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王琦与江南石峰

一、金陵王气与江南士风（论文文献综述）

孟筱宇^[1]（2021）在《论叶兆言南京书写中的时空建构》文中提出

金钰^[2]（2021）在《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建构 ——以民国苏州、南京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择取具有代表性的两座城市——苏州与南京,以苏州通俗作家群体、苏州南社文人群体、南京高校师生群体、南京政学两界的文人群体为核心,从对应的“雅与俗”、“革命与诗意”、“新与旧”、“政与学”这四类颇具悖反性的文学取向入手,围绕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文学论争、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等多维度话题,集中关注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史建构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对自然地理要素、历史基因、文化选择等共性因子的提炼,进一步回答作为“城市”的区域文学史建构的可能,继而挖掘城市区域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整体发展的特殊意义,为城市区域文学史建构提供一种学理性思考。绪论部分着重阐述了选题涉及的核心概念、论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价值。第一章从文化形态的历史渊源入手,对苏州、南京的历史文化生成进行概览式梳理。通过归纳绘画、建筑、文学等文艺形式中的苏州,展现一个具体可感的繁华商业都会形象,确证苏州市民文化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结合政治、商业、教育等多维视野,廓清文化旧都南京的荣辱变迁,进而揭示复合型城市文化的历史缘由。而对两座城市文化形态“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的探析,既有着对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指认和预设,也为深入挖掘两座城市的文学品格奠定基础。因此,本章致力于把握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间的有机关联,试图在“恒常”的文化基因中,通过“叛离”的文学实践找寻种种“变化”,由此引出“文学社群/文人群体”这一切入视角。第二章重点讨论苏州通俗作家群体与南社文人群体,勾勒民国时期文学苏州的大致轮廓。对于前者来说,“传统旧派精英”与“都市生活先锋”这两种身份的转换为挖掘新都市职业空间开辟了更多可能,预示着特殊时代语境下“雅”与“俗”的位移与嬗变。而同为“非都市精英”的南社群体也努力在“政治”与“文学”间找到实现存在价值之途径,于“革命”与“诗意”的纠缠中达到政治赋权与传统抒情的平衡。在此基础上,本章试图提炼文学苏州的几个关键词,把握文学苏州“戏谑”与“庄严”交织的历史真相,进而探究城市区域文学风貌与自然地理、历史传统等文化形态间的稳定关联。第三章以南京高校师生和政学两界间的文人群体为核心,铺陈民国时期文学南京的宏观面貌。南京高校不仅存在着国学研究会、潜社、如社等传统文人团体,也有着学衡派、国风社等亦新亦旧的文学社群,新旧文学力量间的冲突、对峙、渗透、转化成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象。同时,受特殊的行政地位和战时环境影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并涌现出“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此外,外籍作家的南京书写与本籍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亦十分瞩目,促进了民国时期南京区域文学的全面建构。在梳理的过程中,不难窥见历史文化传统、作家群体的文化选择与南京城市区域文学间的深刻联系。第四章在文学史史实的基础上,对“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建构何以可能”这一命题进行总结。这一章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难点,旨在深入探究区域的文化基因（自然地理要素、历史基因、文化选择）是如何作用于城市区域文学的价值标准、审美取向、艺术风貌等特征的。由此归纳出建构城市区域文学史的研究理路,为其他城市的区域文学史建构提供一种相对可行、可操作的借鉴模式。结语部分既点明了民国时期文学苏州、文学南京的个性品格与独特地位,也试图从文学价值、社会价值等不同层面,探讨建构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多重意义。附录部分为苏州与南京的文学大事记年表。本选题以民国苏州、南京为中心,严格意义上的时间范畴为1912年—1949年。但由于一些重要文学活动的发生早于民国元年（如南社结社前的队伍酝酿）,故将年表的起始时间进行了前移。并且,该年表主要以苏州、南京的文学社群为主,兼论文学期刊、文学论争与文学思潮,而作家个人的文学创作不在整理范围内。

姜晓梅^[3]（2020）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着力探讨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关系。通常意义上我们习惯把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先锋写作当作80年代特殊时代语境与文学前提应运下的产物。它面对的是80年代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共同理想,承继的是自意识流小说、寻根派、现代派等的艺术探索。它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使它不自觉地打上了西方、外来的烙印。而当先锋作家们慢慢退去形式实验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向传统回归之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的江南作家身份以及他们精神深处所潜藏的江南文化基因从早期形式实验、学习西方的热忱的压抑中浮现出来。在江南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催化、引导下,通过感觉这一中间桥梁,驱动着苏童、叶兆言、格非由早期不断向着临界感觉逼近的形式实验向着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韵味的传统的回归。不仅如此,苏童、叶兆言、格非还在江南文化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自身的南方意识更加自觉,文学写作中的南方元素的运用也愈发自觉且富有创造性。这些江南文化元素混合着中国古典诗学经验的创造性生发,充满江南文化韵味的既不同于以往诗意江南,又不同于现代破败江南的新江南形象在意欲重建江南新的地方志的苏童、叶兆言、格非笔下展露无遗。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透过对感觉的极端重视,不仅使苏童、叶兆言、格非等人能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情境下迅速感应、学习西方,而且也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情感、写作策略、美学追求等,使他们能够在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中不断创新求异,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经验技巧的同时又能对江南文化、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审美的能动性创造,由此实现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的双向建构。本文试图把握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之间双向建构的过程,在文学新传统的再造以及建构的新江南形象中细致展现他们之间的双向建构关系,以此进一步丰富、完善先锋文学研究的新面向。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论文首先介绍了江南的形成及自然、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主要特征。着重展示江南在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形成演变过程。力图从大江南到小江南,从饭稻羹鱼到商品经济,从好勇尚武到崇文重教等的变化过程中把握一个动态发展的江南。第一章江南文化的孕育形成及其精神特质。这一章主要从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把握江南文化形成发展的脉络以及由此孕育而出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即从吴越文化到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本土诗性文化特色的形成到城市、商业文化的繁荣发展,江南文化如何逐渐形成区别于注重道德伦理的北方中原文化所不同的诗性与审美特质。第二节主要介绍文学审美的自觉与唯美化的追求。着重介绍在诗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由动荡的生存环境所孕育出处理主客体关系的诗性智慧如何催生了文学审美自觉使得文学朝着日趋唯美化风格迈进。第三节主要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烛照下的文学。着重介绍江南文化中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形成以及这种精神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观念、繁荣富庶的商品经济、士人及文化世家的推崇等方面把握审美享乐主义精神对注重感官享受的内容、精致的形式、唯美化的风格等方面的影响。第二章眷恋与逃离: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影响。这一章主要探讨江南文化的审美享乐精神对苏童、格非、叶兆言情感心理、文学主题、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试图从反叛精神与先锋意识、逃离与回归下的不断寻找、守望人性等角度把握江南文化深层的审美享乐主义精神这些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取向、文学趣味、美学追求等方面的影响。第三章有韵味的文学探索:古典诗意与荒诞怪异的交融。这一章主要是从文学探索的角度,考察苏童、格非、叶兆言在江南文化深层次的影响下,快速感应西方文化思潮,怀着一种对江南文化颇为复杂的依恋与反叛之情所做出的具有异质性、先锋性的文学探索。着重介绍审美享乐主义精神注重感官享受的特质对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形式实验的影响。第一节向着感觉进发的形式实验。这一节主要介绍他们是如何通过打破叙述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叙事变革为感觉在文本中的畅通无阻提供保障,同时又通过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变革使打通的感觉世界能够无限逼近临界感觉。第二节变异的感觉:轻化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这一节主要是介绍扭曲变形的孤独感、荒诞感、神秘感从感觉世界的裂隙中迸发出来,成为他们显示对生存世界的独特体验、宣泄过剩的话语表达欲望时的情感偏爱。第三节传统的诱惑:抒情性与古典性的复归。这一节主要介绍在激越的形式实验与怪异的情感宣泄之后,文学传统,尤其是江南深厚的文学传统在感官享受、生存体验等方面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如何使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的创作由早期浓烈的西方影响印记,回归到充满江南诗意的抒情性和古典性。第四章文学新传统的再造:苏童、格非、叶兆言重建新江南的努力。这一章主要从苏童、格非、叶兆言的写作策略入手,详细分析他们在建构江南地方志的欲念的感召下,以自身的成长经验为背景,以早期的文学探索为基础,重建文学新传统的努力。苏童以先锋手法集大成的《河岸》展示了重新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方式;格非则继续沉潜哲学沉思,以他的神秘主义诗学建构着他的精神世界;而叶兆言则在对传统的叛逆中展现着他对未来的希冀。第五章别样的江南:苏童、格非、叶兆言的新江南想象。这一章主要是从苏童、格非、叶兆言建构的新江南想象入手,展现他们在江南审美享乐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经过对文学新传统的探求,在传统的诗意唯美之外建构起的充满腐败堕落又暗含无限可能的新江南形象。尽管苏童、叶兆言、格非基于他们自身的文学经验所进行的探求还存在着诸多局限,然而,他们通过自身的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江南文化的内涵,这也构成了他们先锋写作的重要意义。

薛静^[4]（2019）在《论汪曾祺散文的民间书写》文中研究表明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具有深刻的文体意识,受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的多元影响。而民间作为他散文创作中多有涉及的话语空间,研究界还未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地探究。本文在前人研究汪曾祺散文的基础上,针对其散文中的民间书写,包括他笔下的凡人小事、瓜果饮食以及民间文化等等内容,进行题材分类与整体概况分析研究。从中剖析出汪曾祺以人道主义为价值立场来观照民间世界,最终呈现出审美化的民间空间。同时利用传记研究等方法,进一步探究汪曾祺散文选择民间书写的原因,结合他的成长环境、生平经历与个人审美素质等多方面因由,从其人看其文,探究汪曾祺是如何一步步接受并最终融入民间。再将汪曾祺散文置于时代背景下,考量他散文选择民间作为审美创作空间的内在意蕴与现实意义,发现汪曾祺散文的民间书写内容不仅表明了散文创作个性意识的复归,也显露出了对民族传统的回归倾向,同时为读者提供了健康闲适的文化休息空间,适应了新时期读者的文化需求。透过对汪曾祺散文民间书写的系统分析,以此来观照他本人的生命价值立场,解析汪曾祺笔下所建构起的一个充满着“人”的情感与性灵的民间生活世界。

孙莹^[5]（2019）在《叶兆言小说创作中的南京想象》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想象作为一种城市表述,因其书写者的不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南京作为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之城,古往今来不乏想象与歌颂的佳作。本文以叶兆言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考察在他丰富的小说创作基础上建构的独特文学城市。从其南京想象的外在叙事对象和内在精神气质、以及作家作为“这一个”书写者的独特性和自身独特生存经验等方面解读他的小说南京想象,探求叶兆言小说创作中南京想象的现实意义和存在价值。这对认识处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南京的现代转变、精神气韵,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体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南京想象的内容研究,包括南京想象的具体形态和内在精神气韵两方面。文章从人物形象、空间建构和故事讲述等方面展开论述南京形象的具体形态,展现他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城市发展变化的关注,对城市内在精神气韵的考察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样呈现,凸显南京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形成的独特城市气质。第二部分为作家创作的独特性研究。文章运用比较的方法分别探讨叶兆言与现代作家张恨水、张爱玲南京想象的差异,与正史叙述的不同侧重以及与其自身散文创作的对话关系。第三部分为原因探析,分析叶兆言进行南京想象的具体成因。从其出身背景和江南文化浸染、外国文学和文艺思潮的影响以及自身特殊成长经历等方面来具体论述,考察作家与其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叶兆言小说建构的南京想象的考察和审视,以及对其表述南京经验时的独特言说方式的探讨,可以透视作家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认同,思考城市与人、城市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最终立足于现实,尝试对当下城市空间中人的生存状态和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做出回应和反思。

王伟彤^[6]（2019）在《葛亮小说的南京城市想象》文中研究指明在对城市表述的研究中,“想象性”研究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范式。文本构成的看不见的城市,为客观城市赋予了一种想象性的现实。在历史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古都南京,被古往今来众多作家赋予自己的文学想象。这些文本中的南京与现实南京一起,共同构筑了南京的多重姿态与精神样貌。新一代南京作家葛亮是台港澳“70后”海外华人作家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创作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精神资源的补充与丰富,是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新生力量。葛亮的城市想象既延续了南京旧有的精神气韵,又带着文化越界的视角突破原先的想象范式,为“文学南京”注入了新的血液。本文以跨文化视域下的城市想象为切入点,聚焦葛亮心中“南京”这座精神原乡,思考葛亮如何在传统与现代这两大声部下建构起南京城,“文学南京”是如何被想象与重塑的。一方面拟挖掘出具有传统精神的南京“城与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精神矛盾,另一方面借葛亮跨文化的视域窥探其如何将多元文化与传统文脉融合。葛亮多重文化身份所带来的丰富经验与广阔视域,让他那种以中国传统文脉为底色杂糅多元文化经验形成的书写特色,构成东西方交汇的美学风貌。其在异域对“家城”南京的书写,是在异质文化空间的东方想象,构成了时空的交错与重合,既扩大了叙事空间,又深化了主题意蕴。这是其作为“新一代南京作家”对传统南京城市想象的创新与实践,也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下,为年轻一代如何想象中国、书写中国提供更为丰富的可能。引文部分阐述了本论题的选题缘起与研究价值,其间对“城市想象”等概念作出厘定。并梳理出作家葛亮的背景、文化身份,论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为论文的书写指明方向。第一部分着眼于葛亮南京想象的创作来源。两岸三地的多城经验为葛亮带来丰富的文化视野,葛亮在学术领域对海外华人作家主题、文化身份的关注,在城市文学研究中对个人经验和主体精神的建构都让他自觉地将目光转向“家城”南京。在多重文化的交融间,南京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精神面貌。第二部分从现代小说的内部叙事向度出发,窥探南京是如何在文本中被葛亮建构起来的。时间和空间是小说叙事的经纬,葛亮用时间、空间与精神一起构建了南京想象的筋骨。通过这三重建构,葛亮将他的南京城市想象精准地向读者呈现。第三部分运用“镜像”理论,聚焦葛亮南京想象的人与城。历史与时代赋予城市的性情会不自觉地投射到人身上,人的精神也在潜移默化间凝聚成“城”的性情。“人性”与“城性”是互为镜像的。葛亮在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或生长于南京,或是这城市的外来客,但都多少沾染上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展现出特有的南京气性。作家通过“城性”想象“人性”,又反过来想象城市的性格。这种“他者”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内涵,也对“当代人应该如何想象城市”作出文化思考。第四部分关注葛亮南京城市想象的深远意义。“文学南京”如何对“现实南京”进行超越,葛亮的“南京想象”又如何为海外华人想象中国作出贡献。“文学中的城市”对现实中的城市进行文化重塑,又在文本中凝聚着作者对城市人精神困境的思考,具有深远的社会与文学意义。“70后”海外华人作家的写作是带有中国经验又杂糅其他文化观念形成的新型文化风貌,葛亮作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对“家城”南京的想象是其想象中国的一种方式。对古典传统与现代技巧的融合、将历史融于日常的想象,以及“间离”的叙事状态下对小人物的关注,都为海外华人想象中国提供了蓝本。结语是对全文内容的总结,总结葛亮想象南京的因由、如何想象南京以及南京想象的贡献与意义。葛亮城市想象的研究中存在哪些横向纵向的不足与进步之处。

张伟^[7]（2018）在《先锋的探寻与传统的回望 ——叶兆言小说论》文中研究指明叶兆言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其作品以复杂多变的形式和驳杂包容的题材见长,批评家们很难用某个固定的文学语词概括其创作,叶兆言文学身份的定位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本文正是从这一现象出发,通过探讨叶兆言难以类化的现象,得出“对先锋与传统的双向选择”是其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因素,并沿着这一线索,结合叶兆言的创作经历与文学史背景,以四章十二节的内容,深入分析先锋和传统两大因素在叶兆言创作中的独特表现及其构成的双螺旋结构。同时对前人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反拨,力图摆脱局部化、片面化的研究视角,做到由外而内、全面深刻地认识叶兆言的小说创作。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介绍叶兆言的创作状况、叶兆言小说的研究现状、本文选题的意义以及创新点。正文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综合介绍叶兆言的文学观及其文学创作渊源。第一节,分析文学世家背景和江南文化对叶兆言性格气质、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节,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文学史着作对叶兆言文学身份的划分,探究叶兆言在文坛“难以类化”的现象及其原因。第三节,继续探究导致“难以类化”现象的内在因素,引出叶兆言的文学观,即先锋与传统两大因素相互渗透、相互牵制,并贯穿于其创作始终。第二章重点分析理智型的先锋探寻。第一节,讨论叶兆言小说中的跨文体实验与互文现象,指出他对传统笔法的改造与解构;第二节,分析枝蔓式叙述结构的外在表现及其颠覆传统社会理性主义的内在动机;第三节,聚焦叙述声音的在场与离场,探讨“元小说”和零度叙事的审美策略,力图通过形式的分析触摸叶兆言创作的深层心理机制。第三章立足于对传统永恒主题的回望,探究叶兆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及其所彰显的先锋意识。第一节,通过分析历史的在场指出其背后的抒情传统;第二节,通过对“才子佳人”模式的继承与改造,探究叶兆言的性爱意识;第三节,分析叶兆言笔下的俗世生活与现实风景,展现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现实情怀。第四章结合时代文化语境,分析叶兆言小说中先锋与传统的关系及其构成的双螺旋结构。第一节,在总结前三章的基础上,揭示双螺旋结构的内蕴;第二节,分析双螺旋结构对叶兆言创作的重要意义;第三节则讨论叶兆言在文坛未能红极一时的原因及其创作潜在的局限性。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升华,点明叶兆言小说创作的文学价值和时代意义,指出在市场化、商业化的潮流中,叶兆言的创作选择彰显着高贵的艺术精神与人文情怀。此外,笔者整理了《叶兆言年谱简编》,以便对其创作经历进行直观了解。

李秉星^[8]（2018）在《清初江南士人的离散经验与风景书写》文中研究表明十七世纪下半叶是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自北都失陷,中原士人便开始流徙的旅程。伴随之后数个南明政权的建立,又有大批江南士人离开故土,他们或隐匿在政权未及的暧昧地带,或随着南明朝廷一路到达天之南、海之东,此种经验历程及其相关的诗文创作是为前朝所罕见。此间的乱亡经验和地域迁移也一再成为影响士人创作的转捩点。在飘零情景下所写之“西南诗”、“岛屿诗”、“海上诗”,以及与战乱相关的北征南行、渡江浮海的行旅创作便是易代士人离乱经验之代表。在清初满族统治初步稳定,流离南方的记忆尚未消褪,清政府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又造成了大量士人流离北方、直至满族旧地,再一次开启了通往帝国边缘的旅程。与流亡海外的遗民体验相似的是,对流人而言关外是天地之绝域、广舆不载之地,既无知识论的理解框架,更缺乏身心的感知经验。北方的严寒气候和地貌往往给初至的流人极大的心灵震撼,然而与南明士人不间断的流徙不同,流人长期居住的心态也让他们重新发现这片未知之地的生机,相比柳宗元贬谪时囿于个人怨愤将边地山水视为囚山、愚溪,长久的在地生活使得清初流人每每能与异域山水坦然处之,他们不仅尝试将陌生景观纳入美感的系统,也以文字的形式转换存在的样态,“以使人可传而可述”。本文基于上述关照研究江南士人在清初群体性的离散经验与相关的风景/地理书写,并按离散的路径分为“流亡南方”与“流放北地”两编。其中上编第一部分处理流亡创作中的疆域表征,包括南明帝国疆域的存在形态与播迁士人对流离地域的感知及想象形式。第二部分讨论南方遗民的流亡抉择,诸人或辗转抵抗、以死殉节,或彷徨草泽,避世隐遁,差异的选择也造成了失路与忏悔的不同情感结构。第三部分选取东南闽浙、西土桂林与南荒孤屿这三个地域书写的侧面,考察南明士人在地经验的同时讨论地方空间的象征与隐喻意涵。希冀复国的遗民通过改变地缘关系的想象与修辞,努力为流亡王朝与士人所处的空间确立意义。一系列中兴论述的修辞转换背后,既对应着南明数朝流离的现实,亦显示着士大夫群体挪用地缘符号为自身遭际寻求意义的努力。下编第一部分分析清初流人进入异域的早期经验与地域感知:山海关外的世界首先是江南流人心智结构之外的“未知之地”,在想象之外,更是以肉身亲涉的方式生成对此地域的感受和认知。第二部分论述流寓创作中处理人与地关系的三个层面:首先是对边地气候、温度、色彩等要素的感知;其次是对南方的回忆与依恋,并依靠诸物件希冀在边地想象性地占有江南;最后是通过更为理性的思考对边境地理进行多方位的探索、考据与诠释。由此,从塞外的荒芜地域中逐步衍生出安居与情感的空间。第三部分讨论流人一些更为主动的介入行为,士人通过在地的居住经验与文学想象都不同程度地创造了塞外地理崭新的文化与美学意涵:或藉由命名山水的文学实践规划与收编曾经无名、荒芜的地景,或发掘白山黑水之间的浪漫地理与崇高美学,抑或通过东北边疆与界域的记述及思考重构帝国疆域空间的想象。通过这些介入性的文学实践,流人不断发掘着地理与风景的新经验,在曾经的未知之地上镌刻文化与家国的新意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勾勒人、地与诗之间的多重关联,考察诗文创作在“身体/情感”、“风景/地理”之间缠绕与运作的动态关联,以标示出一种离散的风景与地理诗学。

黄凡榕^[9]（2018）在《论叶兆言的南京书写》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叶兆言的写作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已出版多部小说、小说集以及散文集,至今仍然笔耕不缀。由于其本人出生、生长在南京,他的作品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南京作为他的写作背景甚至是写作对象。以南京为着力点和发散点,他的爱恨情仇,他的感悟思考和批判都有了坚实的内涵和依托。从《悬挂的绿苹果》到《很久以来》,南京,在叶兆言的笔下已不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也不仅仅是现实中的原乡,而是已经慢慢积累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心理的记忆。通过作者对南京的关切,读者们可以看到一个文人如何展现他的内心诉求,如何连接城市的传统与现代,如何通过文化揭露人的精神旨归。叶兆言不是以南京作为他抵达和休憩的终点,而是借书写南京和南京蕴含的内在文化承担起知识分子对城市文化、文学何去何从思考的重任。论文分为五个部分论述叶兆言对南京的书写。首先是绪论部分,对叶兆言的创作进行一个归纳总结,明确叶兆言南京城市书写的范围和南京城市书写的定义,同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阐述本文的特点和意义。第一章从原因入手,深入剖析了南京之所以成为叶兆言书写对象的可能性,从他受到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熏陶以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两方面来具体论述。第二章则着重分析叶兆言南京书写的内容,以时间和空间为标准,大致分为民国秦淮河畔的叙事,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民国都城的书写以及“文革”南京和当下南京的书写。意在从叶兆言对不同时期的城市书写的侧重点中窥探他对南京爱恨交织的心理变化和心理走向。第三章更为深入地阐述叶兆言在南京书写中饱含的独特的个人化风格,包括视角、语言和审美情调等方面。特别是南京的文化与叶兆言的文人气相交织产生出巨大的同向效应,使读者更能感受到叶兆言在书写南京时对文化的执着和反思,进而更深一步体会到他书写南京的精神内涵和对原乡城市的羁绊。最后一章分析叶兆言在书写南京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以及尚存的遗憾。叶兆言对南京的书写补充了文学史中城市书写的一章,对现代文学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思考做出了示范,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建设的发力和改善提供了思路。当然,也应该看到叶兆言南京城市书写的局限性,这既有时代发展本身带来的原因,也有作家自身气质的局限和思考的转向。总之,审视叶兆言在南京文化语境中的书写可以透视一代作家的精神面貌,并推动城市文化与人的关系在当代的重新定位,也为后来的写作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濮钒^[10]（2018）在《江南文人趣味与葛亮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江南”,是一种现实意义的地理区位,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资源。“趣味”是为一种美学范畴,伴随着创作主体对精神品格的认知与抒发,为审美主体提供美感与愉悦感。江南文人趣味,是历代江南文人创作中不断丰富、持续彰显的江南地域文化烙印。南京籍作家葛亮是当代江南文人创作谱系中极为鲜明地呈现地域文学趣味的个案,葛亮所营造的文学“审美风暴”,在呈现雅俗兼容、诗性激扬和温柔敦慧的江南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香港地域文学特质的收纳与双重地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较为闳阔的文化视野与创作格局,既是对江南文人趣味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发展与变革的助力,也成为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谱系的补充。以江南文人趣味为参照分析葛亮的小说创作,既能观照当代江南作家的创作面貌的缩影,也能以此为切入点,对现当代江南文学趣味的特征与发展进行探讨,他们承袭了江南文脉精神并为之加入新质,不仅展现了江南文化的丰盛内蕴,也对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金陵王气与江南士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金陵王气与江南士风（论文提纲范文）

（2）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建构 ——以民国苏州、南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4）论汪曾祺散文的民间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叶兆言小说创作中的南京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6）葛亮小说的南京城市想象（论文提纲范文）

（7）先锋的探寻与传统的回望 ——叶兆言小说论（论文提纲范文）

（8）清初江南士人的离散经验与风景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9）论叶兆言的南京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10）江南文人趣味与葛亮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金陵王气与江南士风（论文参考文献）

• [1]论叶兆言南京书写中的时空建构[D]. 孟筱宇. 中国矿业大学, 2021
• [2]文化形态与城市区域文学史的建构 ——以民国苏州、南京为中心[D]. 金钰.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江南文化与苏童、叶兆言、格非的先锋写作[D]. 姜晓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论汪曾祺散文的民间书写[D]. 薛静.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5]叶兆言小说创作中的南京想象[D]. 孙莹. 河南大学, 2019(01)
• [6]葛亮小说的南京城市想象[D]. 王伟彤.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7]先锋的探寻与传统的回望 ——叶兆言小说论[D]. 张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8]清初江南士人的离散经验与风景书写[D]. 李秉星. 苏州大学, 2018(01)
• [9]论叶兆言的南京书写[D]. 黄凡榕.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 [10]江南文人趣味与葛亮小说创作研究[D]. 濮钒.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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