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学术着作——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论文文献综述)
王书琴[1](2020)在《论《春桃》》文中指出《春桃》是里程碑式的成果展现,是作家的巅峰之作。因此,研究《春桃》不仅是在于存量基础上的认识,而更是一个动态学习过程。“怀疑论者”许地山终其一生都在为人们的精神依托寻找一个“好去处”。他的思想和主张,投射在人物中形成其宗教世俗化观念的发展轨迹。宗教世俗化是他思想的精髓,是他用来保家卫国、拯救人性信仰缺失的凭借。所以,春桃包含着作家一系列人物的前世今生,没有她们(尚洁、惜官等)就没有春桃;她也是作者在现实人生跌宕起伏后,痛定思痛的转变,对时势、命运的反抗宣言。《春桃》是作者的“落花生”精神与宗教世俗化思想的结晶,寄托着作者对家国梦想、理想人性的美好设想。因此,春桃形象具有多层次的历史、人性和生活的意义蕴含。春桃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其次才是某人的妻子。所以,她有平常人的喜怒悲欢、爱憎情怀、理想追求,甚至有自己的“小算盘”、怯懦、纠结;她有异于常人的理智、果敢、独立,还有更为少见的事业心——她不是妇女解放的丰碑式人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逞强扶弱,与命运做义无反顾的抗争的弱女子。本文从春桃人生前后际遇的落差、与其他同类作品人物对比等方面入手,剖析春桃在底层生活的战斗中形成的“蝼蚁哲学”——在困苦压迫的环境里,如何保存、实现自我。她的顽强生存、乐观向上在两性婚姻、情感、生活上的表达,成为引领两个男人走出人生困局的旗帜。她不仅是娜拉们出走后的“第三条路”,还可以是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们的鼓励和曙光。春桃被赋予的坚韧、独立、仁爱的品质和民族的传承,被冠予“中国女人”的名号,带着“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决和宗教式深沉,却是时代和历史所需要的力量。来自劳动人民不屈灵魂的呐喊,是超越了两性情感和个人命运的思考,浸润着普世的生活智慧。她站在人性的高度讲述人生的态度和方向,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清醒慎独。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虽然《春桃》不是冲锋的号角,却是人性深处守望的灯塔,指引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迷航。
张家豪[2](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关煜[3](2019)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晚近三十余年,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一些颇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尤其以架上绘画最为显着。就艺术本身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创构某种“艺术类型”甚至“艺术流派”。比如,以张晓刚、曾梵志、岳敏君、方力钧为代表的着名艺术家,他们都创作了“面具化”作品。画面中的肖像形象具有表情凝固、抽离了鲜活生命状态与不断复制等特征,符合汉斯·贝尔廷对肖像艺术中“面具”概念的定义。即使目前尚不能称他们的作品为“面具艺术流派”,但毫无疑问已形成了一种绘画现象,不妨称之为“面具”现象。将这种“面具”现象置于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则可以认为,它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发生发展有着明显契合。这些“面具”艺术改变了古典艺术中对“优美”的追求,肖像中或傻笑或呆滞的表情无疑具有朴素写实的追求,蕴涵了现代性反思的文化精神。我们只有结合社会现实,才能透过面具本身理解这些表情下的震惊体验,实现艺术作品对现代人心理与精神世界的积极探索。论文以当代艺术的“面具”形态为切入点,结合丰富的作品实例与文献材料,运用图像学、美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艺术“面具”群像现象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语境与具体概念。首先界定“当代艺术”的概念,认为其是指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所出现的一批具有“观念”特征的先锋艺术。其次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别现代主义”多重维度着手,在中西方艺术视野的比较关系和中国当代不同艺术家的平行关系中建立观察中国“面具”化艺术的视角,确立中国当下文化与艺术的民族身份。第二章,从表情凝固、复制与面具表达的中国式呈现视角分析当代“面具”艺术的生成过程。主要运用汉斯·贝尔廷的“面具”理论,结合史上面具的流变发展过程对当代艺术中的“面具”形态下定义。并通过对本雅明、安迪·沃霍尔、当代艺术中的不同“复制”进行比较,总结出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艺术“异质同构”的特性。同时,揭示出“天价面具”现象背后存在的“双重矛盾”,即国际艺术市场对作品、艺术家的热捧和国内官方艺术平台对其的冷遇之间的矛盾,以及当代艺术发生之初的批判意识与市场经济环境下产生的作品符号化、自我重复的策略之间的矛盾。由此探讨当代艺术的先锋内涵与存在意义。第三章,围绕中国当代艺术中最为突出的“面具”艺术家的作品,考察当代艺术的多样性、丰富性、杂糅性特征。通过对张晓刚的“中国脸”面具、岳敏君的“傻笑人”面具、方力钧的“光头”面具与曾梵志“假面”面具的代表作品进行梳理,一方面归纳“面具”的合理性称谓,另一方面在确立不同艺术家面具审美风格的基础上,对“面具”作品的中国式真伪寓言及深层人文关怀进行揭示。第四章,从“面具”艺术作品中的戏仿、反讽、隐喻等手法入手,分析当代艺术中面具的功能效果及中国式审美意蕴。认为当代“面具”艺术对传统面具的遮蔽、遁形功能有所保留。其以当下的视野与观念,和有别于西方艺术的隐喻与寓言的方式,共同开启“面具”的内在记忆与暗示功能。旨在重塑过去,抵抗记忆的断裂与遗忘,实现自我救赎。同时以自嘲与解构的方式隐喻地表达了艺术家的内在情感,获得了当代艺术反思与批判的创意。第五章,从构成面具的外在艺术形态线条、色彩、构图等组成部分入手,深入分析西方艺术语言的中国式变革。认为以中国社会现实为基的“记忆”与“反记忆”才是构成“面具”的主体部分,并以此为脉络形成当代艺术的叙事逻辑和基本情感表达。由此可见,当代艺术是建立在深厚的中国哲学思想基础之上,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绘画语汇、逻辑结构和空间意识的独立艺术。亦是对于文化蕴藉、审美蕴藉、政治蕴藉有着内在追求,带有反思批判性的先锋艺术。尽管这些“面具”作品吸收了西方艺术的手法,不免带有媚俗化、大众化、商业化印记,但作品呈现出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艺术共同交织的不规则,不平衡性却也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独特的绵延生命力之所在。
郭景川[4](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提出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王旭[5](2018)在《战后国共两党在天津的学生导控与教育救助研究(1945-1949)》文中指出战后中国的社会局势不仅与国际要素密切相连,也与中国内部的军事推进、政党竞逐和结构性变化相互缠绕。1945年-1949年,青年学生的政治倾向与心理变化是一个具有历史因革的线索问题,作为“复兴重建”力量之主体和民心走向的“晴雨表”,国共两党对此皆有系统性的争取措施和政策设计。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地斗争中取得了全国政权,青年学生由三民主义之途到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这其中的经验、方法、路径、组织性动员乃至胜利之机理,需要进一步讨论。本研究分为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七个部分,以学生导控和教育救助政策为主线与聚焦点,全面考察了国共两党在天津的相关实践及实施效果。可以看出,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民意引导、学生心境、教育救助、知识分子争取等多个方面,用一种灵活、积极、实用和贴近群众的方法,获得了社会认可,一些经验对当下的党团建设和青年学生的政治走向问题,也具有现实借鉴和理论价值。同时,在史实建设的前提下,也关注到了不同事件之间的连锁关系及后期影响,如国民政府教育甄审引发的体制内反弹、沈崇事件处理失误导致的社会不满、国民党压制中共助学运动引起的学生怨言、国民党奖助运动实施的经费隐匿和基层组织无力、两党运动型模式与底层政治、青年学生日常生活等方面,在比较、反思与检验中,加深了对革命成功来之不易和战时中国特定图景的理解与认识。国共两党的学生导引与教育救助作为多元化政策的一环,也构成了系统性社会反应的一个侧面。可以说,由战局之变化导致的社会恐慌与国民党各项政策引发的体制内崩溃,这既是战后政争强度及其理念在天津的区域性表达,也彰显了最终革命成败的一个隐型致因。
沈文博[6](2018)在《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文中提出钱穆,中国现代着名史学家、教育家,以其独特的文化史观在我国当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钱穆长寿且治学勤勉,着作丰硕,他一生治学中心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处,对传统文化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诚然,钱穆思想的重点在于文化学及历史学,但是因着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理念,使得他的思想达到了在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乃至政治学等领域的贯通。钱穆虽然终生未曾担任政府实务,但对传统政治与近当代政局有着独到的见解。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钱穆的政治思想做出较为总体性的梳理与阐释,分析钱穆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特质,建构理想政治的框架,对其思想体系做出一有益补充。本文致力于三点:一是自历史角度对钱穆政治思想的萌发、形成、演变等过程做一叙述,以此见其衍变,着重突出了钱穆本人家庭、性格以及历史事件等因素对于钱穆思想的影响;二是从学术转变的过程中追寻其内在心理的转变,以见其历史选择背后的原因;三是钱穆政治理论的落实,即将之政治理论作一较为具体的实际建构。文章即就此将行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是钱穆学术人生的奠基期,主要讲述他文化与政治思想萌发的背景;第二章是国难背景下钱穆思想的转变,自之前的学斋派转向学术报国,开始产生以学术激发民族精神的文化建国政治理念;第三章是香港时期的社会活动,这一时期的钱穆以文化为己任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其中又以政治时评与创办新亚书院为主;第四章是政治活动受挫之后的重新选择,这一时期钱穆迎来了自己“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顶峰,却出现了学术思想与社会活动的新离合,学术上转而为向内的心性研究,政治时评看似激进,但相较于香港时期,实际不进反退,远不及其学术思想的精进。第五章是钱穆对于理想政治的具体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阐述当代新背景下的建国理想。通过对钱穆政治思想的整合与分析,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传统政治为依托,并融合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独特政治思想,将政治理想置于文化“一体论”“生命论”中,其核心内容是以“以道统领导政统”的“文治政治”,是一种以人文引导政治的“政道”。钱穆的这一政治思想在孕育于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尤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结合上,于现今社会也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也是因为其政治理论多是出于文化与学术理想,钱穆对于政治的论述很多时候是以“原则”“理论”代替部分史实,由此出现了政治思想的“理想化”与“空泛性”的弊病。
赵晓晖[7](2017)在《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文中指出谢颂羔(1895-1974),笔名济泽,英文名Zong-KaoZia(简称Z.K.Zia),曾长期担任广学会的编辑部主任,兼任沪江大学教授,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本土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胡适、陈垣、张伯苓、丰子恺等近代文化名人都有交往。他一生有着译近200部,发表文章600多篇,在宗教教育、文学翻译及创作、青少年教育、社会启蒙等多方面均有不凡成就,在民国时期影响很大,但1951年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致湮没无闻,至今尚无人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为揭示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在大量搜集一手资料和深入考证、实地走访的基础上,首次对谢颂羔的文化理想和人生实践进行了全面研究,对他的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思考。本文共八章。鉴于谢颂羔被湮没很深,前四章主要考述了他的家世背景、求学经历、人生实践及与各界友人交游的情况,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纠正了目前学界的一些错误,构成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第一章《时代境遇与思想根源》查考了基督教进入宁波的经过并对谢颂羔的家庭出身进行了深入考证。家庭出身使得基督教文化在他的成长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他的思想根源。第二章《文化人格的形成》通过梳理谢颂羔的中英文着述,结合国内外校史资料拼接出了他的求学经历。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培养了他的人格,留学经历给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造就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态度,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第三章《人生实践的过程及结局》综合各种史料还原了谢颂羔的人生实践,他深受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的影响,要求自己"既能说,又能行",为用基督教改变中国人而奋斗。第四章《人生的拓展》通过多方印证的方法爬梳了谢颂羔与胡适、丰子恺、贺川丰彦等大量中外友人交游的经历及内容。他的交游以基督教为中心,又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中人。通过与这些友人的交游,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人生,同时感染了朋友,也影响了社会。后四章是本文的主要部分,论述了谢颂羔文化理想的内容及其在各方面实践的成就,对其翻译、着述中所表现的社会政治及宗教文学思想作了深入分析与评价,并探究了他对现代公民社会建设的贡献。第五章《文化理想的三个维度》分析了谢颂羔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并辅以科学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理想,并就他对"人格救国"理念的发展和宗教教育的观点进行了阐述。第六章《着译实践及其思想意蕴》论述了谢颂羔在编辑翻译、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的贡献。第七章《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意蕴》主要论述了谢颂羔在编写教材、为青少年提供读物及英语教育方面的成就。第八章《社会启蒙实践的一种范式》分析了谢颂羔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做的启蒙工作,有显性启蒙和隐性启蒙两个维度,重点突出了他的公民观、妇女观及家庭观在现代中国的价值。本研究以谢颂羔为标本,运用"内部的他者"的概念,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谢颂羔在各个方面的成就,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突破了"内部的他者"专指进入某一系统主体的外国人这一局限,更加侧重中西文化对他的影响和他作为基督徒对当时社会的贡献,从而加深了对那一个时代和当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认识。本文还强调了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进行接触的时候,作为弱势文化"内部的他者",更应注意自己角色定位的问题,有助于学术界对以谢颂羔为代表的近现代基督教知识分子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使跨文化研究能在一个更为客观的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上展开。
马琰琰[8](2017)在《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文中提出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必然会与当地社会产生复杂的关联互动,本土化既是19世纪以来入华基督教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无法回避的发展路径。近代来华的教育传教士将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精神核心与办学模式移植到中国,希望能借建设现代化大学来培养拥有基督品格的精英人才,进而在中国建设全新的基督化社会。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由外籍传教士及其背后的海外差会、校董会创办,其办学理念深受当时西方宗教社会思潮影响。在社会福音思潮的浸润下,社会服务理念因满足基督教高等教育培养品格与改造社会的双重需求,成为基督教大学的精神内核之一。齐鲁大学外籍传教士及其所属的海外差会所坚持的,即是以基督服务理念为核心和特色的本土化办学思路。这种本土化思路,强调大学办学的根本宗旨为培养拥有基督品格的人才,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精神,要求学生关心最普通民众的诉求,到真正需要他们的农村和基层社会去工作和服务,而非简单迎合学生及社会上的一般就业取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终极目标,即在中国打造基督式社会秩序并在人间建立上帝之国。因此,20世纪20年代,齐鲁大学选择以从事乡村服务为大学的发展方针。乡村服务符合齐鲁大学一贯的服务主张,可以表达基督教的人文关怀,对中国乡村的发展和现代化有所帮助,肩负着基督教服务本土社会和传播宗教信仰的双重使命。但在本质上,乡村服务路线是在华传教士强制推行的宗教社会改造路线,看似接近中国的基层社会,但在推行中会表现出不切实际与不合理的一面,尤其是其体现出的宗教性与现代大学的世俗化趋向相左,这就不能为更偏重世俗化的校内本土势力所认可。基督教大学想要在华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找其赖以立足的本土文化土壤,这就需要中国本土人群的参与。进入20世纪后,海外差会提供的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基督教大学的发展需求,来自中国本土的支持开始对大学产生影响。随着基督教大学规模的扩大,神学色彩的消褪与教育职能的提升,大学内部构成日趋复杂化,本土人群渐成规模,其主体构成为大部分中国籍行政管理人员、教师、职工、毕业校友和在校学生,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事业追求、教学理念等自有一套认知。公立教育的壮大、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案等都在客观上加速了基督教大学内本土势力的发展。随着这一群体的日渐壮大,他们自然不再愿意做外籍传教士的依附者和助手,而是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基督教大学的发展进程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本土群体的利益并力求实现自身价值。这样,他们自然会与学校内外的西人群体在办学理念与实践上出现分歧和冲突。事实上,在齐鲁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以西人为主体并由校方管理层所倡导的以乡村服务为核心的本土化发展方针外,学校内部还一直存在另一种本土化的发展思路。与西方传教士所倡导的向下走的乡村服务路线不同,齐鲁大学的本土势力希望大学可以突破自身的区域性,选择一条适应中国社会需求的本土化路径。这种主张的合理性是对本土社会实际需要的敏锐感知,可以为学校的外缘性发展赢得较大的社会空间,其不足之处则是过分迎合学生和社会的需要,表现出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从长远来看,这种强调通过大学教育使学生获得向上流动社会空间的本土化取向,有可能会损害基督教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目标。面对乡村服务路线,校内的本土势力显示出了精英知识分子传统意义上的矜持与自负,他们尤其重视校内文理学院的发展与国学研究水平的提升,对纯粹学术的追求超越了对乡野村夫的个体关怀。国学研究既是齐鲁大学文学院本土群体的优势专业领域,同时也是基督教大学去洋化、立足本土文化的重要途径,具有学术和政治上的双重正当性。这种热衷国学而轻视服务的研究取向背后的精英意识深刻影响了文理学院的发展思路,文理学院明显更愿意向上走,而不愿意向下走,不愿直面社会底层。不过,齐鲁大学本土势力争取学校内部的话语权与自身的发展空间,不仅具有政治上的高度正当性,是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标志,而且还是大学在管理体制上趋向于本土化的内在动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们对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乡村服务路线的不自觉抵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符合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趋势。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由坚船利炮保驾入华,并在条约体制的笼罩下成长,形成了一种以在华西人为核心的特殊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齐鲁大学的外籍人士表现出了浓厚的文化帝国主义心态,不仅不能以平等的姿态去听取本土群体的诉求,也没有完全尊重中国同僚们的情感和利益。他们在办学理念上强调服务本土社会,但在实践上却质疑本土群体的能力和信仰,不愿放弃领导和监护大学运转的权力,在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上排斥本土师生的深度参与,明显表现出不信任本土人士的特点。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心态不仅使得齐鲁大学内部中外隔阂明显,校内纷争不断,而且使得大学本土化的战略缺乏来自中国本土社会的实际支持,本土化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李彬[9](2015)在《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文中研究指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新闻变革似有一种正反合的三部曲:八十年代高度政治化、九十年代去政治化与新世纪以来再政治化。文章由此政治视角审视了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系列演化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在纷繁复杂、众语喧哗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梳理归结中国新闻变革之轨迹、踪影与脉络。
贾佳[10](2015)在《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的视角》文中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大学在本质上并非只是横向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一类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于一体的社会机构,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家大学机构的文化实体。以此为据,可将“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界定为以中国文化为根基,以“文化传承者”为实践主体,所形成的使中国大学之为中国大学的根本性特征。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机制——“中国文化——‘文化传承者’——中国大学”为分析框架,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近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通过对“文化传承者”文化性格的历史考察,以捕捉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外在表征及其得以延绵至今的内在因素,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站在历史的视角,本文梳理、分析和归纳了自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在社会变迁中的发展脉络,不仅注重对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社会背景的描述;更注重对“活”着的中国文化,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文化传承者”所持有的文化观念与大学观念的分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典型特征的归纳;还涉及对各历史时期几所具体中国大学的文化解释。所研究内容涵盖了晚清、民国、建国头十七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社会背景、具体表征以及形成机制。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历史特征为基本依据,本文对中国大学发展阶段大致归纳如下:从中国大学诞生到清朝灭亡是“中国式大学”阶段,此时期的中国大学主要为维护晚清政权而设,受晚清士大夫控制,文化性格最为浓厚,主要以“忠君尊孔”、“学仕一体”以及“经学为本”为鲜明特征;整个民国时期是“中国的大学”阶段,在民国大学校长的主导下,此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呈现出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态势,表现出“厚德载物”、“有容纳大”、“文实并包”以及“天下为公”等典型特征;建国头十七年是“中国特色的大学”阶段,由于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中国大学的革命性与政治性尤强,主要特征是“以民为本”、“以党治校”以及“思想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正在酝酿与形成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模式——“大学的中国模式”,并且初步呈现出了“以人为本”、“人文立身”以及“宁静致远”等较好的文化发展趋向。目前中国大学正处于由“中国特色的大学”到“大学的中国模式”的过渡性阶段。通过历史性论证,足以证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内发”而“人为”,自晚清以来大体未有中断,虽则其间屡有“转折”与“变通”。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发展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时代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兼具。对于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历史研究,除却“同情之理解”更有必要进行价值澄清,以拨正裹挟于历史浪涛中的各种扭曲特征或其偏激倾向。通过历史性省思: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在形成过程中主要涉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以及知识分子与政府等特殊矛盾;同时在本质上,各历史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特征万变不离其宗,皆可在“道德本位”、“人文精神”以及“士的传统”等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得到诠释。由此而论,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经验在于协调各种特殊矛盾兼以最大可能的坚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汲取历史的经验并结合现实的需要,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建构不但必要而且可能。理论上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就是各种优秀的中国文化特质的集合体;“大学·学者·政府”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特殊场域,而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决定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理想建构的关键因素。如果说,“好”的文化信仰是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内在灵魂,那么大学、学者与政府之间的独立与协作则是中国大学坚守灵魂的外部工具。当自由的学者主导中国大学,目的就会支配手段,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可能,大学的中国模式可待;当政府凌驾于学者之上操纵中国大学,所谓的文化性格难免陷入泛政治化的窠臼,距离真正的中国大学愈远。
二、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学术着作——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学术着作——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论《春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和创新点 |
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许地山与《春桃》 |
第一节 他的信仰 |
一、宗教学者的宗教观 |
二、逐步成长的宗教观 |
第二节 宗教世俗化的践行者 |
一、宗教世俗化 |
二、“人的文学”与宗教世俗化的殊途同归 |
第三节 春桃的落花生精神 |
一、落花生精神的实质 |
二、《春桃》的落花生精神 |
第二章 《春桃》与春桃 |
第一节 “为人生”的解答 |
一、超凡入圣和超现实 |
二、“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三、生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 |
四、第三条路如何走下去? |
第二节 她的性格 |
一、她的倔强 |
二、她的洒脱 |
三、她的“逞强” |
第三节 她的爱情 |
一、夹缝中的爱情 |
二、爱情“初学者” |
三、她的“女儿心” |
第四节 她的理想 |
一、怎样才算是个“人”? |
二、战斗的梦想 |
第三章 希望的呐喊 |
第一节 人性的光辉 |
一、人性与人心 |
二、后“穷则独善其身”时代 |
第二节 真正的解放 |
一、“活着”和“生活” |
二、话语权 |
第三节 精神的引领 |
一、强大的精神力量 |
二、破与立的重大意义 |
三、会燎原的星火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小结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一) 办学方针 |
(二) 营建方面 |
(三) 设备方面 |
(四) 院系建制 |
(五) 师资延聘 |
(六) 校务行政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小结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四) 经济问题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四) 护校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二) 成因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3)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中国当代艺术的定位 |
第一节 中国当代艺术的逻辑起点 |
一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现代性理论向度 |
二 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与后现代及前现代之维 |
三 当代艺术之于“观念艺术” |
四 当代艺术中的别现代性思考 |
第二章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表情复制与面具表达 |
第一节 表情复制与面具表达 |
一 张晓刚作品中的表情“脸”形态 |
二 岳敏君作品中的表情“脸”形态 |
三 方力钧作品中的表情“脸”形态 |
四 曾梵志的“面具”表达 |
五 “面具”与“非面具” |
六 面具背后的天价神话 |
第二节 脸的角色与面具表达 |
一 面具 |
二 人脸 |
三 面具与人脸 |
第三节 从表情凝固、复制到面具表达 |
一 表情的凝固与面具生成 |
二 面具的隐藏与伪装 |
三 面具之后:遮蔽与彰显 |
四 从信仰崇拜到自我偶像 |
第四节 本雅明、安迪·沃霍尔与当代“面具” |
一 “灵韵”的消失与“面具”的返魅 |
二 重复的艺术与光晕的嬗变 |
三 由本雅明到当代艺术的技术嬗变与艺术革新 |
四 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异质同构 |
第三章 中国当代艺术中面具化的多样性面孔 |
第一节 冷漠与僵滞:张晓刚的“中国人”面具及其审美形态 |
一 千人一面的阿尼玛、阿尼姆斯与伪个性化 |
二 意识形态、集体无意识与“压抑”的潜文本 |
三 关于“沉默”的体验和“僵滞”的表达 |
四 “中国人”面孔 |
第二节 怪诞与可怖:岳敏君的“傻笑人”面具及其审美形态 |
一 玩世写实主义的灵魂狂欢 |
二 用偶像亵渎偶像的文化批判 |
三 可笑的理想主义与悲观的现实主义 |
第三节 泼皮与体道:方力钧的“光头”面具及其审美形态 |
一 入世的“光头”面具对崇高与英雄的消解 |
二 体道的“婴儿”与几道于水 |
三 天人合一的现世救赎 |
第四节 异化与空洞:曾梵志的“假面”面具及其审美形态 |
一 面具符号的标准化与非标准化 |
二 面具符号的寓言精神 |
三 空洞化了的世界和严重萎缩的利比多 |
第四章 当代艺术中的面具化手法、功能分析 |
第一节 戏仿(Parody):波普偶像与互文本 |
一 戏仿与“互文本” |
二 戏仿内在的“图底”机制 |
三 对戏仿与恶搞现象的反思 |
第二节 反讽(irony) :伪装与悖论 |
一 反讽概念的一般化 |
二 当代艺术中反讽的多重面孔 |
三 当代艺术中反讽之来路与归途 |
第三节 隐喻(metaphor):“面具”的本体、喻体与喻底 |
一 当代艺术的隐喻功能 |
二 隐喻:面具的表征策略 |
三 隐喻产生的现实基础 |
第四节 反思与批判 |
一 以“丑”的形态进行“面具”化自我表达 |
二 以“真”的思考介入社会现实 |
三 “面具”的所指:反思与批判 |
第五章 面具艺术:形式与记忆的中国表达 |
第一节 艺术形式的中国式改造 |
一 集中西方审美风格于一体的线条 |
二 具有中国审美意蕴的色彩 |
三 汲取中国古典美术风格的构图 |
四 “面具”艺术手法的中国化表达 |
第二节 拼凑:艺术手法的中国式创新 |
一 中国式“拼凑”产生的机制与内在结构 |
二 当代艺术中“拼凑”的特征与表达效果 |
三 “拼凑”背后:自由游戏与人文理想的丧失 |
第三节 具有中国特色的记忆与反记忆 |
一 记忆与技艺的渊源 |
二 有关“记忆”的本质问题 |
三 以视觉经验构筑记忆的想象和情感 |
四 “面具”的符号记忆 |
五 当代艺术馆、艺术展的视觉“集体记忆” |
第四节 当代艺术的中国哲学基础与中国观念表达 |
一 西方之哲学、美学与艺术的影响 |
二 中国传统儒、道、释思想合流的影响 |
三 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资源 |
第五节 当代艺术的民族身份认同 |
一 从“去中国化”看中国当代艺术的西化本质 |
二 从“去中国化”到同质多样中的“中国性” |
三 建立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三、概念界定、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动荡的国家和社会 |
一、政治背景: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 |
二、经济背景:萧条落后的经济状况 |
三、社会背景:紊乱失调的乡村社会 |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个人理想的双重作用 |
一、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冲击 |
二、教育家人生理想信念的驱动 |
第三节 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带动 |
一、西方教育理论的导入 |
二、欧美教育精英的访华 |
三、出洋留学活动的勃兴 |
四、官员的出国教育考察 |
第二章 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之籍贯分布 |
一、民国教育家籍贯的整体分布:以江浙两湖为渊薮 |
二、民国教育家籍贯的院校分布:以国立大学为重点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地缘关系及其交往 |
一、结交同乡:教育交往活动的初始网络构建 |
二、依靠同乡:个人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
三、相互扶持:-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患难与共 |
第三节 教育家地缘交往之利弊得失 |
一、地缘交往之利:易于建立信任度较高的人际关系 |
二、地缘交往之弊:容易形成势力膨胀的教育帮派 |
第三章 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 |
第一节 留学教育与教育家学缘交往的勃兴 |
一、留学之风的强劲吹起 |
二、留学教育精英的崛起与学缘认同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学缘关系及其交往活动 |
一、师生交往活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二、同窗学友之谊:“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
三、同事交往活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第三节 学缘交往的特点及评价 |
一、广而持久,有情有谊 |
二、阶段存在,或延或断 |
三、彼此独立,和而不同 |
第四章 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 |
第一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个体间交往 |
一、教育交往活动之缘起与展开 |
二、对交往双方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第二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群体性交往 |
一、联合发起:社团创办的集体力量 |
二、社团年会:多方互动的时空场域 |
三、诗与远方:交往互动的意义生成 |
第五章 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 |
第一节 陈鹤琴与师长的交往及其特点 |
一、大学师长:厚爱与熏染 |
二、哥大师长:感召和互助 |
第二节 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网络的构建 |
一、求其友声: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交往网络之构建 |
二、精神领袖: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中的角色和地位 |
三、国际展现:交往网络在国际舞台上的向外拖延 |
四、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的主要特征 |
第三节 提携与厚爱:陈鹤琴与学生晚辈的交谊 |
一、校园活动中增进师生了解 |
二、业余交往中联络师生感情 |
三、携手教育中升华师生情谊 |
第六章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 |
一、书信往来 |
二、学术交流 |
三、工作交往 |
四、社团活动 |
第二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特点 |
一、交往活动的多样化 |
二、基于志缘交往的相对持久性 |
三、教育交往网络的向外延展性 |
四、由地缘交往向志缘交往转变 |
第三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因素 |
一、距离的远近是影响教育家交往的重要因素 |
二、个人专长的互补性影响交往活动向外拓延 |
三、交往活动受政治局势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的成效 |
一、从制度到实践,推进民国教育现代化变革 |
二、从青涩到成熟,促进民国教育家自我生成 |
三、迈向社群生活,推动教育学术共同体形成 |
四、谱写真情华章,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战后国共两党在天津的学生导控与教育救助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学术史的回顾与述评 |
第二节 现有研究之不足与突破点 |
第三节 资料基础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战后天津的社会局势、教育甄审与流亡学生涌入 |
第一节 “中央来了”与接收乱象 |
第二节 教育甄审之出台与运作 |
第三节 流亡学生涌入与救济 |
第四节 学潮的节奏与变奏 |
第二章 中共地下党在天津的学潮策划与积极推进 |
第一节 天津地下党的组织结构与演变 |
第二节 反甄审运动的兴起与延伸 |
第三节 沈崇事件波及天津 |
第四节 五·二〇运动前后 |
第三章 “重演五四”:助学运动开展的社会背景与地方反应 |
第一节 青年学子生活维艰 |
第二节 “当局不管、咱们来办” |
第三节 青年学生救济委员会救助与配合 |
第四节 阻止助学运动和学潮情报获取 |
第四章 模式转变:天津市奖助优秀清寒学生运动的筹办与动员. |
第一节 前期宣传与各界因应 |
第二节 奖助基金的募集情况和社会动员之技术 |
第三节 奖助运动的性质及与救济特捐、自卫特捐之关系 |
第四节 学生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学潮再起 |
第五章 战后国共两党学生导控与教育救助政策的比较与反思.. |
第一节 争取青年:助学模式的近代演变 |
第二节 国共政争背景下的青年学生向背 |
第三节 学生运动的集体抗争与两党实施导控的紧迫性 |
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运动型模式与底层政治 |
结语:青年学生、革命话语与教育体制的总体考察 |
第一节 地方性案例的意义局限与历史实相 |
第二节 民意基础与政权移转的区域史解释 |
第三节 战后社会秩序与革命话语的延续 |
第四节 现实思考:青年学生政策的惯性与变革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 关于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研究 |
(二) 关于近代学人与政治的研究 |
(三) 关于钱穆的研究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中的书斋学者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中的政治思潮 |
一、自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
二、转型的困境 |
三、对于未来道路的争议:转型背景下的几种社会文化思潮 |
第二节 早年的学术积淀 |
一、短暂的求学生涯——早年传统教育与新式学堂 |
二、执教中小学——学术积淀与萌发 |
第三节 与北平知识界的和合与游离 |
一、近代中国知识界与“政制救国” |
二、北平执教 |
小结 |
第二章 战火中的爱国学者:从史学角度解读传统政治 |
第一节 国难中书就《国史大纲》 |
一、辗转西南着史报国 |
二、以国史解读传统政治文化 |
第二节 转捩文化研究 |
一、执教齐鲁 |
二、扛起传统文化的旗帜 |
三、走出学斋 |
四、短暂的学术游离期:再度沉寂为学人 |
小结 |
第三章 流亡中的文化斗士:投身教育和社会实践 |
第一节 新亚学校与新士人之培养 |
一、初次办学的困窘 |
二、发展新亚 |
三、游学欧美体认中西文化差异 |
第三节 流亡学者政治文化活动 |
一、50年代初期香港局势 |
二、评议近现代政制 |
三、学术与政治的合作 |
第三节 新士人之实践 |
一、新亚教育 |
二、无奈辞职与重返学术 |
小结 |
第四章 孤独的传统续脉者:以文化比较阐扬政治理想 |
第一节 “国士”的政学分离 |
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二、归宗理学与心性修养 |
第二节 回归中西比较 |
一、中西文化本源的差异 |
二、政治文化内核差异 |
三、多统而分裂的政治格局 |
第三节 晚年学术整理及与友人的学术合离 |
一、晚年目盲与学术整理 |
二、与同时代学者之思想差异 |
小结 |
第五章 以“三民主义”建构新政治 |
第一节 “民族主义”:自根自本的“中国式民主政治” |
一、中国式民主政治 |
二、“公忠不党”与政党政治 |
三、“以德望镇群伦”的元首制度 |
四、自主自由的教育制度 |
第二节 “民权主义”:选贤与能 |
一、选举、考试与民权 |
二、“选贤与能”与“平权” |
三、新国会 |
第三节 “民生主义”:农村自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7)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意义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时代境遇与思想根源 |
第一节 基督教进入宁波 |
第二节 美国长老会在宁波的早期活动 |
第三节 丁韪良入甬与谢行栋受洗 |
一、丁韪良来华 |
二、谢行栋受洗 |
第四节 严父谢志禧 |
第五节 谢颂羔的童年 |
小结 |
第二章 文化人格的形成 |
第一节 从育英书院到东吴大学 |
第二节 赴美求学 |
第三节 爱情与奋斗 |
小结 |
第三章 人生实践的过程及结局 |
第一节 初返祖国 |
第二节 加入广学会 |
第三节 经历"一·二八" |
第四节 "既能说,又能行" |
第五节 面对日本侵略者 |
第六节 转战成都 |
第七节 抗战胜利之后 |
第八节 1949年后的活动 |
小结 |
第四章 人生的拓展 |
第一节 与翻译出版界人士的交往 |
第二节 与教育文化界人士的交往 |
第三节 与丰子恺及弘一法师 |
第四节 与其他人士的交往 |
小结 |
第五章 文化理想的三个维度 |
第一节 对基督教文化的吸收 |
一、对基督教与科学的认识 |
二、与时俱进的基督教思想 |
三、对"人格救国"观念的发展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 |
一、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
二、对其他宗教的态度 |
第三节 宗教教育与人格的养成 |
一、人类离不开宗教 |
二、宗教教育为人格教育之本 |
小结 |
第六章 着译实践及其思想意蕴 |
第一节 编辑杂志 |
第二节 翻译工作 |
一、宗教类书籍的翻译/ |
二、对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作品的译介 |
第三节 文学创作 |
一、谢颂羔的文学观 |
二、散文创作 |
三、小说创作 |
小结 |
第七章 教育实践及其思想意蕴 |
第一节 编写教材 |
一、编写教材概况 |
二、所编教材的特点 |
第二节 为青少年提供读物 |
一、编译读物概况 |
二、《学生们的故事》 |
三、其他读物 |
第三节 英语教育工作 |
一、教授英语的目的 |
二、关于写作 |
三、关于阅读 |
四、编撰词典 |
五、与学习者互动 |
小结 |
第八章 社会启蒙实践的一种范式 |
第一节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
第二节 谢颂羔的启蒙方式 |
第三节 对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贡献 |
一、公民观 |
二、妇女观 |
三、家庭观 |
小结 |
余论 |
一、内部的他者 |
二、时代与命运 |
三、现代化的理想与追求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谢颂羔年谱 |
附录二:谢颂羔作品系年(着译类) |
附录三:收录谢颂羔姓名或作品的部分工具书及着作 |
附录四:谢颂羔的相关照片 |
后记 |
(8)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论文思路与史料依托 |
第一章 立案前后的齐鲁大学 |
第一节 中国现代大学体系的本土化 |
第二节 齐鲁大学海外立案 |
第三节 齐鲁大学在华立案 |
第二章 走乡村服务的道路 |
第一节 北美大学的服务趋向 |
第二节 齐鲁大学的办学理念 |
第三节 向上走与向下走 |
第四节 乡村建设的初步运行 |
第三章 面向本土的医疗服务 |
第一节 拯救身体 |
第二节 传播福音 |
第三节 公共卫生事业的推展 |
第四节 以服务为导向的教育理念 |
第四章 抗战时期的两校区 |
第一节 校方抉择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济南医院 |
第三节 沦陷区的乡村服务教学与实践 |
第四节 "齐大是中国的" |
第五章 内战期间的生存与发展 |
第一节 乡村服务路线的再强化 |
第二节 艰难维系与仓皇南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主要外国人名汉译表 |
附录二 齐鲁大学部分出版物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由 |
二、文献综述 |
三、相关概念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大学的文化寻根 |
第一节 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一、中国文化的要义 |
二、中国大学的堂奥 |
三、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
第二节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社会基础 |
一、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历史根基 |
二、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现实基础 |
第三节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之基 |
二、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桥梁 |
三、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之果 |
第二章 晚清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兴起 |
一、洋务运动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萌芽 |
二、戊戌变法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诞生 |
三、清末新政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发展 |
四、晚清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总特征 |
第二节 晚清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晚清士人与中国文化 |
二、晚清士人与中国大学 |
三、晚清士大夫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三节 晚清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解析——以京师大学堂为例 |
一、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理念 |
二、京师大学堂的制度设计 |
三、京师大学堂的文化符号 |
小结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发展 |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二、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三、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四、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发展的总特征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民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 |
二、民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大学 |
三、民国大学校长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三节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解析——以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为例 |
一、北京大学文化性格解析 |
二、清华大学文化性格解析 |
三、西南联大文化性格解析 |
小结 |
第四章 建国头十七年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一节 建国头十七年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变革 |
一、“全面苏化”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二、“双百方针”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三、“大跃进”时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四、建国头十七年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发展的总特征 |
第二节 建国头十七年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执政党人与中国文化 |
二、执政党人与中国大学 |
三、毛泽东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三节 建国头十七年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解析——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 |
一、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理念 |
二、中国人民大学的制度设计 |
三、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化符号 |
小结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演进与中国大学的繁荣 |
一、思想解放时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二、经济时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三、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 |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总特征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路径 |
一、新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 |
二、新知识分子与中国大学 |
三、大学校长与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解析——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 |
一、华中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 |
二、华中科技大学的制度设计 |
三、华中科技大学的文化符号 |
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省思与建构 |
第一节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省思 |
一、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类型 |
二、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特征 |
三、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经验 |
第二节 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建构 |
一、为何建构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 |
二、如何建构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 |
三、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是什么 |
第三节 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逻辑 |
一、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需要什么样的学者 |
二、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
三、政府在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中应该何为 |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一本很值得一读的学术着作——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春桃》[D]. 王书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2)
- [2]“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3]中国当代艺术的“面具”现象研究[D]. 关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4]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5]战后国共两党在天津的学生导控与教育救助研究(1945-1949)[D]. 王旭. 南开大学, 2018(05)
- [6]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D]. 沈文博.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7]将天国建在人间—谢颂羔(1895-1974)的文化理想与人生实践[D]. 赵晓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8]向何处走—齐鲁大学发展路径研究(1927-1949)[D]. 马琰琰. 山东大学, 2017(08)
- [9]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J]. 李彬.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
- [10]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的视角[D]. 贾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3)