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口地区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展开（论文文献综述）
于婷婷[1]（2019）在《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研究》文中提出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是我国目前及未来很长时期的建设重点。在快速城镇化建设中,城乡二元化对乡村造成的巨大冲击,城镇建设用地无序扩张和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用地破碎、传统文化遗失,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乡村可持续发展,并集中反映在乡村生态景观退化、土地景观格局破碎、聚落景观同质化等外在表征上。这使得传统偏重物质空间建设的乡村规划,难以满足新时期生态运行机制引导下美丽乡村的建设需求,迫使乡村景观研究更加关注资源统筹和国土空间管控。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应将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融合起来,从人地关系出发改善乡村环境条件。在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科学地判断引发乡村景观问题的主要来源,如何度量乡村景观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确定乡村景观问题产生的关键因素,如何选择适宜的乡村规划方法,都是现阶段乡村景观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内容。针对以上问题,在对严寒地区乡村景观长期调研的基础上,将脆弱性作为契入点,深入剖析乡村自然环境景观、聚落景观、经济景观和文化景观的脆弱性表征、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确定乡村景观脆弱性因子、因子作用维度及作用规律。为了进一步明确乡村景观脆弱性的时空分异规律,构建了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对2008-2017年典型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进行评价,以明确县域维度和村庄维度景观脆弱性时空演变规律及脆弱性主因子演变趋势,并以此确定乡村景观脆弱性因子分级标准。为了有效应对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引入与脆弱性相对的韧性概念和韧性规划思维,提出注重演进式发展和人地资源综合统筹的乡村韧性规划模式。结合严寒地区现行乡村规划应对乡村景观脆弱性的缺失,以及美丽乡村建设规划需求,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划分乡村景观脆弱类型,针对不同类型乡村单元提出“通用型+主因子型”规划模式,并以黑龙江省为例,对其县域单元和村庄单元提出了具体的乡村韧性规划策略。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包含基础理论及实地调研、乡村景观脆弱性产生机制、评价和应对景观脆弱性的乡村规划模式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系统阐释了自然-社会脆弱性理论、贫困脆弱性理论、灾害心理学理论、人地关系理论和城乡空间演变理论,并梳理了严寒地区村庄气候适应性设计研究内容,为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进而,引入景观脆弱性和人地耦合脆弱性评价研究方法、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为乡村景观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提供研究基础。为了有效应对和降低乡村景观脆弱性,提出与脆弱性研究相对的韧性研究,分析了韧性规划的内涵、特征及优势,以及严寒地区乡村景观韧性特征,为乡村韧性规划提供理论方法依据。在实地调研中,根据样本容量计算公式及样本筛选标准,在东北三省选取32个典型县域和66个典型村庄,从自然环境景观、聚落景观、经济景观和文化景观方面深入剖析乡村景观脆弱性表征。为诠释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产生机制,引入脆弱性研究范式,就其脆弱性根源—乡村人地系统脆弱性出发,从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三个方面探讨乡村景观脆弱性影响要素。根据乡村景观脆弱性影响要素的相互作用方式,引入乡村景观脆弱性的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三要素,并从时空维度解析脆弱性干扰源和脆弱性因子作用规律,由此提出乡村景观脆弱性理论研究框架,并借鉴景观脆弱性和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框架、指标和模型,构建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在典型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研究中,选取黑龙江省作为研究区域,筛选117县域单元和30个村庄单元作为评价对象,结合GIS分析其脆弱性空间分异规律;通过其2008-2017年的脆弱性阈值变化,分析黑龙江省乡村脆弱性时空演变格局,剖析黑龙江省乡村景观脆弱性的时空分异规律,确定其脆弱性主因子演变趋势及脆弱性因子分级标准。为应对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将与脆弱性相对的韧性规划思维引入现行乡村规划。通过梳理严寒地区现行乡村规划在应对景观脆弱性方面的缺失与需求,提出乡村韧性规划的目标体系,解析其与相关现行规划的衔接关系,进而提出乡村韧性规划的编制和执行程序,基于系统聚类法划分乡村景观脆弱类型,提出“通用型+主因子型”的规划模式,并结合典型严寒地区开展规划应用,分级、分类地提出黑龙江省县域单元和村庄单元的乡村韧性规划模式和策略,以有效降低景观脆弱性、为生态文明理念下美丽乡村建设提供规划支撑。
李响[2]（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文中指出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沈阳具有“东方鲁尔”之称号和“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之美誉。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一时段内,妥善接收城市并迅速恢复各项功能之后,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影响和推动下,沈阳城市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不仅建设成为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对此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历史学为基础,兼用城市社会学、城市形态学、城市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以沈阳城建档案和当时报刊为主要资料,研究了这一时期沈阳城市的发展背景、历程、建设成果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时段的城市发展做出评价,以期为当今城市建设和深入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启示。除绪论和结论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探讨解放后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沈阳城市的恢复建设,为沈阳城市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沈阳解放后,沈阳军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成功的完成了接收和管理工作,成为全国大城市接收的典范。在国家的支持和城市人民的努力下,沈阳恢复和新建了市内工厂,使其在规模上和技术上达到或超过建国前水平。在工业恢复的同时,残破的城市得以修复,社会重新运转并进一步走向安宁有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的恢复建设,不仅壮大了沈阳工业经济实力,更为此后大工业发展计划的确立、规划和实施创造了条件。第二章论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规划设计。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城市建设的方针和计划是围绕工业化制定和实施的。基于国内外现实条件和沈阳自身基础,国家在此布置了较多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和配套项目。为与工业化建设相适应,沈阳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也有了新的规划,将城市发展计划与工业建设协调起来。因此沈阳不仅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城市现代工业体系,而且形成了较为合理的现代城市骨架结构,为城市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章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的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历程。沈阳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市范围内形成了4个完整的工业区,完成建设项目近1500项,其中重点项目50多项,形成了以机床、电机电器制造工业和航空工业为核心的国家重工业基地。作为工业建设的载体,城市道路、排水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交通、供水、供电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公园、广场、文体场馆等公共空间丰富多样,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的呈现成为沈阳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沈阳被苏联专家誉为当时“中国八大城市之一,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工业城市。”第四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的重构。随着工业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空间也获得了超常规发展,形成了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沈阳模式。从城市整体布局的调整出发,扩建成铁西和大东两个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生产规模宏大的工业区,新建陵北工业区和沈海工业区;配合工业发展,形成了南北两个文教区,教育科研机构规模和数量较为庞大;按照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布置调整了行政中心位置;逐渐形成了市、区、住宅区3层商业中心。城市以市政府为新的城市中心,构建了南北和东西轴线,沿轴线、铁路和陆路交通线向外拓展趋势明显。城市内部结构得到重构,外部形态得以扩展,重塑了沈阳作为东北工业化首位城市的空间形貌。第五章论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的更新。“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使中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也促进沈阳城市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出现了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城市水平相吻合的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机制——单位制,城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变动,科学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特征。在此基础上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丰富,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反映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历程,也映射在今天的生活范式中。第六章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业绩成就了沈阳中国重工业第一城和东北首位城市的地位,也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以工业建设为依托,沈阳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形貌得到重塑,也奠定此后城市发展格局结构;城市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市民生活水平提高,也造就了辉煌的工业历史和独具魅力的工业精神。同时,这一时期沈阳城市发展也具有局限性,体现在城市建设落后于工业化,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设备与技术更新缓慢,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动力等,这些问题对当今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沈阳乃至东北城市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是巨大的更新也是辉煌的起点。在铭记昔日成就的同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汲取,更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深思,寻求解决之道。要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沈阳,如何发挥辽宁精神,重塑环境、重振雄风,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研究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历程可获得借鉴和启示。
王谷[3]（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提出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王涛[4]（2017）在《东北严寒地区绿色村镇体系的系统构建及综合评价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北严寒地区承载着国家粮食生产和生态功能两个核心职能,其功能承载空间以村镇为主体、占东北地区80%以上的国土资源,但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该区域的村镇发展方向和动力、建设速度和质量与其核心职能不相匹配,面临着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生产与人居环境质量差、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根本问题。改善严寒地区的村镇人居环境,实现绿色、生态、健康、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是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和长远发展的重要诉求,以区域主体功能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为基础,构建东北严寒地区绿色村镇体系、明晰区域发展目标、动力机制和发展策略,是国家重要战略和东北地区发展的关键课题。研究以“绿色村镇体系”为核心,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理论及村镇体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在东北严寒地区选取25个典型乡镇,开展了村镇全域范畴内的系统调查。通过多样本、大数据的调研分析,提炼出东北严寒地区典型村镇绿色化建设的特征、问题、优势及发展需求,并以系统关联、内涵表征、村镇情境等多维视角与方法确定绿色村镇体系的要素集,构建由6个子系统、33个一级要素、141个二级要素组成的严寒地区绿色村镇体系理论框架系统。在明确绿色村镇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以绿色村镇体系理论系统为依据,解析、筛选和转换相关评价指标体系与标准,构建由6个子系统指标、24个状态指标、83个量化指标组成的绿色村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层级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典型村镇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增加最大值、最小值及标准门槛值序列等方法,缩小评价误差、获得精准比较结果,通过省域差异、产业类别、村镇属性、地形地貌分类等方法细化和精准化绿色村镇体系的综合指数及子系统指数,以使评价结果具有现实意义及普遍价值,能够真实反映出东北地区村镇的实际状况和面向绿色化发展的潜力。基于系统特征需求、综合评价及结果的深入分析,从总系统层面,提出东北严寒地区绿色村镇体系的整体发展思路与策略,并对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保护、绿色经济与产业发展、空间资源绿色集约利用、居民点体系及绿色宜居建设、基础设施体系及绿色提升、绿色人文社会及服务管理六个子系统进行专项策略制定。明确与策略分类匹配的适宜性应用方法,重点应对水环境生态修复、绿色产业链拓展、农户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村庄空间绿色宜居优化、生活垃圾处理体系绿色构建、公共服务设施绿色提升等典型要素问题,形成完整的东北严寒地区绿色村镇体系建设发展及规划提升策略系统,以及针对严寒地区的绿色村镇体系规划编制中思路转变、目标优化、框架重构、内容拓展、成果表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实施路径。本研究面向东北严寒地区村镇发展建设的现实问题,以大量实际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系统理论构建、量化分析与评价、策略体系生成等研究过程,期望反映东北严寒地区村镇发展建设的现实问题、挖掘绿色化发展动力与机制,提出具有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策略,为保障国家主体功能的实现及区域长远发展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张勇[5]（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指出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何俊[6]（2017）在《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研究 ——以博罗县为例》文中提出博罗县是地处粤北的农业大县,水利工程对我县农田灌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县的小型水利工程,大都建设年代久,工程建设标准低,防渗率低,安全系数偏低,经过多年运行,老化损坏严重,田间节水工程滞后,用水无节制,水资源浪费严重,工程实际供水能力大为降低,由此导致全县很多农村工程性缺水问题比较普遍,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由此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被提上了日程。本工程的建设任务重、时间紧,建设外部环境处于一直不断变化之中,影响因素很多,给项目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所以项目管理水平决定项目能否按时或提前发挥它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在整个项目管理的三要素中,为了保证按时完工,进度管理显得尤其重要。编制科学、合理的进度计划并执行计划是保证工程按期完工的必要条件,作为工程的管理者检查监督进度计划的执行并协助解决问题是保证工程按期完工的重要手段。作者作为业主全程参与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所以本文把已完工的该项目作为案例来研究,希望能为以后类似的工程管理提供借鉴。本文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和创新点;然后阐述了项目的概况及进度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接着详述本项目进度计划的编制、执行并用列表比较法来检查监督计划的执行情况并对工程延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最后给出了保障进度计划达到预期目标的措施。
张军涛[7]（2016）在《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代中原地区与现今相比,气候总体上温暖湿润,水、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丰富。这样的自然环境对当时的农业生产总体上是有利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当时人们面临地广人稀,“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的局面,人们与大自然的斗争,较之现今要激烈得多。商代整个社会普遍重视农业生产,人们在农业生产中较多地采取集体协作的生产方式,这无疑有利于广辟田地及农田水利建设,进而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商代青铜工具真正用于农业者不多,但这为数不多的青铜农具在农业中的运用,必然展示其优越的性能,无疑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黍在甲骨文中多见,是商代中原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黍倍受商人的重视,这是由历史因素、黍的自然特性及商人的习俗共同作用的结果。商代中原地区黍作已经有了整地、施肥,播种,中耕除草、收获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栽培技术。商代中原地区黍文化浓郁,从黍的播种、田间管理到收获等诸多环节都有相应的礼俗。中原地区发现的诸多小麦遗存表明,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麦才作为农作物出现在中原地区,到商代,中原地区麦的种植已有一定规模。商代中原地区小麦的种植规模较之粟和黍不算大,但小麦是一种旱地高产农作物,在商代具有一定灌溉能力的条件下,一定规模的种植,其意义重大。商代中原地区小麦的种植及其规模扩大的趋势助推了商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商人对麦作较为重视,为麦求年,以麦为祭品祭祀神祗,商代中原地区有以麦为地名者。商人从麦的播种、中耕除草、灌溉和收获有一套较为全面的栽培技术。粟是商代中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其在中原地区商代遗址中的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都高于其他农作物。商人对粟较为重视,为粟祈年,以粟为祭品进献神祗。菽是商代中原地区主要农作物之一,商代中原地区菽遗存时有发现,商人对菽作较为重视,为菽求年,以菽为祭品,菽还以地名的方式出现等。商代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定菽的播种、收获等栽培技术。商代中原地区菽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其种植规模和比例较低。植物考古发掘的商代中原地区旱地农作物遗存参之甲骨文旱地农作物的记载及古农书总结的农作规律,揭示出商人无论对传统的黍、粟,还是对麦都很重视,商王亲自参与其生产的相关环节,为之祈年,以之为祭品奉献神祗。相较而言,在时间方面,商人更注重黍的种植时节、麦的收获时段,而这两个时间是契合的,这透露出该时间的重要性。旱地农作物黍和粟较为耐旱,但低产、稳产;麦与黍、粟相较,需水量大,但高产。从甲骨文看商王对它们的重视程度没有显着差别,说明商代旱作低产、稳产作物（粟、黍、菽）与旱作高产、技术条件要求高的麦是并存和发展的。从考古资料、历史文献记载和商代适宜水稻种植的气候来看,商代中原地区水稻种植应有一定规模。甲骨文中以前从水而释为“黍”的字应释为“稻”的本字更为合理。商人对稻作较为重视,商王亲自参与稻作管理,为稻祈年,以稻为祭品祭祀神祗,为稻卜问雨情。商人已掌握了一定的水稻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获等栽培技术。《合集》24440“二月父”之“”可厘定为,会意字,义为能产丝麻之禾,乃“枲”的本字;“二月父”之“父”用为本义,即以斧砍伐。故“二月父”即“二月斧枲”。从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来看,大麻既是中原地区商代人们衣料纤维的最主要来源,也是重要的粮食之一。从大麻的栽培技术看,上古时代,人们收割大麻的工具主要是斧,殷历二月（夏历六月）收割雄麻合于中原地区传统农时。种种迹象表明,“二月父”就是“二月斧枲”。《合集》24440是商代的日历,也是商代月令书的局部,其对考察商代月令书、农时、大麻的栽培技术等方面价值非凡。商代中原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较为合理,农作物中既有耐旱、稳产但低产的粟、黍,也有适合旱地种植、高产但栽培技术要求高的麦类,还有耐贫瘠、高产但对水环境要求高的水稻,另有富含蛋白质、并能改良土壤的大豆,更有富含油脂、为蝗虫不食、且其纤维可织布、作绳索等的大麻。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商代,中原地区的多品种农作物并存的种植结构具有诸多优势,可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加植物种类的多样性。商代中原地区农作物种类多样,种植业内部结构合理,这使得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稳固。我国先民对农时的认识源远流长。商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时观念,田地开垦、耕作、施肥、播种、治虫、收割、储藏等农业生产诸环节都有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在一个自然年内,商人有农忙和农闲时节之分。商代黍、麦、稻、菽等作物的栽培管理涉及农时因素关系重大,其管理集中于耕作、播种和收获三个阶段,相当于后世一年四季的春、夏、秋三季。这与我国传统农事安排的时间阶段性特点相一致,实为古代农业“三时”观的滥觞。商代农事与商代历法息息相关。商代之前,夏代有《夏小正》,之后,西周有《豳风·七月》,战国有《十二纪》,西汉有《时则》,东汉有《四民月令》等等,这些月令体历法中都有具体的农事安排,参之商代有“月一正曰食麦”、“二月斧枲”等记载,商代可能有类似的月令体历书,其中应含有相应月份的农事安排。中原地区,商初连年大旱,殷商时期频繁的旱灾,应与冷暖波动有密切的关系。甲骨文所揭示的武丁至祖庚、祖甲时期的旱灾为传世文献所缺载,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商代的祈雨方术极具特色,商人如遇大旱,常行焚人祈雨之“烄”祭。旱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商人对旱灾密切关注。传世文献和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晚期中原地区旱灾强度大,诱发了蝗灾、沙尘暴、河水断流等次生自然灾害。商代中原地区发生的旱灾强度大,不但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而且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乃至朝代的更迭。商初中原地区的旱灾,加快了夏朝的灭亡,为商代的建立和巩固创造了机遇;商代末期中原地区的旱灾直接导致了周族的兴起和殷商的衰亡。商初中原地区的旱灾激发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创造了抗旱丰产的区田法,促进了商代凿井技术的提高和农田水利建设。蝗灾对农业生产影响重大。商代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是蝗灾发生的温床,历史时期中原地区蝗灾多发。甲骨文中有关殷商时期中原地区蝗灾的记载较多,可补传世文献记载所缺。通过对甲骨文中蝗灾的考察,发现殷商时期中原地区蝗虫一年可发生三代,这与今长江流域蝗虫发生的情况相似。商人对蝗灾发生的时间,及其与旱灾、阴雨的关系都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选择了相应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以预防蝗灾。当蝗灾发生时,商人不仅求助于神灵以禳灾,而且已知道利用烟火驱杀蝗虫。甲骨文记录了商代中原地区发生的水灾,还留下水灾对农业造成危害的确切证据。商人应对水灾除求助神祗的“宁雨”禳灾之外,还采取居住地选在距河流较近但不被河水因满溢所侵淹的高岗之地、在农田中作沟渠以利于排涝等相应的预防措施。商代中原地区鸟兽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安全,田猎是除去农田鸟兽之害的重要举措。
杨宇[8]（2015）在《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的案例分析》文中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政体制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我国在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财政体制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先后建立了“统收统支”、“包干制”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现行的“分税制”体制已运行二十多年,产生了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诸多问题,如何在“分税制”的框架内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已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这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财政体制改革发挥着排头兵的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完善财政体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理论上看,财政体制内容繁杂,总结起来,不外乎事权、财权和财力这三大要素,事权是基础,财权是手段,财力是保障,三者的划分是否明确、合理、规范,组合方式是否符合国情,直接影响着我国财政体制运行效率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财政体制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上三个要素,“药方”也应从这三方面来抓。本文在第二章阐述财政职能理论、公共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外部性理论和激励相容理论的基础上,第三章构建了财政体制核心三要素模型,阐述了事权、财权和财力的概念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衡量三者之间关系是否合理,财政体制是否科学完善的落脚点和实现途径。从实践上看,财政体制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科学合理的国家财政体制应该在保证国家集中统一的基础上,辖区内的所有省份公平地履行事权,获得应有财权和财力,以实现全国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辖区内的每个省份是全国财政体制是否完善的评判员,当中央和每个省份的体制都较为完善,科学合理的财政体制便建立了。正是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践观点,本文以财政体制三要素为理论基础,选取黑龙江省这一单独个体,以点带面,将中央与该省的财政体制进行庖丁解牛式的分析。首先,第四章基于财政的公共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和激励相容等理论,梳理该省建国以来经历的“统收统支”、“包干制”和“分税制”三个阶段财政体制的动因、沿革和影响。第五章接着分别指出黑龙江省目前财政体制在事权、财权和财力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在事权方面,按照《2013年政府支出分类科目》的项级列举了黑龙江省当年近600项支出科目的划分现状,得出了中央事权下放过多的结论,加之中央刚性支出要求多以及部分支出政策不符合地方实际,使地方承受了过重负担。在财权方面,不仅税收制定权和税收划分集中在中央,而且由于制度不合理,黑龙江省出现了税收向辖区外转移,特别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实行进一步减少了该省税收；收费权产生的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缺乏制度约束和可持续性,收费收入占黑龙江省财政收入比例高,无法形成可用稳定财力。在财力方面,由于转移支付结构不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低,专项资金项目数量和配套要求过多,直接造成可支配财力不足。事权、财权和财力三方面的问题,最终导致黑龙江省财力和事权不相匹配。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量化数据说明黑龙江省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环保生态、公共文化以及整体公共服务水平上都同其他省份有一定差距。为了满足本省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和完成中央的各项指令任务,黑龙江省政府债务长期持续上升,债务风险和未来还款压力较大。中国幅员辽阔,拥有31个省份和13亿多人口,每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源、人口和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科学的财政体制必须将以上因素都纳入考量范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如何结合具体省份的实际情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黑龙江省作为财政体制特殊因素的研究范本,有很强的典型性和示范性：地处最东北,最大的木材生产基地,有最大的油田,生产最多的粮食,最早解放和工业化建设地区,集边疆大省、生态大省、能源大省、产粮大省、老工业大省和冰雪大省与一身,为国家累计提供大量资源,其中原油占全国的1段煤炭占1/10、木材占1/3、商品粮占1/7。本文第六章分析了以上特殊因素如何通过事权、财权和财力影响着黑龙江省的财政体制,同时在分析的过程中有所侧重,边疆大省和生态大省侧重于履行国防和环保事权、能源和粮食因素侧重于税收水平低和税收转移,而老工业基地和高寒因素侧重于需要财力的补贴和扶持。黑龙江省在事权、财权和财力方面的问题,是财政体制的共性问题,在全国其他省份也普遍存在。正是如此,本文从个性看共性,第七章提出完善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六项原则之后,分别针对这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在事权方面,首先对我国宪法和现行的246部法律进行了系统的文本分析,对政府现行所有的事权进行了界定和分类,提出了事权法定的目标,为事权的合理划分奠定了法制基础。其次,将事权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共同承担事权和目标事权四大类,并提出事权划分应该达到“能托低、准浮动、可增长、易执行、被监督、有保障”六个标准。再次,在第四章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说明当前近600项支出中央和地方划分现状的基础上,逐项提出了该支出应属于中央、地方或共享事权,并对共享事权提出了分享比例。最后,提出中央应尽快将涉及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安全、地方政府不合理投资及国家整体利益等领域中的事权上收。在财权方面,从税权权和收费权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提出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房产税、环境税、社保税的改革建议和税种收入划分的整体方案,在此基础上,辅之以立法、征管等方面配套措施。其次在将非税收入分类的基础上,实行费改税,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保留的收费项目依法征收。在财力方面,本文提出了转移支付的总体原则,即公平与效率兼顾、纵向与横向方式并用、分配与使用过程公开,具体体现在扩大一般转移支付规模,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设立和分配,并建立以生态功能区补偿为主的横向转移支付。在提出共性对策后,本文第八章对于黑龙江省的特殊因素提出相关建议。在事权方面：针对边疆因素,由于部队事权划分不清晰,承担了中央的国防支出责任,提出国防领域实行以中央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模式;涉及国家和地方共同安全的事权共同承担；保障地方经济发展和安全的事权应划归地方。财权方面：税收政策全国统一,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不应有针对不同省份特殊因素的不同政策,而收费权随着费改税和收费权的规范统一,地方的收费权也逐步减少,因此对于特殊因素的财权方面的对策,已经在第七章详细阐述。财力方面：针对生态因素,由于履行生态保护事权,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财政减收、公共基础设施落后,提出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力度、提高天保工程补助标准、完善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针对能源因素,石油税收大部分上缴中央,煤炭资源税税收较低,收入受价格影响变动大,资源面临枯竭,收入不可持续,提出建立资源可持续发展准备金,支持资源型城市和企业转型。针对粮食因素,由于粮食产业带来的收入低且需地方政府大量投入,而商品粮低价调出转移当地政府财政投入,提出合理确定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关系、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技推广的投入力度、支持粮食深加工和绿色食品产业发展。针对老工业基地因素,由于国企改革遗留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员安置费用高、基础设施亟需改造、职工基本养老金缺口大、企业欠税和不良贷款尚未完全清缴等诸多问题,都需要政府财力支撑,提出支持解决企业“三供”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减轻养老保险负担。针对高寒因素,建造和养护成本较高、供热取暖成本高、居民健康增加开支、引进人才成本高,提出增加对寒冷地区居民的高寒补贴,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专项,并建立对供热的专项补贴。
包艳杰[9]（2014）在《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农作物种植技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南是指现在行政区划中的河南省,在三至十二世纪不同朝代今河南省曾分属不同的行政单位,但是国家政权中心自西向东逐渐进入河南中心地区。在集权制国家体系内,政权中心所在地的发展往往具备优厚于其他地方的条件。因此河南境内不管是粮食作物还是蔬菜等种植技术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北宋以后逊色于南方。在传统农业国家的中心地区,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供养不断增加的人口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气候、土壤、水利条件是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农作物种植技术发展的自然条件。气候波动必然影响农事活动安排,从不同时代古籍,尤其是历书和月令体农书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联系。华北平原的气候受海洋影响,属暖温带的半干旱季风气候。雨量稀少而分配不均,对农作物生长影响极大。夏季气温高而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很少降雪,春季温度上升快而蒸发量大,再加以大风多,造成了严重的春旱,这是河南农业发展的重要威胁。自12万年以来华北平原古气候曾有过多次冷暖交替,殷商时期的温暖持续到周朝初年,此后温暖寒冷交替,春秋之后转暖,持续到西汉,东汉开始气候整体趋于寒冷,至唐代进入温暖期,而北宋又是由暖转寒的一代。不同气候条件促成了不同类型土壤的发育,土壤又为农作物提供了生长之基,东汉崔寔将田地主要分为三类:沙白轻土之田、美田缓土、强土黑垆之田。《齐民要术》中新出现的土壤类型有:白土、黑土（砂质壤土,粘土）;白软地、黑软地、刚强之地（沙质壤土、粘质壤土、粘质土）;黄白软土（疏松肥沃的红壤或黄壤,或疏松的壤质土）,黑软青沙土:肥沃的沙土或粉砂质壤土;白沙地即沙土。人们在长期劳作过程中,观察认识土壤的能力逐渐提高,并采取适当的土壤耕作措施,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土壤肥力,使土壤一直处于一种良好的生态循环状态,这是中国传统农业得以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适当的水分是植物生长的必然条件,因此灌溉可谓是农业发展的命脉。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境内的水环境由好变坏,主要河流—黄河处于"安流期",境内湖泊的变化较为明显,随之动荡的是陂塘的兴废及陂塘技术的发展与停滞,在湖泊陂塘湮废的进程中,沼泽湿地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水环境的变化给当地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水稻和水生蔬菜种植。小麦、水稻、粟、豆是三至十二世纪河南主要的农作物。文中的麦是指冬小麦,自传入中国后因受脱粒磨粉及加工技术的限制一直到东汉末年才获得显着发展,至唐代与传统的粟豆主食地位相当,此后发展为河南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原本是南方作物,但北方种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史书记载各朝代都能看到人们对水稻生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水利建设的重视。魏晋以前,河南一带为中国的中心,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农业技术成熟较早,不管是水稻种植技术还是农田水利南方都不及北方发达,文章以"别稻"作为技术要点进行了详细分析,表明了这一情形。但是南北朝以后,南北方的稻作事业发生了变化。中原地区饱受战乱摧残,农田建设遭受严重破坏,加上人口大量南迁,稻作衰落,而南方地区丰富的水资源,适宜的气候,稳定的社会环境此时遇到先进的技术,可谓进入到水稻生产的黄金期,此后稻占据了粮食产量的统治地位,总的来说,稻的南北转变过程从魏晋开始,最迟南宋结束。粟和豆除了作人们的日常粮食外,还常被用作饲养牲畜的精饲料,尤其以养马最重要。自西汉以后养马业逐渐兴盛,唐宋时期是一个高峰,在这个养马盛行的时代出现人与马争食、牧场与农田相争的情形是必然的。粟在麦作兴起以后并没有很快衰落也与它的饲料用途有一定关联,而豆渐渐退出主食行列,作为重要的副食一直繁荣至今。瓜、茄子、韭、姜、莴苣、芥菜、芜菁及菱藕等水生蔬菜是三至十二世纪河南重要的蔬菜。旱地栽培蔬菜在三至十二世纪的河南不断巩固发展,水生蔬菜则多受限于环境制约,比重逐渐减轻。文章结合各种蔬菜的生物学特性逐一考察了古籍中关于这些蔬菜的记载,对目前仍有疑问的点做了分析辨明,力图使这些蔬菜的种植技术脉络更加清晰。桑麻是棉花传入以前人们主要的衣料来源。黄河中下游地区有悠久的植桑历史。虽然考古发现证明南北方蚕桑业起源相当,但早期北方处于政权中心附近,所以发展速度远胜于南方地区。唐代之前,河南是我国最大的桑树种植区,与桑树种植相伴而生的丝织业也比较先进。中唐以后,河南蚕桑业呈现衰落之势,虽与以往相比略有逊色,但仍保持着相当的实力。依托种桑业而起的缫丝织锦,是达官贵族们的主要衣料。而沤麻织布则是寻常百姓的衣料来源。文中的大麻是指以取纤维为目的的雄麻,目前学界关于《齐民要术》中"得霜露则皮黄也"仍有疑问,文章结合大麻的生物学特性及种植地域认为这是贾思勰在强调适时播种的重要,怕皮黄,而非"尚黄"。技术选择与发展依托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发生,同时技术发展也会引起环境的变化。农耕首先受制于时节及土壤条件,因此文章以时节及土壤环境为两个观察点,分析了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农作物种植技术中因时耕作与因地制宜两个主要特点,并以洛阳为例,结合文人诗集阐述了技术发展引起的农田景观变化。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先民根据地形、气候、水环境等自然资源基础创造了水作与旱作并存的农业局面,但是六朝以后逐渐集中以旱作农业发展为中心,耕耙耱旱作体系定型并精细化。在这个过程中水资源的恶化直接导致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促成了旱作体系的成熟。而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农业生产者在改造自在自然,创造农业景观的过程中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同样的一片土地上究竟呈现哪一种农业景观,这里生活的人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人口因素对农作物种植技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人口数量变化对粮食的需求不同而产生的影响,二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构成所造成的影响。农业生态系统中食物链越短,营养级之间的能量消耗就越少,因此,有效缩短食物链,可供养较多的人口。对于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养活更多的人口,农耕就显示出了突出的优势,因此在人地矛盾出现后,种植农业中辅助能投入逐渐增加,农耕技术逐渐精细化,畜牧则逐渐退缩,仅在不适宜农耕的环境里延续。北朝及唐末五代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大量的游牧民族人民进入到中原,这些来自少数民族的居民在河南逐渐放弃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学习并适应定居的农耕生产与生活,而不是以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来改造中原,这种"入乡随俗"现象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生态因子。同时,融入到中原人中间的少数民族也为中原地区的农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农牧地位、畜产种类及饮食文化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饮食文化中以"胡饼"最负盛名。人们对饼食的喜爱也是麦作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此外,农田水利的兴修及农具的革新、劝农制度发展成熟也为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农作物种植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毋晓蕾[10]（2014）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耕地保护的成本与收益不一致，导致耕地利用者和经营者对耕地的投资不断降低，耕地质量不断下降，耕地粗放型利用和撂荒现象比较严重，耕地非农化潜在驱动力也因此产生；与此同时，使得耕地保护重点区由于用途管制而丧失税收等收入，从而降低了当地政府、农户等对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在当前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以“公平”和“效率”为出发点，以“吃饭”、“建设”和“生态”相协调为目的，对耕地保护的理论和应用进行研究，对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进行构建，对提高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河南省为例，逐步探讨了耕地保护执行情况、耕地保护补偿面积和受偿面积的测算、耕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协调、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测算、耕地保护主体行为分析、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构建等内容，重点建立了耕地保护主体行为的博弈模型，初步形成了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路径。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1）界定了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内涵，从耕地保护的责任、权利、利益出发，由中央政府和未承担任耕地保护任务的地区及个人对因为承担耕地保护任务而造成损失的地区及个人进行补偿，补偿的方式是通过中央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经济补偿提高耕地保护地区耕地保护者的收益，进而达到激励耕地生产者保护耕地，校正耕地保护领域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的目标。（2）耕地保护面积的确定以供需平衡为依据，测算了耕地保护的赤字/盈余面积。以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核心区的河南省为例，进行耕地保护补偿面积和受偿面积测算，根据河南省各地市耕地盈余/赤字状况的测算结果，河南省各地市可以分为两类地区：一类地区是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较高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或粮食主产区，是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输出方，即为受偿区域，包括开封、焦作、鹤壁、漯河、安阳、许昌、商丘、濮阳、新乡、南阳、信阳、周口和驻马店等13个地市；另一类地区是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较低的经济发达地区，是耕地生态社会效益的输入方，即为补偿区域，包括郑州、三门峡、平顶山、洛阳和济源等5个地市。（3）基于外部性内部化原理及土地发展权原理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进行了研究，并以周口市为例，综合应用当量因子法、影子价格法、成本收益法、指标替代等多种方法测度耕地外部性价值，据此得到了耕地保护补偿理论标准，并通过社会可承受性修正得到了耕地保护补偿现实标准，将耕地的医疗保障价值、养老保障价值、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价值和生态价值纳入耕地补偿体系，周口市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17959元/hm2a（1197元/亩a）；应用建设用地价格剥离法，计算出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耕地价值，进而计算出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14716元/hm2（a981元/亩a）。（4）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为耕地保护的主体，运用博弈的方法对耕地保护主体的目标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构建路径进行理论探讨，得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耕地保护行动一致性的可能性和可以利用机制对农民消极保护耕地的行为进行纠正与规范的结论。为保护和提高作为耕地保护主体的地方政府及农户的积极性，应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对耕地外部性的直接产生者和过多承担耕地保护任务、提供外部效应的地区给予补偿。（5）采用参与式农户调查与评估方法（PRA）在周口市三县区调查了262个农户，了解主要受偿者（主要是农户）的意愿，分析了农户对耕地的多功能性认知、农户耕地保护受偿意愿、耕地保护补偿方式、农户对耕地保护政策的响应，为相应的激励性保护政策、耕地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了依据。
二、周口地区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展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口地区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1）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对象的概念 |
| 1.3.1 乡村和乡村景观 |
| 1.3.2 景观脆弱性 |
| 1.3.3 乡村景观脆弱性 |
| 1.3.4 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 |
| 1.4 研究界定 |
| 1.4.1 研究范围 |
| 1.4.2 研究对象 |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 |
| 1.5.1 国外相关研究 |
| 1.5.2 国内相关研究 |
| 1.5.3 国内外相关研究简析 |
| 1.6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乡村景观脆弱性的研究基础 |
| 2.1 乡村景观脆弱性研究的相关理论 |
| 2.1.1 自然-社会脆弱性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理论 |
| 2.1.3 灾害心理学理论 |
| 2.1.4 人地关系理论 |
| 2.1.5 城乡空间演变理论 |
| 2.1.6 严寒地区村镇气候适应性设计研究 |
| 2.2 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的研究基础 |
| 2.2.1 脆弱性评价框架及模型 |
| 2.2.2 景观脆弱性评价方法及指标 |
| 2.2.3 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 |
| 2.2.4 景观脆弱性和人地耦合脆弱性关联作用 |
| 2.3 韧性规划研究基础 |
| 2.3.1 韧性和脆弱性研究 |
| 2.3.2 韧性规划的内涵、特征及优势 |
| 2.3.3 乡村韧性特征分析 |
| 2.4 关键方法和技术体系 |
| 2.4.1 指标体系法 |
| 2.4.2 TOPSIS决策分析法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调查及脆弱性表征分析 |
| 3.1 乡村概况 |
| 3.1.1 乡村形成及历史发展 |
| 3.1.2 乡村数量及分布 |
| 3.2 乡村研究样本选取 |
| 3.2.1 样本容量确定及选取标准 |
| 3.2.2 县域样本选取结果 |
| 3.2.3 村庄样本选取结果 |
| 3.3 乡村景观现状调查 |
| 3.3.1 乡村景观分类方式 |
| 3.3.2 调研方案及数据获取 |
| 3.3.3 自然环境景观 |
| 3.3.4 聚落景观 |
| 3.3.5 经济景观 |
| 3.3.6 文化景观 |
| 3.4 乡村景观脆弱性表征分析 |
| 3.4.1 县域层面乡村景观脆弱性表征 |
| 3.4.2 村庄层面乡村景观脆弱性表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影响因素及机制 |
| 4.1 乡村景观脆弱性影响因素 |
| 4.1.1 乡村景观脆弱性表征与根源 |
| 4.1.2 生态环境影响因素 |
| 4.1.3 土地利用影响因素 |
| 4.1.4 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
| 4.1.5 影响因素相互作用 |
| 4.2 乡村景观脆弱性产生机制 |
| 4.2.1 脆弱性三要素 |
| 4.2.2 乡村景观脆弱性要素 |
| 4.2.3 乡村景观脆弱性的时空维度 |
| 4.2.4 乡村景观脆弱性因子作用规律 |
| 4.3 乡村景观脆弱性研究体系 |
| 4.3.1 乡村景观脆弱性研究维度确定 |
| 4.3.2 乡村景观脆弱性理论框架构建 |
| 4.3.3 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框架构建 |
| 4.4 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
| 4.4.1 评价指标筛选 |
| 4.4.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4.3 评价方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典型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 |
| 5.1 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 |
| 5.1.1 研究区概况 |
| 5.1.2 评价单元选取 |
| 5.1.3 评价指标体系 |
| 5.1.4 数据来源 |
| 5.2 乡村景观脆弱性评价结果及分析 |
| 5.2.1 评价结果 |
| 5.2.2 县域维度乡村景观脆弱性分析 |
| 5.2.3 村庄维度乡村景观脆弱性分析 |
| 5.3 乡村景观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
| 5.3.1 暴露性时空格局演变 |
| 5.3.2 敏感性时空格局演变 |
| 5.3.3 适应性时空格局演变 |
| 5.3.4 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 |
| 5.3.5 主因子演变趋势 |
| 5.4 乡村景观脆弱性因子分级标准 |
| 5.4.1 因子分级方法 |
| 5.4.2 县域维度脆弱性因子分级标准 |
| 5.4.3 村庄维度脆弱性因子分级标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应对景观脆弱性的严寒地区乡村韧性规划 |
| 6.1 应对乡村景观脆弱性的韧性规划思维引入 |
| 6.1.1 严寒地区现行的乡村规划 |
| 6.1.2 现行规划应对乡村景观脆弱性的缺失与需求 |
| 6.1.3 应对乡村景观脆弱性的韧性规划思考 |
| 6.2 乡村韧性规划目标体系和规划模式 |
| 6.2.1 目标体系 |
| 6.2.2 规划衔接 |
| 6.2.3 规划模式 |
| 6.3 典型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类型 |
| 6.3.1 乡村景观脆弱类型划分方法 |
| 6.3.2 县域维度乡村景观脆弱类型 |
| 6.3.3 村庄维度乡村景观脆弱类型 |
| 6.4 典型严寒地区县域乡村韧性规划策略 |
| 6.4.1 县域维度乡村韧性规划模式 |
| 6.4.2 自然脆弱型县域乡村韧性规划策略 |
| 6.4.3 强加脆弱型县域乡村韧性规划策略 |
| 6.4.4 可逆脆弱型县域乡村韧性规划策略 |
| 6.5 典型严寒地区村庄韧性规划策略 |
| 6.5.1 村庄维度乡村韧性规划模式 |
| 6.5.2 基本保障型村庄韧性规划策略 |
| 6.5.3 改善提升型村庄韧性规划策略 |
| 6.5.4 美丽宜居型村庄韧性规划策略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对象和内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和创新 |
| 第一章 解放后沈阳城市的接收和恢复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沈阳城市接收 |
| 一、城市接收前的准备工作 |
| 二、城市接收的过程与实施 |
| 第二节 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次第开展 |
| 一、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建立 |
| 二、市政建设恢复 |
| 三、教育、卫生事业进步 |
| 第三节 城市工业的恢复和改造 |
| 一、解放前沈阳工业状况 |
| 二、国营工业的恢复和新建 |
| 三、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改造 |
| 第四节 配合抗美援朝战争动员的城市社会生产运动 |
| 一、全市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援 |
| 二、配合战争动员进行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 |
| 第五节 新政权的巩固与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 |
| 一、收缴武器弹药,确保城市安全 |
| 二、进行城市救济、收容散兵、乞丐和无业游民 |
| 三、封闭妓院,教育改造妓女和暗娼 |
| 四、严禁贩毒吸毒,肃清烟毒流害 |
| 五、镇压反革命运动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规划 |
| 第一节 “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过程和原因 |
| 一、国家工业发展策略中沈阳地位的确立 |
| 二、“重点工业城市”落户沈阳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的城市规划设计 |
| 一、《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制定基础 |
| 二、《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形成过程 |
| 三、《沈阳市城市初步规划》的具体内容和评价 |
|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 |
| 第一节 城市工业飞速发展 |
| 一、铁西区工业的扩充 |
| 二、大东区工业的调整 |
| 三、新工业区的工业建设 |
| 第二节 城市建设逐步完善 |
| 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焕然一新 |
| 二、城市公共事业建设大幅度改善 |
| 三、城市公共空间丰富多样化 |
| 四、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社区呈现 |
| 第四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空间形态重构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一、原有工业区的充实和调整 |
| 二、新工业区和工业居民点的规划和兴建 |
| 三、文教区的新建 |
| 四、行政区域迁移和构建 |
| 五、等级化商业区的出现 |
| 第二节 城市空间总体形态及特点 |
| 一、更新与拓展——总体城市形态 |
| 二、扩张与重构——城市形态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演变逻辑 |
| 一、城市发展动力综合分析 |
| 二、城市空间形态演变逻辑 |
| 第五章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沈阳城市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单位制在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中占主导 |
| 一、单位制的形成 |
| 二、沈阳地区单位制的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社会人口结构变化 |
| 一、城市人口数量增长 |
| 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 |
| 三、人口经济结构的变化 |
| 四、女性劳动人口增加及意义 |
| 第三节 科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突出 |
| 一、科学和教育事业突飞猛进 |
| 二、医疗卫生条件有质的飞跃 |
| 第四节 城市居民生活变迁 |
| 一、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 |
| 二、城市居民文体娱乐活动丰富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评述 |
| 第一节 沈阳城市发展成就与历史影响 |
| 一、谱写辉煌时代,建成新中国重点工业城市 |
| 二、形成以沈阳为核心的辽宁中部城市产业集群 |
| 三、重构工业城市形态,奠定城市发展格局 |
| 四、城市精神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沈阳城市发展的局限性 |
| 一、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水平落后于工业化 |
| 二、单位制度和企业办社会存在弊端 |
| 三、环境污染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改善 |
| 四、三大改造后城市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 |
| 结论 |
| 一、革新与辉煌：建国初期城市整体风貌变革 |
| 二、辐射与担当：城市职能的转变 |
| 三、反思与梦想：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与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郧阳地区的生态环境 |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 一、地形与气候 |
| 二、水系与土壤 |
| 三、植物与动物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 一、郧阳地区行政建置制沿革 |
| 二、郧阳地区的移民与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郧阳地区人口变迁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人口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人口政策 |
| 二、清代人口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人口政策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一、明代流民偷入与附籍 |
| 二、人口构成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人口发展 |
| 一、清代前期郧阳地区人口恢复 |
| 二、清代后期郧阳地区人口增长 |
| 三、清代郧阳地区人口构成 |
| 第四节 人口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影响 |
| 一、明清人口变化趋势 |
| 二、人口变化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郧阳地区农业开发与环境 |
| 第一节 明清土地政策与环境 |
| 一、明代土地垦荒政策 |
| 二、清代土地政策 |
| 三、生态视角下的土地开发 |
| 第二节 明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农业生产与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清代郧阳地区农业发展 |
| 一、土地开垦状况 |
| 二、农田水利建设 |
| 三、种植新趋势 |
| 第四节 农业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
| 一、森林资源衰减 |
| 二、水土流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思想与保护个案 |
| 第一节 明清环境思想 |
| 一、明清士大夫环境思想 |
| 二、明清郧阳地区官员的环境思想 |
| 三、郧阳地区民俗文化中的环境思想 |
| 第二节 明清环境保护与个案 |
| 一、清代官方环境保护 |
| 二、明清郧阳地区环保个案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东北严寒地区绿色村镇体系的系统构建及综合评价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东北严寒地区 |
| 1.3.2 村镇体系 |
| 1.3.3 “绿色”与“绿色村镇体系”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4.1 国内相关研究 |
| 1.4.2 国外相关研究 |
| 1.4.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5 研究内容方法、技术路线与论文框架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5.4 论文框架 |
| 第2章 基础研究 |
| 2.1 “绿色”理念的基础分析 |
| 2.1.1 “绿色”关键词共现分析 |
| 2.1.2 “绿色”内涵的数据分析 |
| 2.2 绿色村镇体系的基础研究 |
| 2.2.1 传统村镇体系的内容解析 |
| 2.2.2 村镇绿色化发展的趋势判断 |
| 2.2.3 绿色村镇体系的特征与要求 |
| 2.3 东北严寒地区村镇的绿色化认知 |
| 2.3.1 基本特征 |
| 2.3.2 村镇的绿色化思考 |
| 2.4 相关理论与技术方法 |
| 2.4.1 相关理论研究 |
| 2.4.2 评价方法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东北严寒地区村镇调研与特征分析 |
| 3.1 调查方案设计与实施 |
| 3.1.1 调查思路 |
| 3.1.2 调查步骤与内容设计 |
| 3.1.3 调查实施支撑 |
| 3.2 村镇现状特征与问题 |
| 3.2.1 气候与自然生态环境状况 |
| 3.2.2 社会经济与产业发展状况 |
| 3.2.3 居民点体系与人居环境建设状况 |
| 3.2.4 村镇土地资源利用状况 |
| 3.2.5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状况 |
| 3.2.6 绿色技术利用及规划编制情况 |
| 3.3 村镇绿色化基础与优势 |
| 3.3.1 绿色属性为特征的资源优势 |
| 3.3.2 绿色功能为根本的空间本底 |
| 3.3.3 绿色生产为核心的产业基础 |
| 3.4 村镇绿色化多维需求分析 |
| 3.4.1 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定位 |
| 3.4.2 地区层面的发展规划与需求 |
| 3.4.3 村镇层面的建设需求 |
| 3.4.4 居民层面的使用需求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村镇体系要素分析与系统构建 |
| 4.1 绿色村镇体系构建原则及思路 |
| 4.1.1 基本原则与要求 |
| 4.1.2 构建思路 |
| 4.2 绿色村镇体系目标设定与框架模式 |
| 4.2.1 总体目标设定 |
| 4.2.2 系统框架模式 |
| 4.3 绿色村镇体系要素多维集成分析 |
| 4.3.1 基于村镇规划标准规范的内容提炼 |
| 4.3.2 基于新时期的政策导向及诉求传承 |
| 4.3.3 基于村镇多元示范建设的经验借鉴 |
| 4.3.4 基于典型实态调研的问题及需求反馈 |
| 4.3.5 基于相关指标体系的逆向推导 |
| 4.3.6 基于绿色核心职能的内涵凸显 |
| 4.4 绿色村镇体系要素甄选与解析 |
| 4.4.1 甄选归并的基本思路 |
| 4.4.2 自然生态类要素的甄选与解析 |
| 4.4.3 经济产业类要素的甄选与解析 |
| 4.4.4 空间利用类要素的甄选与解析 |
| 4.4.5 居民点宜居类要素的甄选与解析 |
| 4.4.6 基础设施类要素的甄选与解析 |
| 4.4.7 人文服务类要素的甄选与解析 |
| 4.5 绿色村镇体系框架整合与特征分析 |
| 4.5.1 总系统的纵向构成与整合构建 |
| 4.5.2 子系统的绿色解析与横向关联 |
| 4.5.3 与传统村镇体系的比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绿色村镇体系多层级灰色关联度评价 |
| 5.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5.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1.3 评价指标的初级选取 |
| 5.1.4 量化指标的遴选结果 |
| 5.1.5 指标解析与权重确定 |
| 5.2 数据获取与辅助序列设计 |
| 5.2.1 调研乡镇的类型构成 |
| 5.2.2 样本乡镇的数据收集 |
| 5.2.3 辅助序列的指标值确定 |
| 5.3 评价测算与结果分析 |
| 5.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
| 5.3.2 各层级关联度计算 |
| 5.3.3 评价结果归一化处理 |
| 5.3.4 绿色综合指数结果分析 |
| 5.3.5 子系统绿色指数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绿色村镇体系发展建设与规划策略 |
| 6.1 绿色村镇体系总体发展策略 |
| 6.1.1 村镇体系绿色化的基本思路 |
| 6.1.2 不同类型乡镇的差异化路径 |
| 6.1.3 基于绿色村镇体系理论的总体引导 |
| 6.2 绿色村镇体系子系统及要素专项策略 |
| 6.2.1 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保护策略 |
| 6.2.2 绿色经济与产业拓展策略 |
| 6.2.3 空间资源绿色集约利用与管控策略 |
| 6.2.4 居民点体系及绿色宜居建设策略 |
| 6.2.5 基础设施体系及绿色提升策略 |
| 6.2.6 绿色人文社会及服务管理策略 |
| 6.3 绿色村镇体系规划提升策略 |
| 6.3.1 规划思路转变与目标优化 |
| 6.3.2 规划框架重构与内容深化 |
| 6.3.3 规划编制与成果表达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创新点 |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 小结 |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 一、新省府工程 |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 小结 |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 附录 |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6）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研究 ——以博罗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情况与存在的问题 |
| 2.1 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概况 |
| 2.1.1 气象水文概况 |
| 2.1.2 地质概况 |
| 2.1.3 工程的建设任务及设计标准 |
| 2.1.4 工程项目施工的主要内容 |
| 2.1.5 经济指标 |
| 2.1.6 主要工程量和总工期 |
| 2.2 项目实施的组织架构及职责 |
| 2.2.1 组织架构 |
| 2.2.2 县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总工、项目负责人等的主要职责 |
| 2.3 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情况 |
| 2.4 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存在的问题 |
| 2.4.1 工程实施计划在进度方面并不完善 |
| 2.4.2 中标的设计公司未按合同规定时间提交设计成果 |
| 2.4.3 施工单位管理不到位 |
| 2.4.4 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
| 2.5 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5.1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5.2 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
| 第三章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编制 |
| 3.1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特点与要求 |
| 3.1.1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的特点 |
| 3.1.2 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方面的要求 |
| 3.2 分解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结构 |
| 3.2.1 建立WBS模型的主要依据 |
| 3.2.2 构建WBS项目工程模型的基本原则 |
| 3.2.3 博罗县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结构分解 |
| 3.3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制定兙 |
| 3.3.1 项目进度计划制定的要求 |
| 3.3.2 项目进度计划编制的目的 |
| 3.3.3 编制工程进度计划的方法 |
| 3.3.4 项目的工作排序及责任分配 |
| 3.4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推进的时间安排 |
| 第四章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实施与检查监督 |
| 4.1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目标体系的建立 |
| 4.2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实施 |
| 4.2.1 项目进度计划责任的公开和落实 |
| 4.2.2 制定实施进度计划方案 |
| 4.3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计划检查监督 |
| 4.4 项目进度检查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进度计划的保障措施 |
| 5.1 加强组织领导与协调工作 |
| 5.2 上下联动,提前部署开展项目进度前期工作 |
| 5.3 提高项目管理水平,严格执行设计规范,扎实做好设计工作 |
| 5.4 做好资金的管理工作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局限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由来及意义 |
| 一 选题由来 |
| 二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商代农业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与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所用材料、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 所用材料及处理 |
| 二 研究方法及途径 |
| 三 创新点 |
| 第五节 内容与结构 |
| 第一章 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环境 |
| 第一节 商代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 |
| 一 气候温暖湿润 |
| 二 自然资源丰富 |
| 第二节 商代中原地区的社会环境 |
| 一 社会重视农业生产 |
| 二 集体协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
| 三 青铜工具的使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商代中原地区的农作物（上） |
| 第一节 商代中原地区黍作 |
| 一 商代中原地区的主粮——黍 |
| 二 商代中原地区黍的栽培技术 |
| 三 商代中原地区浓郁的黍文化 |
| 第二节 商代中原地区麦作 |
| 一 商代中原地区的麦遗存 |
| 二 商人重麦 |
| 三 商代中原地区麦的栽培技术 |
| 第三节 商代中原地区粟作 |
| 一 甲骨文中的粟 |
| 二 谷物的脱粒和储藏 |
| 第四节 商代中原地区菽作 |
| 一 商代中原地区的菽遗存 |
| 二 甲骨有菽 |
| 三 商代中原地区菽的栽培技术 |
| 小结 |
| 第三章 商代中原地区的农作物（下） |
| 第一节 商代中原地区稻作 |
| 一 商代中原地区的水稻 |
| 二 甲骨有“稻” |
| 三 商人重稻 |
| 四 商代中原地区稻的栽培技术 |
| 第二节 商代中原地区麻作 |
| 一 “父(?)”考释 |
| 二 先秦文献记载的大麻 |
| 三 先秦考古发现的大麻 |
| 四 大麻栽培技术 |
| 第三节 商代中原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 |
| 一 先秦中原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迁 |
| 二 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特点及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商代中原地区的农时 |
| 第一节 先秦农时观 |
| 第二节 商代历法概况 |
| 第三节 商代中原地区的农时观 |
| 一 商代中原地区农时的具体内容 |
| 二 商代中原地区农时的特点 |
| 第四节 商代中原地区的月令 |
| 一 先秦月令 |
| 二 商代中原地区月令的特点 |
| 小结 |
| 第五章 商代中原地区的农业自然灾害 |
| 第一节 商代中原地区的旱灾 |
| 一 传世文献记载的商代旱灾 |
| 二 甲骨文中的商代旱灾 |
| 三 商代中原地区发生旱灾的考古证据 |
| 四 商代中原地区旱灾引发的次生自然灾害 |
| 五 商代中原地区旱灾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商代中原地区的蝗灾 |
| 一 中原地区的蝗灾 |
| 二 甲骨文中的蝗灾 |
| 三 商代中原地区蝗灾发生的时间 |
| 四 商人对蝗灾的认识及应对 |
| 第三节 商代中原地区的水灾 |
| 一 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中原地区的水灾 |
| 二 商代中原地区应对水灾的措施 |
| 第四节 商代中原地区鸟兽之灾 |
| 一 商代中原地区的环境致鸟兽众多 |
| 二 应对鸟兽之灾的措施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博士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的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情况 |
| 1.2.1 分税制改革评价及建议 |
| 1.2.2 事权、财权和财力 |
| 1.2.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1.3 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可能的创新点 |
| 1.3.3 存在的不足 |
| 2 理论基础 |
| 2.1 公共品理论 |
| 2.1.1 公共品的公共性 |
| 2.1.2 公共品的层次性 |
| 2.2 财政分权理论 |
| 2.2.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
| 2.3 外部性理论 |
| 2.3.1 外部性的概念 |
| 2.3.2 外部性的测量 |
| 2.4 激励相容理论 |
| 2.4.1 激励相容的内涵 |
| 2.4.2 激励相容理论在财政的应用 |
| 3 财政体制核心三要素理论模型构建 |
| 3.1 事权、财权和财力的相关概念 |
| 3.1.1 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相关概念 |
| 3.1.2 财权的相关概念 |
| 3.1.3 财力的相关概念 |
| 3.2 事权、财权和财力的关系 |
| 3.2.1 事权是财权和财力的基础 |
| 3.2.2 财权影响财力 |
| 3.2.3 财力是履行事权的保障 |
| 3.3 科学的财政体制要实现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
| 3.3.1 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
| 3.3.2 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路径 |
| 4 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沿革对黑龙江省的影响 |
| 4.1 “统收统支”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情况 |
| 4.1.1 “统收统支”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的内容 |
| 4.1.2 “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成效和问题 |
| 4.2 “包干制”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情况 |
| 4.2.1 “包干制”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的内容 |
| 4.2.2 “包干制”财政体制的成效和问题 |
| 4.3 “分税制”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情况 |
| 4.3.1 “分税制”时期黑龙江省财政体制的内容 |
| 4.3.2 “分税制”对黑龙江省财政的积极作用 |
| 5 从黑龙江省角度看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 |
| 5.1 事权划分不合理,地方承载过多 |
| 5.1.1 中央事权下放过多 |
| 5.1.2 刚性支出要求多 |
| 5.1.3 部分支出政策不符合地方实际 |
| 5.2 地方财权自主性较弱,财力愈益依赖中央转移支付 |
| 5.2.1 地方税权少,税收占比低 |
| 5.2.2 收费权收入无法形成可用稳定财力 |
| 5.3 转移支付结构不优,地方可支配财力不足 |
| 5.3.1 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低,指定用途多 |
| 5.3.2 专项转移支付数量和配套要求过多 |
| 5.4 事权和财力不相匹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 |
| 5.4.1 指标体系 |
| 5.4.2 因子分析法 |
| 5.4.3 数据来源和运行结果 |
| 5.4.4 结果分析 |
| 5.5 依靠发债弥补财力不足,债务规模大、风险高 |
| 5.5.1 债务规模刚性上升 |
| 5.5.2 债务风险高 |
| 5.5.3 偿还债务压力大 |
| 6 黑龙江省特有因素对财政体制影响的路径分析 |
| 6.1 事权方面 |
| 6.1.1 边疆大省,承担国防支出责任 |
| 6.1.2 生态大省,履行区域生态保护事权 |
| 6.2 财权方面 |
| 6.2.1 能源大省,资源税收低且不可持续 |
| 6.2.2 产粮大省,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多 |
| 6.3 财力方面 |
| 6.3.1 老工业大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需要财力支撑 |
| 6.3.2 冰雪大省,寒冷气候增加财力支出 |
| 7 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一般性建议 |
| 7.1 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
| 7.1.1 总体思路 |
| 7.1.2 基本原则 |
| 7.2 事权法定的基础上,按支出科目合理划分事权 |
| 7.2.1 全面梳理现行法定事权 |
| 7.2.2 明确政府事权类别和标准 |
| 7.2.3 按照政府支出科目逐项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 |
| 7.2.4 将部分事权上划中央 |
| 7.3 进一步调整和规范财权 |
| 7.3.1 推进税制改革,适度增加地方税收权力 |
| 7.3.2 分类规范收费权 |
| 7.4 强化转移支付均等化财力的作用 |
| 7.4.1 明确转移支付的总体思路和原则 |
| 7.4.2 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 |
| 7.4.3 规范专项转移支付 |
| 7.4.4 完善生态功能区为主的横向转移支付 |
| 7.5 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
| 7.5.1 用法制规范财政体制的各个环节 |
| 7.5.2 完善干部考核体系 |
| 7.5.3 增强预算执行的硬约束 |
| 8 统一财政体制框架内黑龙江省特有因素的改革思路 |
| 8.1 特有因素的一般性意义 |
| 8.1.1 特有因素重要性强,相似省份多 |
| 8.1.2 现有转移支付体系中的重要因素 |
| 8.2 规范中央和地方国防领域事权划分 |
| 8.2.1 实行以中央财政为主的经费保障模式 |
| 8.2.2 涉及国家和地方共同安全的事权共同承担 |
| 8.2.3 保障地方经济发展和安全的事权应划归地方 |
| 8.3 优化转移支付,提高地方财力 |
| 8.3.1 建立生态事权补偿机制 |
| 8.3.2 建立资源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
| 8.3.3 建立粮食主产区新增粮食投入返还机制 |
| 8.3.4 减轻地方国企改革财力负担 |
| 8.3.5 增加高寒补贴 |
| 附表1 中央和黑龙江省公共财政支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 |
| 附表2 根据宪法梳理的政府事权分类情况表 |
| 附表3 2012年黑龙江省整合涉农资金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农作物种植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内容与框架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三至十二世纪河南的农业自然资源 |
| 第一节 河南的气候与土壤 |
| 一、冷暖交替的气候 |
| 二、土壤概况 |
| 三、土壤类型 |
| 第二节 河南境内的河流与湖泊 |
| 一、黄河 |
| 二、主要湖泊及变迁 |
| 第三节 河南境内的陂塘 |
| 一、河南南部的陂塘 |
| 二、河南中部的陂塘 |
| 三、河南东部的陂塘 |
| 四、河南西部的陂塘 |
| 第二章 三至十二世纪河南的麦作技术 |
| 第一节 魏晋以前小麦种植技术缓慢发展 |
| 一、小麦的推广与地位 |
| 二、麦作发展缓慢的原因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的麦作技术 |
| 一、整地 |
| 二、垄作 |
| 三、播种方法 |
| 四、田间管理 |
| 五、收获贮藏 |
| 第三节 唐宋时期河南麦作技术快速发展 |
| 一、与小麦种植有关的物候知识 |
| 二、间作技术提高—桑下植麦 |
| 三、唐宋河南小麦大面积种植 |
| 四、麦作发展的影响 |
| 第三章 三至十二世纪河南粟、稻、豆种植技术 |
| 第一节 粟种植技术 |
| 一、粟的种植状况 |
| 二、粟的播种方法 |
| 三、轮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四、影响粟种植技术发展的因素 |
| 第二节 水稻种植技术 |
| 一、东汉以前的水稻种植 |
| 二、东汉的“别稻” |
| 三、六朝到北宋稻作技术 |
| 第三节 豆的种植技术 |
| 第四章 三至十二世纪河南主要蔬菜种植技术 |
| 第一节 蔬菜种类 |
| 一、宋代以前河南蔬菜种类 |
| 二、北宋时河南蔬菜种类 |
| 第二节 旱地栽培蔬菜的种植技术 |
| 一、瓜的种植技术 |
| 二、茄子的种植技术 |
| 三、从韭菜到韭黄 |
| 四、莴苣种植技术 |
| 五、姜种植技术 |
| 六、芥辣种植技术 |
| 七、芜菁种植技术 |
| 第三节 水生蔬菜的种植技术 |
| 一、菱种植技术 |
| 二、莲藕种植技术 |
| 三、蒲菜种植技术 |
| 四、茭白种植技术 |
| 第五章 三至十二世纪河南桑麻种植技术 |
| 第一节 桑树种植技术 |
| 第二节 麻类纤维作物种植技术 |
| 一、大麻对土壤的要求 |
| 二、适时播种以避“得霜露则皮黄” |
| 第六章 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农作物种植技术特点及农田景观变化 |
| 第一节 河南农作物种植技术的特点 |
| 一、因时耕作 |
| 二、因地制宜—以为古代诗词中心 |
| 第二节 农田景观的变化—以洛阳为例 |
| 一、白居易笔下的洛阳农田景观 |
| 二、王禹偁笔下的洛阳农田景观 |
| 第七章 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农作物生产技术发展的原因 |
| 第一节 影响种植技术发展的环境要素变迁 |
| 第二节 影响种植技术发展的人口因素 |
| 一、人口数量的影响 |
| 二、民族构成的变化及影响 |
| 第三节 水利工程技术对种植技术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农具革新对种植技术发展的影响 |
| 一、以犁为主的整地工具 |
| 二、播种农具 |
| 三、中耕农具 |
| 四、灌溉农具 |
| 五、收获农具 |
| 六、魏晋隋唐墓葬中所见的农具或明器 |
| 第五节 劝农制度对农作物种植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劝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二、劝农的具体过程 |
| 三、劝农的主要内容与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Extended Abstract |
| 目录 |
| 图清单 |
| 表清单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5 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 |
| 2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研究基础及框架 |
| 2.1 相关术语释义 |
| 2.2 耕地保护补偿的理论基础 |
| 2.3 耕地保护补偿的实证基础 |
| 2.4 耕地保护补偿的基本框架 |
| 2.5 本章小结 |
| 3 实证分析一——基于供需平衡视角的补偿面积测算 |
| 3.1 测算思路 |
| 3.2 耕地需求量测算 |
| 3.3 耕地供给分析 |
| 3.4 耕地赤字/盈余测算 |
| 3.5 区域耕地补偿的标准面积 |
| 3.6 本章小结 |
| 4 实证分析二——基于耕地价值视角的补偿标准测算 |
| 4.1 补偿标准的测算思路 |
| 4.2 基于外部性内部化的测算方法 |
| 4.3 基于土地发展权的测算方法 |
| 4.4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确定 |
| 4.5 河南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额度测算 |
| 4.6 本章小结 |
| 5 实证分析三——耕地保护主体行为及受偿意愿分析 |
| 5.1 耕地保护主体行为方式分析 |
| 5.2 耕地保护主体行为目标分析 |
| 5.3 政府耕地保护行为分析 |
| 5.4 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分析 |
| 5.5 农户耕地保护受偿意愿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运行 |
| 6.1 耕地保护目标优化——以土地利用结构低碳优化为例 |
| 6.2 耕地保护机制构建的路径分析 |
| 6.3 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运行 |
| 6.4 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论文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周口地区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展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严寒地区乡村景观脆弱性研究[D]. 于婷婷.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
- [2]新中国成立初期沈阳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 李响.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4]东北严寒地区绿色村镇体系的系统构建及综合评价应用研究[D]. 王涛.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7(01)
- [5]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6]高标准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进度管理研究 ——以博罗县为例[D]. 何俊. 广西大学, 2017(02)
- [7]商代中原地区农业研究[D]. 张军涛. 郑州大学, 2016(08)
- [8]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基于黑龙江省的案例分析[D]. 杨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12)
- [9]三至十二世纪河南农作物种植技术研究[D]. 包艳杰. 南京农业大学, 2014(05)
- [10]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D]. 毋晓蕾. 中国矿业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