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进展,总结得出本文的技术路线。通过相关历史文献的解读、现代城市发展资料的研读,对城市发展大事记进行时间脉络上的整理,从历史城市以及建国以来至今的四个现代城市发展阶段展开城市格局的梳理研究;总结其各阶段城市发展的特征及城市空间格局。其次,讨论了文地的分类方法,以及文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与城市用地分类的对应关系。基于文地的分类,对各类型的文地分别从一般概念、发展历史及代表性空间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将宝鸡各类文地的年代、面积等信息统计梳理,得到宝鸡现代文地数据库。利用核密度分析法以及梯度分析法分析了在宝鸡市区范围和中心城区范围两个空间尺度下的文地分布特征,并识别出当下宝鸡城市中存在的主要文地集聚区。再次,以时间为线索,以城市发展阶段为节点,分析城市文地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下的建设、搬迁和消失的过程,通过数量、规模的变化以及空间分布特征的演变,总结宝鸡城市关键文地的变迁规律。并进一步总结宝鸡文地建设的普遍规律,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山水、历史积淀、国家政策、文化研究等角度探究出其在建设发展背后的动力机制。最后,在把握宝鸡城市文地发展态势,并结合今天的城市发展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对宝鸡现状文地结构的组成、文地系统的特征以及宝鸡文地建设存在的现状问题的分析,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对宝鸡市文地系统提出优化策略,希望宝鸡市文化空间的建设提供启发。本文对于宝鸡城市文地的类型划分、分布特征、建设的动力机制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推动城市文化空间的相关学术研究,充实文地系统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宝鸡文地系统的初步构建及优化策略提升,以期对同类城市的文化空间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李杰[5]（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提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顾超[6]（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熊升银[7]（2020）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战略位置,历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上每个阶段都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中国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程中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以地方政府GDP增长为核心的官员晋升激励、财税、价格机制等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得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身利益,经济发展方式更多锁定在“数量速度型”的发展路径上,造成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投入产出低下、自然环境破坏、创新能力不强、环境约束趋紧、持续性缺乏等问题。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又赋予了什么新的内涵,其进程究竟如何?那么如何构建适用于新时代的更加全面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度体系?2007年以来,其转变的时空演化呈现什么特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格局?影响机制是什么?如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提供经济治理能力等等?对于理清诸如此类问题,不仅有助于破解当前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而且能够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预期效果的早日实现。本研究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转变评价—时空格局—形成机制”为逻辑主线,基于多层次、多学科、多维度,试图探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形成机制,进而找出对策。本研究的具体思路为:首先,梳理本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前沿及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脉络。其次,基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依据,构建了适用于新时代的更加全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度体系,并利用二次加权的“纵横向”拉开档次动态评价法,对在研究期内我国各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进行了动态评价。再次,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揭示了研究期内各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变特征;继而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其时空演化的形成机制。最后,基于前文分析,提出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研究依据“问题提出—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结论启示”的思路,内容分7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从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规律性的认识视角,揭示研究的缘起,引出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研究选题背景,剖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归纳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主要内容,可能的创新之处。第2章,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厘清国内外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成果及研究趋势,并展开文献述评。另一方面,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经济发展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基础进行梳理与评价,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3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探讨。基于已有成果,结合研究目的,对经济发展概念、本质,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类型进行了界定和阐述;进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依据,提炼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并归纳其特征;通过解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性问题及尝试性进行理论推论,从而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脉络。第4章,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测度体系构建及评价。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逻辑主线,构建包括经济增长稳定、创新驱动发展、市场机制完善、经济结构优化、绿色发展、资源高效利用、人民生活美好7个子系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测度体系,然后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及各省域2007-2018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动态评价。第5章,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变。基于评价结果,从时间维度,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分维度及时间序列差异变化特征;从空间维度,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分异、集聚特征,演变轨迹,并对未来至2050年前的空间分布格局趋势进行预测。第6章,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空演化格局的形成机理分析。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演化形成的宏微观因素,构建了演化格局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构建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做出验证与分析,进一步揭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空演变格局形成机制。第7章,研究结论与展望。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提出政策建议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展望。通过系统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结论: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对以往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和超越,有着深刻的时代内涵,并具有典型的正的外部性。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是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佳结合原则下,以经济增长稳定为基础,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达到经济结构优化和资源高效利用,促进绿色发展,最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质上在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必须通过改革现有经济发展考核与政府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中受益,这样政府才会主动进行发展方式转型;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整体逐年升高,特别是2012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各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都有明显的增长,但差异显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各维度的转变水平差异明显,2012年后大部分子系统维度呈现出加快趋势。其相对差异屡有波动,绝对差异大致呈先升后降;从空间维度看,总体呈现“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级阶梯发展格局。整体上呈典型的“地带性”和“梯度性”分布特征,其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显着的全局与局部空间集聚特。中西部地区将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区域,整体呈现出整体向西南方向移动态势;从时空格局的形成机制看,是受宏观和微观各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科教水平、对外经济水平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空演化形成的影响最为显着,投资水平、市场化程度、交通区位、区域发展战略和人口因素,但政府规制因素影响效果不显着。总体上大多影响因素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的提升效应东部最大、东北次之、中部再次之,西部最小。
王一婕[8]（2020）在《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幅员辽阔,在经济快速且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不平衡的问题与矛盾也深刻存在。学者们热切关注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南北差异与城乡差异,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展现出应有的经济学智慧。但是,从2017年人均GDP 比值差异来看,省内中心城市与省际交界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远大于东西部差异与城镇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代表的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调,“省际交界地区”似乎成了中国版图中一类较为“特殊”的区域。近三十年中,学者们对这类地区的研究呈现出碎片化与非系统化特征,但均传递出问题的重叠性、长期性与复杂性。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更要关注“省际交界地区”这类欠发达地区且长期欠发达的区域。立足于现实,针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特殊性”,本文关注长期处于“问题区域”的“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脉络、问题与特征。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基于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系统总结了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及其他本研究涉及到的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并梳理了国内外“省际交界”研究的相关脉络与成果,较为科学地定义了“区域”的概念与“省际交界地区”的范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涵多尺度空间分析的逻辑体系,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共同识别问题的由来、现状、特征、原因、分类与对策,有机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发展差异的多尺度时空演化特征,并就相关问题提出科学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研究区域的科学划定,从中国全域界定省际交界区中地级行政区的全部范围,并构建逻辑清晰的研究步骤、指标测度体系及方法支撑体系于一体的研究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从其历史渊源、经济地理、政治经济等多重视角出发,研究问题的来源与现状,在洞悉问题的复杂性与研究问题的现实基础上,用熵值法测度研究区域2008——2017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动态分析其影响因素。第三部分是在既定的区域尺度上分析相关地级行政区空间同质性、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在既定的区域尺度中,分析与研判导致研究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研究区域中的绝大部分地区长期欠发达以及研究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而剖析不同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五部分是在梳理研究区域的经济差异、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之上,划定研究区域的类别,进一步深挖研究区域问题的复杂性。第六部分是针对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明确指出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的紧迫必要性以及研究区域不同问题的可行性对策。经过长达两年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且差异性呈现多尺度、微波动的区域复杂特征。第二,中国省际交界地区整体呈现出发展不协调的趋势,从空间分布上而言,位于中部的省际交界地区空间同质性最强,位于西部的省际交界地区几乎没有空间同质性,位于东部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空间同质性介于中部与西部之间,说明省际交界地区的空间同质性与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市场健全与完善的程度、集聚程度有关,也显示了空间要素与经济活动差异化集聚呈现非均衡性。第三,就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差异而言,地理探测器模型并没有完全探测出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探测结果显示出不同年份与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不同,说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问题影响因素复杂,用单一的研究方法或计量模型无法测度。但人均GDP、城乡收入差异等统计指标很直观地反映出研究区域的个体差异。第四,就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效率测度结果而言,分布在西部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整体经济效率低下,但其中特色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取经济效率较高（如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分布在广东省、四个直辖市、少数民族聚集地、连片贫困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效率连年低下。第五,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结果、空间效应实证分析结果、经济效率测度结果相互支撑且相互印证。第六,就省际交界地区与省内中心城市的人均GDP的对比结果而言,两者间的距离与对比结果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经济辐射距离”并不是绝对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排除空间政策一律性的单纯空间经济关系;第二产业规模、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依然是影响这些地区的重要因素,也说明要素、集聚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重要性与显着性。第七,胡焕庸线在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问题上不是“绝对的分界”,说明胡焕庸线所代表的人口密度分布、城镇化水平、地理地质劣势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优劣的决定性因素,这从某种意义上相对打破了“要素禀赋决定论”,地级区域具有城市集聚与“胡焕庸线”一般作用机理的“中间状态”,并受非城市化政策因素的空间一致化调节作用的影响。第八,省际交界地区的欠发达性、贫困性与元代开始的“犬牙交错”的省界划分有直接关系,要高度重视包括高山牧场、草甸湿地、原始森林、雪山、冰川、沙漠在内的特殊地形与地质地貌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并特殊化、差异化制定发展对策。第九,立足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差异,结合多尺度研究的结果,笔者从经济发展水平的逻辑出发,将研究区域进行两种形式的分类,即单纯按照“欠发达程度”与结合空间性的“欠发达程度”两种分类。第十,立足于研究区域差异较大且发展不协调的诸多问题,本研究提出的对策为关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并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因地制宜制定政策走出“欠发达陷阱”,在欠发达的省际交界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以保障省际交界地区未来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本研究是一项应用性研究,立足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实际,在研究方法体系与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的探索,笔者浅薄地认为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性可总结如下:第一,首次全国层面识别出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范围,以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尺度并识别其数量为98个。第二,首次以省际交界地区的视角,以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研究单元,分层分析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识别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发现一定的规律。第三,为探求与验证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状况,将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并分析原因,同时结合各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人均GDP与其所在省份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对比发现,关注这类问题的研究者惯性认识中的影响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的“中心——边缘”、“经济引力”、“经济辐射论”等原因,并不能解释与涵盖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状况的全部类型与背后的深刻问题。第四,首次在中国全域内依据空间模型与统计方法的结合,识别出全国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空间同质性与空间异质性,结合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经济效率、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等进行分类,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丁宇[9]（2021）在《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74.8%,山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5%,山区GDP仅为全国的30%左右。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是影响全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总体走向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全国区域发展基本格局的根本改善。自工业化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始终面临着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方式与合理空间组织的挑战。但是,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下,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极为迟缓,以致我国西部内陆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发展理念和城镇化路径的转变成为山地可持续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由于地理环境差异而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从美国“锈带（Rust Belt）”的治理到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均反映出同样的现实需求:怎样依据“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的原则,突破地理开发条件的制约,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环境的根本改善。这一问题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发展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更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直面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以我国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资源环境基础、地理开发条件和社会发展需求三者对山地城镇化发育的影响,评价山地资源环境开发条件对人口、经济要素集聚及城镇空间发育的作用机制,揭示影响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益最大化的关键制约要素,为探索山地城镇化合理的发展路径、化解我国现代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论文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山地城镇化是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建国以来,我国山地现代城镇化起步较晚,与东部地区相比,一方面由于以传统二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城镇化发育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另一方面由于城镇自身产业结构演进失衡,社会生产创新能力不足,结果导致山地城镇化发育水平长期滞后。只有通过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两者演进的有序和良性互动,建立适宜当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城镇集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体系,才是解决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多层次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实现西部山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第二,山地的特殊地理开发条件是实现当地资源环境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效益最大化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越来越突出。但因人口过快增长和开发方式粗放,山区的人地关系已进入相对紧张阶段,资源环境约束日趋强化。在地理开发条件的限制作用下,居高不下的资本投入和运行维护成本使得交通基础设施无法承受传统资源性产品社会生产及其空间集聚活动的增长压力,以致赶超式大一统开发模式难以为继。第三,低运价比和绿色环保的社会商品生产体系建设是改善和提升山地城镇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路径。在改善山区劣势的地理环境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实现山地资源开发价值最大化还需通过经济内外在发展要素的有效联动。换言之,西部山区转型发展亟需从山地工业化、运输化和城镇化三大系统的合理时空协调中寻求出路。坚持产业生态化,建立以特色终端产品制造为中心的社会生产体系,培育多功能支撑、多元化推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此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资源开发与市场发育需求,实现山地经济发展有效性和持续性的全面提升。第四,政府主导的长期“输血型”发展模式不能解决山区发展潜能激活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表明,现代山地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于从山地资源环境开发的实际条件出发寻求地域环境有别、发展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战略。只有选对山地城镇化的合理路径,才有可能超越社会生产投入成本（运输和环境成本）的约束,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形成市场主导的内生式发展机制,真正实现效益与公平有机结合原则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从“被动输血”方式向“主动造血”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基于资源环境基础与地理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分析复杂地理环境下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而揭示山地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此把握决定西部山区人地关系的内在协调机理,为山地城镇化路径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二是依据我国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其压力的测算,确定山地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强度及总体特征,以此判断未来区域资源环境保障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目标选择;三是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验证了地理环境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揭示出西部内陆山区社会生产投入成本居高不下的成因,从而确定城镇化发展模式个性化选择的必然;四是基于我国山地工业化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探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修改的合理性,提出了适合山地城镇化的路径及对策建议。
郭裕湘[10]（2018）在《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研究 ——以广西H学院为例》文中指出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西部地方高校的发展及其学术竞争力的提升对推动西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被认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作为西部地方高校在学术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优势能力,在支撑西部地区实现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国防创新、区域创新、文化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现实是,西部地方高校发展速度和学术水平都难以承担起这一历史赋予的责任,因而探索西部地方高校及其学术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就成为一个理论和现实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试图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对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进行一些尝试性探索和研究。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和概括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概念、内涵和要素系统,在辨析和借鉴新结构经济学核心概念和核心观点的基础上,从起点、路径、关键点、外部引擎四个方面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对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理论价值;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从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起点——要素禀赋结构,发展路径——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关键环节——学术自生能力获得,以及外部引擎——政府和市场作用发挥等四个方面构建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EASV-MG”分析框架,并运用案例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方法在“EASV-MG”框架下对案例高校——广西H学院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路径进行了梳理。在总结案例高校渐进式发展路径经验的同时,也从理论上厘清了比较优势发展路径与特色化发展路径的异同。论文深入探讨了案例高校遵循基于比较优势发展学术竞争力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并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角度提出了发展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政策建议。本文基于学术生产活动的特点,从资源、成果、过程三个层面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内涵和要素系统进行了诠释。从资源要素看,高校学术竞争力是高校学者、学术物力、学术财力有机结合的综合优势能力;从成果要素看,高校学术竞争力表现为学术发现、综合、传播和应用知识的综合优势能力;从过程要素看,高校学术竞争力是高校技术创新、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等要素协同作用所体现出的综合优势能力。以上三个层面的十个要素构成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一般要素子系统。而西部地方高校所拥的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地域性、民族性和自然性特殊要素则构成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的特殊要素子系统。基于此,本文提出,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是西部地方高校学者获取和利用学术设施、资金、设备,以及西部地区特有学术资源等,在技术创新、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的影响下,以学科为基本单元,在发展知识的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集学术发现竞争力、学术综合竞争力、学术传播竞争力和学术应用竞争力为一体的综合优势能力。本文尝试运用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研究的视角,对西部地方高校学术发展的理论困惑和现实困境进行解析。新结构经济学是建立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转型成败经验总结基础上的一门发展经济学理论,它也可作为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为同样欠发达的西部地方高校,在“先决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快速提升学术竞争力,提供一条可供选择借鉴的新路径。该视角的独特之处在于:与过往的趋同模仿的发展模式相比,该理论视角更重视内在要素禀赋在提升学术竞争力过程中的作用;与当前的特色化发展理论视角相比,它在研究起点、发展战略、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根本差别。而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方高校来说,这一来源于欠发达经验总结的新研究视角显然对其学术竞争力提升具有较强的理论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运用该视角研究欠发达高校学术发展的研究非常少,研究欠发达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专题研究基本没有。因而,将该理论视角应用于分析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和发展,是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本文借鉴了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核心概念思想,以“要素禀赋结构（E）—比较优势（A）—发展战略（S）—学术自生能力（V）”为内生路径,以有效市场（M）和有为政府（G）为外引两翼,构建了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EASV-MG”分析框架。通过广西H学院的案例分析发现,“EASV—MG”框架,它既是分析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一个新理论框架,也是引导欠发达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一条新实践路径。在实践中,“EASV—MG”框架不仅为西部地方高校提供了一条遵循基于自身学术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学术竞争力的合理路径,还为西部地方高校提升学术竞争力指明了一条“欠发达”追赶“发达”高校的渐进式“结构变迁”路径。这条渐进式的“结构变迁”路径,既包含因学校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带来的比较优势结构及其比较优势战略、学科专业结构的升级和变化,还伴随有政府制度结构的变化。在循序渐进的“结构变迁”中,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欠发达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可实现向发达高校的渐进式追赶和提升。从广西H学院的案例出发,运用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理论分析了目前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存在政府作用过度、市场作用不足,以及西部地方高校学术自主不够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表面上是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过程中政府、市场和西部地方高校三个主体间关系的不和谐,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政府权力过大,而政府权力过大则是政府计划思维惯性制约、有效学术市场机制缺失,以及高校学术竞争意识不足等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西部地方高校要摆脱学术竞争力的落后状况,一方面需要遵循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学术竞争力,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学术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因势利导学校发展优势学科专业、完善软硬基础设施、解决外部性问题等作用。就我国当前转型发展时期而言,政府当务之急是需要进一步合理定位角色因势利导学校发展、健全社会主义有效学术市场机制、改革高校评价标准实施分类评价等,以帮助西部地方高校更快更好地提升和发展学术竞争力。
二、关于在西部大开发条件下发展南阳旅游经济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在西部大开发条件下发展南阳旅游经济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架构 |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 一、田野点介绍 |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 一、仪式的兴起 |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 一、文化与仪式 |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社会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立论基础:旅游成为城市的一种生产方式 |
| 1.2.1 生产力要素向旅游集聚 |
| 1.2.2 旅游生产关系影响深入 |
| 1.2.3 旅游业社会贡献率提高 |
| 1.3 基本问题: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
| 1.3.1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基础格局 |
| 1.3.2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演化规律 |
| 1.3.3 我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正效机制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结构 |
| 2 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旅游化 |
| 2.1.2 城市旅游化 |
| 2.1.3 城市效率 |
| 2.2 文献分析 |
| 2.2.1 旅游化研究综述 |
| 2.2.2 城市效率研究综述 |
| 2.3 本章小结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假设 |
| 3.1.1 假设一: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存在时间上的协同关系 |
| 3.1.2 假设二: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协同存在空间差异性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定性研究 |
| 3.2.2 定量研究 |
| 3.3 样本与数据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与测度分析 |
| 4.1 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 |
| 4.1.1 既有的旅游化指标体系分析 |
| 4.1.2 旅游化指标体系的优化原则 |
| 4.1.3 优化的城市旅游化指标体系 |
| 4.2 城市旅游化测算与分析 |
| 4.2.1 权重分配 |
| 4.2.2 数据处理 |
| 4.2.3 测算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与测度分析 |
| 5.1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 |
| 5.1.1 既有城市效率指标体系分析 |
| 5.1.2 城市效率指标体系优化原则 |
| 5.1.3 优化后的城市效率指标体系 |
| 5.2 城市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5.2.1 方法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2 测算结果与数据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间关系分析 |
| 6.1 方法说明 |
| 6.1.1 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及其检验 |
| 6.1.2 协整检验 |
| 6.1.3 误差修正模型 |
| 6.2 数据预处理 |
| 6.3 时间关系分析 |
| 6.3.1 平稳性检验 |
| 6.3.2 旅游化和城市效率协整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空间关系分析 |
| 7.1 分析说明 |
| 7.1.1 分析模型构建 |
| 7.1.2 城市分类说明 |
| 7.2 空间关系分析 |
| 7.2.1 城市旅游化的空间特征分析 |
| 7.2.2 城市效率的空间特征分析 |
| 7.2.3 交叉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研究总结 |
| 8.1 研究内容 |
| 8.1.1 城市旅游化的现状及时空特征 |
| 8.1.2 城市效率的现状及时空特征 |
| 8.1.3 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的时空关系 |
| 8.2 研究见解 |
| 8.2.1 旅游化是历史发展必然而非一支独大 |
| 8.2.2 旅游化兼具逆向的表征和正向的效用 |
| 8.2.3 并非所有城市都适合全面推进旅游化 |
| 8.3 研究创新 |
| 8.3.1 概念的创新 |
| 8.3.2 理论的创新 |
| 8.3.3 策略的创新 |
| 8.4 研究展望 |
| 8.4.1 研究局限 |
| 8.4.2 研究拓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2007-2016年) |
| 附录 B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排名(2007-2016年) |
| 附录 C 中国城市旅游化指数增长率(2007-2016年) |
| 附录 D 中国城市效率指数(2007-2016年) |
| 附录 E 中国城市效率增长率(2007-2016年)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研究的理论准备 |
| 第一节 区域的范畴界定 |
| 一、区域的语义分析 |
| 二、不同学科中区域的内涵剖析 |
| 三、本文语境下区域的涵义与边界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的内涵与限定 |
| 一、援助的内涵 |
| 二、区域援助的界定与体系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的概念与体系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要素 |
| 一、援助对象 |
| 二、援助方式 |
| 三、援助绩效评估 |
| 第二章 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国家职能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义务 |
| 一、国家职能的演进 |
| 二、国家区域援助义务的逻辑根源 |
| 第二节 发展权利理论与区域发展权 |
| 一、发展权的变革 |
| 二、区域作为发展权的权利主体 |
| 三、区域发展权的内容与实现 |
| 第三节 实质正义理论与国家区域援助 |
| 一、实质正义的内容 |
| 二、实质正义在区域层面的实现 |
| 第三章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历史、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演进过程 |
| 一、萌芽阶段:国家区域援助的模糊概念及实践 |
| 二、正式形成:以“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为标志 |
| 三、推动立法:以《西部开发促进法》为例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与政策梳理 |
| 一、成文法层面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政策层面 |
| 第三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不明确 |
| 二、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强制性缺失 |
| 第四章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及相关制度概况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欧盟 |
| 四、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特点及经验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基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背景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目标 |
| 三、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原则 |
| 第三节 实现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标准化的建议 |
| 一、国家区域援助对象的识别 |
| 二、明确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标准 |
| 三、以法律形式对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进行明确规定 |
| 第五章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有效性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方式体系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方式的主要类型 |
| 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适用的援助方式组合设计 |
| 第二节 区域财政援助制度 |
| 一、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财政援助制度的建议 |
| 第三节 区域税收优惠制度 |
| 一、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域外规定 |
| 二、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完善我国区域税收优惠制度的建议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支持制度 |
| 一、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二、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
| 三、我国区域金融支持制度的完善 |
| 第六章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与应用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基础理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法制思维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理论依据 |
| 三、核心:国家区域援助财政支出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主体内容构建 |
| 一、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全生命周期” |
| 二、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结构性构成” |
| 第三节 国家区域援助绩效评估的应用 |
| 一、国家区域援助无效责任法律制度 |
| 二、国家区域援助退出法律制度 |
| 第七章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国家区域援助法律体系的域外考察 |
| 一、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概况介绍 |
| 二、域外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内容与特点 |
| 第二节 我国国家区域援助的立法构想 |
| 一、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基本法的构建 |
| 二、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单行法的创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建国以来宝鸡城市文地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文化空间的重要性 |
| 1.1.2 文化空间建设的现实问题 |
| 1.1.3 宝鸡在文化空间建设上的典型性 |
| 1.2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解析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文地的概念及内涵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概述 |
| 1.3.2 国外研究概述 |
| 1.4 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宝鸡城市发展历程及城市空间格局梳理 |
| 2.1 宝鸡城市的发展历程概况 |
| 2.1.1 城市关键建设时期的梳理 |
| 2.1.2 城市发展历程中的文化空间建设 |
| 2.2 历史城市文化空间格局的形成与营建经验 |
| 2.2.1 历史文化空间要素 |
| 2.2.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的营建经验 |
| 2.3 建国后宝鸡城市空间格局发展概述 |
| 2.3.1 工业带动下的城市快速起步(1949年-1978年) |
| 2.3.2 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内向集中发展(1979年-1999年) |
| 2.3.3 西部大开发拉动城市飞速发展(2000年-2010年) |
| 2.3.4 一带一路下的城市稳步发展(2011年-2019年) |
| 2.4 城市空间格局发展特征总结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宝鸡城市文地的分布特征 |
| 3.1 文地的数据来源 |
| 3.2 文地的分类统计 |
| 3.2.1 文地类型的划分 |
| 3.2.2 文化精神标识用地 |
| 3.2.3 纪念用地 |
| 3.2.4 宗教用地 |
| 3.2.5 文化遗产用地 |
| 3.2.6 文化设施用地 |
| 3.2.7 文化产业用地 |
| 3.3 文地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 3.3.1 宝鸡城市文地的总体分布特征 |
| 3.3.2 基于核密度法的城市文地分布特征 |
| 3.3.3 基于梯度分析的城市文地分布特征 |
| 3.3.4 文地集聚区的识别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宝鸡城市文地的变迁及动力机制 |
| 4.1 宝鸡城市文地的变迁过程 |
| 4.1.1 城市快速起步时的文地建设(1949年-1978年) |
| 4.1.2 城市内向发展时的文地建设(1979年-1999年) |
| 4.1.3 城市重心东移下的文地建设(2000年-2010年) |
| 4.1.4 城市稳步发展时的文地完善(2011年-2019年) |
| 4.2 宝鸡城市文地的动态变迁特征 |
| 4.2.1 文地要素的数量变化 |
| 4.2.2 文地的规模变化 |
| 4.2.3 文地分布特征的变化 |
| 4.3 宝鸡城市文地建设的动力机制 |
| 4.3.1 自然山水的定位 |
| 4.3.2 历史的积淀 |
| 4.3.3 政策的影响 |
| 4.3.4 工业发展的推进 |
| 4.3.5 文化建设的重视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宝鸡文地系统优化探索 |
| 5.1 宝鸡城市文地的现状问题 |
| 5.2 文地系统优化的策略 |
| 5.2.1 建构不同尺度的文地系统规划体系 |
| 5.2.2 历史文地的保护与提升 |
| 5.2.3 建构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 |
| 5.3 建立城乡一体、分区定位明确的区域文地系统 |
| 5.3.1 突显区域文地核心 |
| 5.3.2 建构区域文地格局 |
| 5.4 建立结构清晰、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文地系统 |
| 5.4.1 微观文地空间的塑造 |
| 5.4.2 中观轴线的强调 |
| 5.4.3 宏观结构的调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创新点与不足 |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录 |
| 表录 |
| 研究生期间参与的相关工作及成果 |
| 附表 |
| 附图 |
| 致谢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布局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布局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2.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诠释 |
| 2.1.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的研究 |
| 2.1.3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 |
| 2.1.4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空演化研究 |
| 2.1.5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空格局形成的影响因素 |
| 2.1.6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理论 |
| 2.2.4 增长极理论 |
| 2.2.5 核心-外围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探讨 |
| 3.1 经济发展的含义与本质 |
| 3.1.1 经济发展的基本含义 |
| 3.1.2 经济发展的本质 |
| 3.2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类型 |
| 3.2.1 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
| 3.2.2 经济发展方式类型 |
| 3.3 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程、内涵与特征 |
| 3.3.1 转变历程 |
| 3.3.2 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 |
| 3.3.3 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 |
| 3.4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性问题及理论推论 |
| 3.4.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外部性问题 |
| 3.4.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推论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测度体系构建及评价 |
| 4.1 指标测度体系的构建 |
| 4.1.1 构建的原则 |
| 4.1.2 测度指标体系的选取与说明 |
| 4.1.3 数据处理 |
| 4.2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水平的评价 |
| 4.2.1 评价方法 |
| 4.2.2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格局及动态演变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标准差椭圆法(SDE) |
| 5.1.2 灰色动态预测法(GM(1,1)) |
| 5.1.3 变异系数法(CV) |
| 5.1.4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
| 5.2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 5.2.1 总体动态时序变化特征 |
| 5.2.2 各维度时序变化特征 |
| 5.2.3 时间序列差异变动特征 |
| 5.3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
| 5.3.1 总体空间分异特征 |
| 5.3.2 空间集聚特征 |
| 5.3.3 演变轨迹特征 |
| 5.3.4 空间分布格局趋势预测 |
| 5.4 本章小结 |
| 6.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空演化格局的形成机制分析 |
| 6.1 研究方法 |
| 6.1.1 面板数据模型 |
| 6.1.2 空间计量模型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宏观驱动因素分析 |
| 6.2.2 微观影响因素分析与假设 |
| 6.3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说明 |
| 6.3.3 数据说明 |
| 6.4 实证分析与估计结果 |
| 6.4.1 普通面板模型检验与分析 |
| 6.4.2 空间计量检验与估计结果分析 |
| 6.4.3 机制检验 |
| 6.4.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结合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重视弥补短板 |
| 7.2.2 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指导,充分发挥区域协同效应 |
| 7.2.3 以实施区域差异化转型发展策略为重点,充分发挥区域空间效应 |
| 7.2.4 以加强空间关联为手段,加快促进低水平区转型发展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省际交界地区 |
| 2.1.2 区域 |
| 2.1.3 区域发展战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理论” |
| 2.2.2 区域经济学中的“区位论” |
| 2.2.3 建立在空间尺度上的“现代集聚理论” |
| 2.2.4 发展中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2.5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
| 2.2.6 发展经济学视角中的“要素禀赋理论” |
| 2.2.7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行政区经济理论” |
| 2.2.8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中心——边缘”理论 |
| 2.3 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研究综述及评价 |
| 2.3.2 国内研究综述及评价 |
| 第三章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体系 |
| 3.1 逻辑分析体系与尺度单元划分 |
| 3.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 研究方法体系 |
| 3.3.1 熵值法测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
| 3.3.2 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关联性与空间集聚效应 |
| 3.3.3 空间滞后模型分析空间同质性 |
| 3.3.4 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空间异质性 |
| 3.3.5 DEA模型测度经济效率 |
| 第四章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差异的时空尺度演化分析 |
| 4.1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形成的历史沿革 |
| 4.1.1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思想渊源 |
| 4.1.2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脉络 |
| 4.1.3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分水岭” |
| 4.2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动态分析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结果 |
| 4.3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空间分析 |
| 4.3.1 空间同质性分析 |
| 4.3.2 空间异质性分析 |
| 第五章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差异的效率尺度分析 |
| 5.1 省际交界地区发展差异效率尺度的分析逻辑与方法 |
| 5.1.1 分析逻辑 |
| 5.1.2 分析方法 |
| 5.2 省际交界地区经济效率的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2.1 测度结果 |
| 5.2.2 测度结果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分类 |
| 6.1 分类原因与分类逻辑 |
| 6.1.1 分类原因 |
| 6.1.2 分类逻辑 |
| 6.2 分类方式 |
| 6.2.1 按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分类 |
| 6.2.2 按“交界”因素差异分类 |
| 6.3 分类的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对策建议 |
| 7.1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
| 7.1.1 “发展差异较大”与“欠发达程度较深”问题重叠 |
| 7.1.2 “集中连片特困”与“欠发达”问题区域重叠 |
| 7.2 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2.1 全面丰富区域发展战略体系 |
| 7.2.2 创新跨区域合作发展机制 |
| 7.2.3 高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
| 7.2.4 提升省际交界地区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空间模型Stata运算输出结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区位理论与集聚经济 |
| 2.1.2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
| 2.1.3 新经济地理空间集聚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2 相关研究 |
| 2.2.1 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2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 |
| 2.2.3 促进山区发展的对策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3 自然地形、交通运输与山地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1 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1.1 区域经济发展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1.2 区域发展战略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2 自然地形与山地城镇化的关系 |
| 3.2.1 山地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 |
| 3.2.2 自然地形对山地城镇化的影响 |
| 3.3 交通运输与城镇化相互作用机制 |
| 3.3.1 交通运输对城镇化的影响 |
| 3.3.2 城镇化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
| 3.4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作用机制 |
| 3.4.1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 |
| 3.4.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演变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南地区经济基础与山地城镇化发育特征分析 |
| 4.1 经济基础综合测度 |
| 4.1.1 经济发展历程 |
| 4.1.2 工业化发展阶段 |
| 4.1.3 竞争能力测度 |
| 4.1.4 影响因素分析 |
| 4.2 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 |
| 4.2.1 人口城镇化 |
| 4.2.2 经济城镇化 |
| 4.2.3 整体城镇化 |
| 4.2.4 城镇空间拓展 |
| 4.3 城镇等级结构变化分析 |
| 4.3.1 人口规模等级结构 |
| 4.3.2 城市经济等级结构 |
| 4.3.3 城市空间等级结构 |
| 4.3.4 城市消费等级结构 |
| 4.3.5 城市职能和类型多样化 |
| 4.4 本章小结 |
| 5 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压力评价 |
| 5.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及特征 |
| 5.1.1 资源环境要素构成 |
| 5.1.2 资源环境本底特征 |
| 5.2 资源环境要素供需状态评价 |
| 5.2.1 土地资源 |
| 5.2.2 淡水资源 |
| 5.2.3 矿产与能源 |
| 5.2.4 森林与草地资源 |
| 5.2.5 资源开发压力评价 |
| 5.3 资源环境开发对城镇化影响评价 |
| 5.3.1 “地—地”关系评价 |
| 5.3.2 “人—地”关系评价 |
| 5.3.3 资源开发的负面效应 |
| 5.4 本章小结 |
| 6 交通运输对西南地区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 交通运输主要特征 |
| 6.1.1 运输网络发展 |
| 6.1.2 专业化程度 |
| 6.1.3 运输距离 |
| 6.1.4 运输成本 |
| 6.1.5 运输能耗 |
| 6.2 工业化、运输化与城镇化关系的测度 |
| 6.2.1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
| 6.2.2 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6.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2.4 VAR模型的估计及脉冲分析 |
| 6.3 交通运输对山地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选择 |
| 6.3.2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
| 6.3.3 实证过程及实证结果 |
| 6.3.4 基于实证结果的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我国山地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
| 7.1 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
| 7.1.1 对区域发展差异与不平衡问题的再认识 |
| 7.1.2 对效率与公平抉择问题的再认识 |
| 7.2 国内外典型案例研究 |
| 7.2.1 瑞士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2.2 贵州山地城镇化发展模式 |
| 7.3 山地城镇化发展思路与措施 |
| 7.3.1 总体发展思路 |
| 7.3.2 发展路径选择 |
| 7.3.3 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研究 ——以广西H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设计 |
| 2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基本概念与内涵 |
| 2.1 西部地方高校 |
| 2.2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 |
| 3 新结构经济学与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理论分析 |
| 3.1 新结构经济学的产生与影响 |
| 3.2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概述 |
| 3.3 新结构经济学对西部地方高校提升学术竞争力的理论价值 |
| 4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EASV-MG分析框架 |
| 4.1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 |
| 4.2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战略选择 |
| 4.3 西部地方高校的学术自生能力 |
| 4.4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市场和政府作用 |
| 4.5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EASV-MG发展路径 |
| 5 基于EASV-MG框架的案例分析——以广西H学院为例 |
| 5.1 案例对象及其选择缘由 |
| 5.2 广西H学院学术竞争力发展案例分析 |
| 6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
| 6.1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的问题 |
| 6.2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6.3 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关于在西部大开发条件下发展南阳旅游经济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2]中国城市旅游化与城市效率关系的时空特征研究[D]. 岳燕祥.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3]我国国家区域援助制度法律研究[D]. 吕慧娜.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建国以来宝鸡城市文地变迁研究[D]. 赵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7]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 熊升银.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D]. 王一婕. 兰州大学, 2020(10)
- [9]中国山地城镇化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西南地区为例[D]. 丁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6)
- [10]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地方高校学术竞争力研究 ——以广西H学院为例[D]. 郭裕湘.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